經驗與教訓
作為失敗者，崇禎的命運是悲劇性的；作為勝利者，李自成的命運也是悲劇性的，二者零和式的內耗則成就了滿人入主中原的勃勃雄心。有趣的是，三方的悲喜結局竟在明末甲申年中不期而遇。郭沫若看中了這一年份的特點，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說「甲申年總不失為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年」。溫故可以知新，時隔60多年後，我們重溫明末甲申年及其前後事件，會在如下三方面有新的體會和總結。
民族統一戰線。面對風雨中飄搖的明政權，崇禎自我解脫地說：「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明末「亡國之象」中自然有天的因素，但更有人的責任；在後者中，今天再看，明末農民軍不能認清矛盾的時代變化，在滿漢民族矛盾上升的時候沒有與崇禎捐棄前嫌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是導致李自成與崇禎在甲申年雙雙倒在清人腳下的關鍵原因。
有比較意義的是，儘管崇禎和三百年後的蔣介石都主張「安內方可攘外」，但在崇禎的「內心深處仍是攘外重於安內」，而蔣介石則正好相反。在滿漢民族矛盾上升、漢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下降的時期，與蔣介石比較，崇禎更能從政治的高度，以極寬廣的胸懷看待抗清民族統一戰線問題；只是不逢天時，崇禎面對的是李自成這樣具有濃重「流寇主義」情結的農民武裝，這使他的抗清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不可能有任何推進。比較三百年後同期的毛澤東，在國土淪喪、中華民族陷入危機之際，他卻能迅速抓住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造成的歷史機遇，逼使蔣介石與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中國共產黨成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中流砥柱，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戰爭中得到了空前壯大，成為決定中國政治前途的根本動力。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與此相反，三個世紀前的李自成則因其反覆透支性詐用崇禎的階級和解政策，致使雙方愈挫愈奮，內耗日深並最終在「兩者不肯相舍」的廝殺中於明末甲申年（1644年）為清人「得而並禽之」。
這段相隔三百年的關於民族統一戰線的反正兩方面的教訓和經驗對未來中國具有永恆的指導意義。今天，中國已經崛起於世界的東方，這引起西方反華國家的圍攻，甚至剿殺。2010年4月15日，美國總統歐巴馬接受澳大利亞電視臺採訪時說：「如果10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地球資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歷史，尤其是明末甲申年及其後來的中國歷史表明，如果沒有內亂及由此產生的中國內部分裂，外來力量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是無可奈何的。大概也是基於這樣的經驗，毛澤東建國不久就告訴我們：「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堅持國家統一高於一切，大概也是毛澤東「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所包含的重要內容之一。
地緣政治。毛澤東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並不意味著毛澤東拒絕李自成的成功經驗。比較李自成流動作戰和毛澤東紅軍長徵的路線，我們會發現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點是他們都注意對中國地緣政治規律的研究：在低潮時均沒有選擇入川尋求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動折師北上、進入貼近中原的陝南商洛山和陝北高原蟄伏，並由此再度崛起，隨後便長驅直入北京。
三百年間與此相反的人物是張獻忠和張國燾。張獻忠與李自成分離後轉戰中原，於1640年和1644年兩度步諸葛亮後塵由江淮西向入川並立都成都作偏安選擇，張獻忠本人連同他的政權於1646年被清軍剿滅。由此後推三個世紀，毛澤東與張國燾於1935年6月也發生過南下還是北上的爭論：當時毛澤東指出張國燾的南下方案「事實上會使一、四兩方面軍被逼退到西康地區……如果我們被敵人封鎖在這個地區，將成為甕中之鱉」；而張國燾則反唇相譏說，「我看蔣與川敵間矛盾極多，南打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甕中之鱉」。事後張國燾歸隊及中國革命在陝北成功的經驗已使毛張這場爭論的是非有了明確的結論；同樣的理由，當年李自成入川後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決策要遠比張獻忠入川作諸葛亮式的盤踞高明。今天再讀並比較這兩段歷史，可以進一步補充的結論則是，如果當年張國燾真與中央分裂併入川實行割據，其結局決不會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張獻忠更好。
「關外問題」。在李自成的「種種的錯誤」中，造成「後來失敗的大漏洞」因而最具顛覆性的錯誤恐怕就是從戰略上忽視「關外問題」對於新政權生死存亡的迫切關聯性。郭沫若批評說，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後因小事丟失山海關，「實在是太不通政略」。
可能問題還不僅於此。張學良在晚年談到明史時說：「明清是一體的，要知清史必先知明史。」事實上，清朝以後的中國歷史變遷並沒有擺脫明朝所經歷過的「患亂同出於關外，內變共成於陝甘」的規律。毛澤東注意到了這條政治變動規律，1949年初，在聽完周恩來「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這句話後，毛澤東補充說：「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毛澤東明白：腐敗在初取天下的農民政權那裡普遍存在，但並非都象李自成政權這樣甫立即亡；正是關外失控——而非僅僅是所謂新政權自身的「腐敗」——才是導致李自成敗退主要原因。
與李自成初取天下時面臨的形勢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建立，1950年6月東北亞便燃起了戰火——6月27日美國出兵朝鮮。遙望東北亞正在升起的戰雲，毛澤東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順政權因痛失關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訓。
儘管歷史進入20世紀，但「關外問題」——這時已轉變為東北亞問題——仍對中國政治穩定具有生死的意義。1937年3月，毛澤東在《祭黃帝陵文》中說：「琉臺不守，三韓為墟。」這是說琉球、臺灣和朝鮮半島之間齒唇依存的關係；但日本在1895年「甲午海戰」後竊取中國臺灣、1910年全面佔領朝鮮、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諸事件所展示的連貫邏輯同樣表明：「三韓」不保，中原為墟。朝鮮半島是中國——當然也是俄國——東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門洞開，且不論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國東北動亂及其對中國工農業經濟的影響，僅從地緣政治上及近現代歷史經驗看，都會直接威脅中國京畿重地，並對中國的整體穩定造成重大衝擊。事實上，郭沫若提出的「關外問題」並非始於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為中國政治穩定的「軟肋」：隋之後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全國性的長期戰亂，其爆發源頭多出自關外，在這一地區，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遞到作為政治中樞的北京。如果中樞對此反應無力或失敗，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權退至中國長江一線，其結果是要麼國家分裂，要麼政權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煬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識到但無力消除醞釀於東北關外的亂源，至明時東北亞已成為中國政治風暴持續發作的風口。
毛澤東說：「我們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如果熟悉自隋之後的中國歷史，就會明白毛澤東「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這句話所包含的歷史經驗。鑑於這樣的、尤其是李自成失敗的經驗教訓，在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毛澤東即作出「抗美援朝」的決定。此舉徹底杜絕了新中國重蹈李自成因忽視或失控於「關外問題」而功敗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美國出兵東北亞，毛澤東一改隋、唐遠徵為援助朝鮮的方式，借蘇聯的支持，出兵協助金日成一舉將「關外問題」遠遠推到「三八線」之外。中國東北、從而華北由此穩定至今。
毛澤東對中國歷史的洞察及正確的決策使新中國避免了李自成政權悲劇，但這並不意味著今後的中國可以永遠遠離這一悲劇。習近平同志說：「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複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這些「挑戰和問題」——比如曾被隋煬帝、唐太宗均意識到卻無力解決，明末乃至民國甲申年均遭遇到卻以失敗告終，最終由毛澤東圓滿解決的東北亞問題——將會不斷出現並需要我們回應，在這方面，我們還要學習毛澤東同志，從毛澤東戰略思想中汲取營養並向人民交出正確的答卷。
來源：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