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是離重慶人最近的世界文化遺產。
說它近，至少有三層意思：一是空間距離近，大足離重慶主城也不過區區五十餘公裡。二是時間近，以名列世界遺產而言，大足石刻1999年才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距今正好二十年；以鑿成時間而言，大足石刻主要為唐、五代、宋時所鑿造，與莫高窟、龍門石窟、雲岡石窟、麥積山石窟等比，晚了好幾百甚至近千年，換句話說，它反而就離我們更近。這樣一來，第三層意思也就順理成章了：作為「公元9—13世紀世界石窟藝術的最高水平、人類石窟藝術史上最後的豐碑」，大足石刻就內容而言，已經帶上了更多的世俗化生活氣象，更具人間煙火意味。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宗教文化本身的發展，也遵從著日益世俗化、從純粹精神領域重回世俗生活的價值走向。
這或許正是藝術評論家邱正倫和陶宏編著的《大足石刻的人類學密碼》一書的寫作「密碼」。該書是首次從人類學角度，對大足石刻這一享譽世界的宗教文化遺產、人類石刻藝術的理性解讀。我以為，這恰好把握住了大足石刻本身的藝術特質和審美特性，體現了對文化遺產的人文考察與辨析，揭開了宗教本質與人性之間的那層神秘面紗，讓「慈眉善目」的菩薩們重回人間，發出生活氣息濃鬱的世俗微笑。
馬克思認為，「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恩格斯也指出：「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採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可見，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認為，宗教是人類文化的一種特殊形式。所以，以人類學方式對大足石刻這一宗教文化產物進行解讀和闡釋，有方法論上的回歸與創新意義。
全書分為《大足石刻人類學漫談》與《大足石刻人類學研究》上下兩篇。與其他很多解讀大足石刻的圖書不同，作者並未單刀直入或就事論事，而是從重慶文化展開分析，為大足石刻的出場鋪墊了一個宏大的背景：江城、山城、石頭城，似乎隱約間對應著石刻的某種物質條件；紅巖文化、三峽文化、移民文化以及更古老的巴文化、巫文化，似乎又在揭示著石刻文化所應有的精神氛圍。通過這些背景「渲染」，作者想說明重慶是一片底蘊深厚的文化厚土。而對重慶的遠古巫文化進行的追溯，揭示了東方「巫文化」所具有的天人合一思維本質，順延而下，作者力圖找到大足石刻所表達的佛教東來之後日益煙火味的成因，也就是中華文化的「化外」功夫，佛教與本土的儒、道融合，漸漸走向世俗化色彩。隨後，作者以「時空之謎」「密碼之謎」解說佛教如何傳入東土，闡述古老的「易經」之卦象的內涵與象徵，從「文化符號」所表達的生命本真，揭示石刻藝術表達人的生命情懷，從「佛國之謎」揭示「佛陀世界」與人間萬象，從而在層層解構中，重構了大足石刻的人類學價值。
宗教及其宗教文化，當然表達著人類的生活圖景和心理願望。所以，在打開大足石刻所孕育的人類密碼之前，作者還找了一把「鑰匙」，那就是著名的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馬斯洛從人本主義出發，把人的需要分為五大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需要。總體說來，就是人類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佛教認為，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的，苦的根源在於各種欲望，要超越這樣的痛苦，就必須修行，以抵達對生老病死的超越。於是，從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出發，作者對大足石刻所包孕的人類學「密碼」進行了梳理和解讀。
正是基於這些理性認知，作者對大足石刻的代表性作品做了解讀和分析。比如對「父母恩重經變相」的分析，作者就體現出「文本細讀」的功夫，詳盡解說其中的濃鬱生活，讓玄奧的教義變得十分接地氣。再如「地獄經變相」中所反映的「十八層地獄」，作者也結合現實生活進行了通俗的解讀，揭示了「善惡報應」這一樸素的民間價值觀。
此外，該書對大足石刻中「牧牛圖」與禪宗、「圓覺洞」與東方智慧的比較分析頗為精彩。作者揭示了這樣一個文化史事實：禪宗是佛教來到中國之後，與古老的東方智慧碰撞，而主要由中國人「發明」的一種哲學表達；圓覺洞之所以呈現那樣的結構形態，也與東方文化密切相關，揭示了中國人所感知的「人與人、人與神、人與自然、人與自我內心終極理想間的關係」。
大足石刻之所以充滿東方世俗生活色彩，本書下篇《大足石刻人類學研究》給出了比較全面的概括。作者認為，大足石刻造像反映了「世俗民眾生活」，有著「連環畫式的生活場景」，因而體現了「世俗生活的豐富鮮活美」；石刻造像生動講述「孝道」，闡釋「善與惡」，強調「修行」，因而表達著「盡善盡美」的「倫理世俗化審美精神」。
本書給人的另一個強烈感受是：雖然有著看似高深的「人類學密碼」字樣，但該書並非「高頭講章」。作者邱正倫是有著多年創作經驗的知名詩人，行文十分自由而放鬆，充滿詩人的靈動表達。書中還穿插了作者的幾首詩，如充滿禪意的《水莊》系列；此外，作者還結合一些流行影視文化現象，對石刻所表達的人生意蘊做了解析。這樣書寫的目的，就是力圖更直接而親切地發出倡議：希望人們從惟妙惟肖的石刻藝術、從「慈眉善目」的菩薩身上，發現生活之美，擁抱世界，熱愛生活，珍愛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