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一鳴
2020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構建新發展格局，既要從供給端發力，也要從需求端著手。注重需求側管理，要把短期政策調節和中長期制度建設結合起來，在有效擴大投資需求的同時更加重視擴大消費需求，著力打通堵點，暢通循環，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
1.注重「需求側管理」，把短期政策和長期制度建設結合起來
立足構建新發展格局，注重需求側管理，主要是針對制約國內需求潛力釋放的結構性問題，以體制機制建設和相關政策調節為主要途徑，打通影響國民經濟循環的堵點和梗阻，有效釋放國內需求潛力，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這裡的需求側管理，不再僅著眼於逆周期調節，以短期宏觀政策為工具，調節需求總量，熨平經濟周期，而是更加注重完善體制機制，更有效挖掘內需潛力，把潛在的消費和投資需求激發出來，形成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
從我國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經驗看，主要是通過短期宏觀政策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亞洲金融危機後，外部需求大幅收縮，我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同時提出擴大內需戰略，通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發行長期建設國債，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扭轉投資快速下降勢頭，對衝外需下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巨大衝擊，外部需求急劇萎縮，出口和工業生產大幅回落，就業壓力明顯增大。我國提出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兩年新增4萬億元投資，並啟動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同時採取家電下鄉等舉措以擴大消費需求。
在這兩次應對外部衝擊的過程中，短期宏觀政策對擴大內需和緩解經濟下行壓力產生了重要作用。但僅依靠短期政策調整，難以形成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還會帶來後期政策消化的壓力。比如，通過短期政策促進產業投資，在遏制工業下滑的同時，也會增大後期產能過剩壓力，鼓勵汽車消費的稅收優惠政策，在刺激當期消費的同時，也會透支後期消費。更重要的，隨著發展階段和條件的變化，依靠財政大規模投入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投資的邊際效率會下降，還會增大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和潛在風險。可見，注重需求側管理，既要重視短期政策調節的作用，更要重視完善體制機制，加強制度建設，把短期政策調整和中長期制度建設結合起來，形成釋放內需潛力的可持續動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作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判斷，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戰略，按照「三去一降一補」和「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推進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改善了供求關係。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造成巨大衝擊。我國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率先實現經濟「V」型反彈。面對外部環境和國內發展條件的變化，我國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堅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同時注重需求側管理，強調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不搞大水漫灌，在採取適度的規模性政策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同時，合理引導消費、儲蓄、投資等方面進行有效制度安排，從制度建設層面推動形成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因此，注重需求側管理，要著眼於構建新發展格局，在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基礎上，通過完善體制機制和制度建設，持續有效釋放內需潛力，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2.「需求側管理」更加重視擴大消費需求
過去一個時期，我國需求側管理主要著眼於調節投資需求，通過引導地方政府和企業擴大投資，形成了比較行之有效的投資調控體系，但針對擴大消費需求的調控手段相對有限。隨著我國需求結構發生變化，依靠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空間明顯收窄。2015年以來，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穩定在60%左右，2018年和2019年分別為65.9%和57.8%，比資本形成總額貢獻率分別高24.4和26.6個百分點，經濟對投資的依賴度明顯下降，從投資驅動為主轉向消費驅動為主的特徵更加明顯，消費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2020年以來，我國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都走在世界前列。但經濟恢復仍不平衡，需求恢復滯後於供給，消費恢復滯後於投資。2020年前11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同比下降4.8%，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長2.6%，消費增速比投資增速低7.4個百分點。出現這種情況，既有疫情衝擊因素，也有多重深層次原因。
首先，疫情抑制消費傾向和未來預期。受疫情衝擊帶來的居民收入增長放緩等影響，居民消費傾向明顯下降，2020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實際增長0.6%，而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同比實際下降6.6%。在收入增長放緩的情況下，2020年前三季度居民儲蓄存款增加近10萬億元，明顯高於過去3年前三季度新增存款平均6.2萬億元的水平。究其原因，除了服務消費尚未完全恢復帶來的被動性儲蓄增加外，主要是預防性儲蓄增加的結果。
其次，居民負債水平上升擠出消費。近年來，居民個人住房貸款快速增長。2020年上半年，購房貸款餘額同比增長15.7%，居民部門負債水平繼續上升。居民部門負債水平上升，往往伴隨著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的回落，對最終消費會形成擠出效應。
消費恢復滯後，最終將傳導到生產和投資，影響經濟穩定復甦。消費恢復滯後於生產恢復，庫存就會增加，企業營收也會受到影響。在外需不確定性增加、投資仍受到製造業和民間投資恢復偏慢制約的情況下，推動經濟穩定復甦，應更加注重擴大消費。
近年來我國消費結構升級呈現一系列新趨勢，正在成為推動消費的重要力量。一是商品消費高端化。居民消費從注重量的滿足轉向追求質的提升，對產品質量、品質、品牌的需求日益提升，時尚、品質、節能、智能等升級類產品受到市場歡迎。二是消費結構服務化。實物消費佔主導的消費結構日益轉向服務消費佔主導的消費結構。2019年全國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佔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比重達到45.9%。通信服務、大眾餐飲、文化娛樂、休閒旅遊、教育培訓、健康養生等服務消費正在成為消費新熱點。三是消費方式網絡化。隨著行動支付普及率快速提升，網絡零售全方位融入居民生活，網絡消費規模持續擴大。2020年前11個月，全國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增長15.7%，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達到25%。四是消費群體年輕化。我國「90後」「00後」新一代消費群體，成長於網際網路飛速發展的時代，他們的消費理念和消費模式不同於上一代，相較於價格，他們更看重質量和性價比，追求時尚和品牌，樂於嘗試新鮮事物，成為催生新型消費的主力軍。五是城鄉市場融合化。隨著網際網路技術和網絡覆蓋範圍擴大，特別是國家對農村地區網絡建設的支持力度加大，網上零售持續向農村下沉延伸，改善了農村的消費環境。農村市場和城市市場更加有效連接起來，優質農產品通過網上銷售進入城市千家萬戶，成為消費增長的重要因素。
擴大消費，要適應消費變革和結構升級的新趨勢，提升傳統消費，培育新型消費，發展服務消費，以消費升級引領供給創新、以供給提升創造消費新增長點，持續增強社會再生產的循環，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
3.「需求側管理」要著力打通堵點和暢通循環
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經濟循環中，消費是終點也是新的起點，是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抓手，也是加快釋放內需潛力、增強經濟發展動力的著力點。2019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41.2萬億元，約為6萬億美元，接近美國6.2萬億美元的規模，2020年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零售市場，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將進一步顯現。加強需求側管理，重在採取有效措施，打通堵點，在合理引導消費、儲蓄、投資等方面進行有效制度安排，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撐。
第一，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著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著力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類生產要素由市場決定報酬的機制，探索通過土地等要素使用權、收益權增加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完善再分配機制，加大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調節精準度，促進城鄉居民增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第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統籌城鄉、可持續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穩步提高保障水平。實施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逐步實現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加大劃轉部分國有資本收益充實社保基金的力度。完善統一的城鄉居民醫保和大病保險制度，加快落實異地就醫結算制度。簡化社保參與、轉移、接續等手續，加快實現社會保障全覆蓋。
第三，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是購房買車、教育醫療、休閒旅遊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務消費的主力軍，是引領消費結構升級的中堅力量，對於擴大消費有強大支撐作用。必須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使其成為擴大消費的主力軍。
第四，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我國2.9億農民工已經佔到4.2億城鎮就業總人口的近70%，但農民工進城落戶仍面臨不少門檻。有研究表明，如果農民工按照城市居民消費方式消費，人均消費支出將增長27%。為此，應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加快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以釋放巨大的消費潛力。
第五，堅持「房住不炒」政策。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併舉的住房制度，完善長租房政策，改革住房公積金制度，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監管，嚴控信貸資金過多流向房地產市場，降低高房價和居民高槓桿對消費的擠出效應。
第六，鼓勵發展新型消費。加快培育網上零售、在線教育、網際網路醫療等消費新模式新業態，促進新型消費擴容提質。順應新型消費發展趨勢，加快出臺電子商務、共享經濟等領域相關配套規章制度，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體系，構建良好的消費環境。
第七，鼓勵擴大有效投資。繼續推進一批強基礎、增功能、利長遠的重大項目建設，推動企業數位化、智能化改造和設備更新。解決社會投資回報率低的問題，著力提高投資效率，鼓勵擴大民間投資，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引導社會資本參與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新型城鎮化建設，形成市場主導的投資內生增長機制。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2021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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