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已經快二十年了，寫畢業論文的時候，我偶然從一本書中讀到金克木的《為載道辯》。文章寫於1935年4月，跟當年錢鍾書《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和朱自清《詩言志辨》一樣，都是為了回應周作人名噪一時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不同於錢、朱以「詩」「文」分屬不同（「文以載道」「詩以言志」）反對籠統的言志、載道之分，金克木考察「言志」和「載道」的內涵，並舉周作人及其弟子的文章來解析，認為不可能做到毫不「載道」的「言志」，推出極端「言志」可能的悖論，思路清晰而銳利。忍不住好奇，我查了一下金克木寫作此文的年齡，差不多只有二十三歲，便暗自感嘆了一番。
青年金克木
1930年代之前，周作人經常提到「故鬼重來」，「我相信歷史上不曾有過的事中國此後也不會有，將來舞臺上所演的還是那幾齣戲，不過換了腳色，衣服與看客」，「淺學者妄生分別，或以二十世紀，或以北伐成功，或以農軍起事劃分時期，以為從此是另一世界，將大有改變，與以前絕對不同，仿佛是舊人霎時死絕，新人自天落下，自地湧出，或從空桑中跳出來，完全是兩種生物的樣子：此正是不學之過也」。「我最喜歡讀《舊約》裡的《傳道書》……『已有的後必再有，已行的後必再行。日光下並無新鮮事。』」不止周作人，魯迅所謂「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所謂「『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其實是許多年間，總是這一套，也總有人看，總有人Huazaa，不過其間必須經過沉寂的幾日」，說得不也是相近的意思？
後來的研究者，往往稱這思路為「歷史循環論的虛無主義」，但我總覺得哪裡不太準確，因其中雖有歷史循環的意味，但與相對主義導致的虛無卻有很大的差別。因這疑惑，看到金克木文章中的一段話，頓有豁然開朗之感：「周先生的思想是可以歸納成一以貫之的『道』的。然而正因為它是那麼單純，所以才那麼圓融，那麼觸類旁通無遠弗屆，因而便那麼艱於了解。例如周先生的歷史觀便是只注意一方面，即所謂『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的，但正因為不注意另一方面，所以才把這一方面看了個透徹，而要達到同樣的程度也就更不容易了。」「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出蘇軾《赤壁賦》，「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金克木取其文而遺其義，強調周作人自「不變」看待歷史與現實的眼光，與所謂的虛無主義根源不同。有了這觀察，幾乎可以勾勒出當時周作人的思想結構，並由此看出他此後的種種變化，論文很順利地寫完了。
原本以為這事已經過去，不料有天翻看金克木的集子，忽然在《改文舊話》中讀到一段話，心念一動：「抗日戰爭初期我在香港，傳言周作人投敵。我寫了一篇小文發表，說的是周作人的思想，意思是，如傳言屬實，周的思想中已有根苗。從他的文章看不出多少民族主義，倒能看出不少對日本的感情。不知怎麼，文章寫得不好，惹出一篇批評，說我是有意為周辯護。恰好我正在登這篇文章的報館，便去排字房找出原稿看。使我吃驚的是文中有不少罵人的話。那文風和幾十年以後盛行的大字報類似。這些話都被編者用紅筆塗抹又用墨筆勾去了，不過還看得出來。很明顯，編者不贊成我沒罵周作人，也不贊成那一位因此便罵我。這位編者久已是文壇上未加冕的『盟主』。我覺得他之所以成為『盟主』並非偶然。」
也就是說，《為載道辯》之後，金克木另有一篇文章談到周作人的思想，並由此推測他在抗戰開始不久後的表現。因為這一問題牽扯到周作人行事的依據，我一門心思找出這篇文章來。根據文中提示，「『盟主』是『左翼作家聯盟主席』的簡化。主席三人：魯迅、郭沫若、茅盾。文中說的是茅盾」，我查出茅盾曾於抗戰時期一度任《立報·言林》主編，而金克木曾在《立報》任國際新聞版編輯，則文中所說的「報館」為立報館無疑。不過，能找到的線索也就到此為止，因為金克木沒有提到那篇文章的名字，要調出當時的報紙一一翻檢推測，殆等於大海撈針，加之此後忙於生計，此事也就趁勢放下了。
這一放，就是十多年。去年，因為溫習金克木的部分文章，忽又看到《改文舊話》，就再次起意要找。幸得友人相助，並因香港文學網上資料庫的健全，不但找到了金克木提到的文章，還有對他文章的回應，以及他對回應的回應，三篇文章分別是《周作人的思想》（署名燕石），《「還不夠漢奸思想麼？」》（署名黃繩），《舊恨？》（署名燕石）。意外的收穫是，線索牽連著線索，居然又找出了金克木這一時期的其他幾篇文章
（除標明外，均署名金克木）
——《圍棋戰術》、《忠奸之別》（署名燕石）、《讀〈魯迅全集〉初記》、《歸鴻》（署名燕石）、《讀史涉筆》、《秘書——地獄變相之一》
（關於這批文章的發現過程及基本情況，請參祝淳翔《金克木香港佚文發現記》，刊2019年6月13日《澎湃·上海書評》，不再重複）
。
二
八篇文章，除《秘書——地獄變相之一》發表於1948年8月30日的《星島日報·文藝》，其餘均刊於1938年至1939年間的《星島日報·星座》。「星座」由戴望舒創辦並主持，作為老朋友的金克木為之寫稿，是順理成章的事。除《周作人的思想》外，這批文章金克木後來絕少提及，卻因為暗含著他此後寫作的某些重要特徵，顯得較為重要。
那段時間，金克木剛入新聞領域，還在不斷的學習過程中，抽空作文，實為不易。《談讀書和「格式塔」》中寫到的舊報館情形，應該就是他當時的體會：「從前報館裡分工沒有現在這麼細……那時的編輯『管得寬』，又要搶時間，要和別的報紙競爭，所以到夜半，發稿截止時間將到而大量新聞稿件正在蜂擁而來之時，真是緊張萬分。必須迅速判斷而且要胸有全局……要搶時間，要自己動手。不大不小的報紙的編輯和記者，除社外特約的以外，都不能只顧自己，不管其他；既要記住以前，又要想到以後，還要了解別家報紙，更要時時注意辨識社會和本報的風向。這些都有時間係數，很難得從容考慮仔細推敲的工夫，不能慢慢熬時間，當學徒。這和飯碗有關，不能掉以輕心。許多人由此練出了所謂『新聞眼』『新聞嗅覺』『編輯頭腦』。」功不唐捐，從這個經驗裡，金克木琢磨出一種「看相」「望氣」讀書法，提示讀書如何「但觀大略」——或許，在如今信息泛濫的情形下，如此讀書法更應重視？
扯得有點遠，回到那篇引起我尋找興趣的《周作人的思想》，果然提到了《為載道辯》，「我只要趁此時機，把三年（前）批評周作人及晚明言志風氣的論文中所沒有說的意思，補說出來」。其中，對「歷史循環」問題的補充是：「循環史觀是他的思想重心之一。從傳道書到尼採，都供給他這一方面的資源，因此他屢次聲稱自己思想黑暗，避不肯談。具著這樣歷史眼光的人，對眼前一切皆不滿，對眼前一切皆忍受，想會著『古已有之』以自慰，存著『反正好不了』的心以自安，這就是『自甘沒落』的原因，也是『烏鴉派』『敗北主義』的一個動機。對人類的觀察，過重生物學方面，忽視社會學方面，再愛好民俗學的對退化及殘存的現象的紀錄，都使這種歷史觀蒙上極黑暗的悲觀厭世的外衣。厭世而不死，就必然會無所不至的。」
文章提到了「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的思想來源，並以此為重心，考察了周作人的知識構成，即「對人類的觀察，過重生物學方面，忽視社會學方面，再愛好民俗學的對退化及殘存的現象的紀錄」，並由此推測其行為的必然方式，「對眼前一切皆不滿，對眼前一切皆忍受」，因而難免「無所不至」。與此相關，周作人另一個「很可注意而常被忽略的重要見解」，是民族平等：「愛鄉土的熱情與愛國並不完全是一回事，周作人是不愛國的，他不能愛一個國家，他甚至不能愛一個民族，尤其不能誇耀寶貴本國和本族。……周作人所經歷的辛亥革命中，種族國家主義曾佔重要地位。有經驗的反對意見是矯正不過來的，正像革命者反革命時就特別兇惡一樣……這一點發展起來，便有了嚴重的結果。既不歧視他族又加上痛感本族的劣點，還不夠『漢奸思想』麼？」何況，「周作人被人認做『親日派』是很久的事了。他曾經公開答覆過一次說他不配做，夠不上，可見他並不以『親日派』為恥」。此外，金克木特別指出，周作人「『親』的是『古日』而非『今日』」，而「這也是辛亥前志士的一般傾向」。
正因如此，金克木才在文章中說，「十八作家致周作人的公開信中，告訴他我們民族自抗戰以來已經表現得偉大而且光榮了，這是了解他的思想根據的話」。文中提到的十八作家《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刊於1938年5月14日《抗戰文藝》，相關內容如下：「我們覺得先生此種行動或非出於偶然，先生年來對中國民族的輕視與悲觀，實為棄此就彼，認敵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圖書，與世隔絕之人，每易患此精神異狀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態度之超然，深得無動於心之妙諦，但對素來愛讀先生文學之青年，遺害正不知將至若何之程度。假如先生肯略察事實，就知道十個月來我民族的英勇抗戰，已表現了可殺不可辱的偉大民族精神；同時，敵軍到處姦殺搶劫，已表現出島國文明是怎樣的膚淺脆弱；文明野蠻之際於此判然，先生素日之所喜所惡，殊欠明允。民族生死關頭，個人榮辱分際，有不可不詳察熟慮，為先生告者。」
十八位署名的作家中，頭一個就是茅盾，這也就怪不得他不贊成金克木「沒罵周作人」。金克木「覺得他之所以成為『盟主』並非偶然」，顯然是因為即便如此，茅盾仍然不贊成黃繩斷章取義地罵金克木——能在（包括自身在內的）複雜局面下把握取捨的分寸，確實難能可貴對吧？不過，或許是因為性格，或許是出於判斷，金克木當時雖跟茅盾近在咫尺，卻並沒有去「拜門」，此後也沒去「躬領教誨」，「儘管我很佩服他，從十來歲起就讀他的文章，得到不少益處，但自覺微末，不想有依附之嫌。到50年代我才見到他，都是在會上，沒有談話。我沒有改變過原先的看法，『盟主』不愧為『盟主』」。金克木寫完《周作人的思想》時，大概怎麼也想不到，他很快受到攻擊，主要不是因為沒罵周作人，而是文中提到了另一位「盟主」——魯迅。
三
《周作人的思想》要言不煩，頗能點出周作人思想的重心，可以提示我們不在周作人龐大的知識迷宮裡走失。只是，大概因為文章重分析而不是表態，尤其是提到了魯迅卻沒有讓人感到足夠的敬意，便引起了有人的反感——對已成定論的「正面人物」不夠知己，恐怕原本就比不批評「反面人物」更加危險。文中，金克木緊接著「正像革命者反革命時就特別兇惡一樣」寫道：「和周作人思想行動同源異流的魯迅也是如此。在他們的全集中，『黃帝子孫』『四千年文明』等等找得到麼？說這一類話時，他們用的什麼口氣？」黃繩據此立論，先以魯迅有全集而周作人則無，推定「指摘原是針對著魯迅先生一人，周作人是『陪葬』的」。接著話鋒一轉，不知從何處掘發出一段（或許是抽象意義上的）「舊恨」：「這位先生實在想把對於魯迅先生的攻擊，來洗刷周作人的罪惡；借『周作人事件』，來發洩他對於魯迅先生的舊恨。」
金克木當然不會認領不該自己接收的帳單，因此寫《「舊恨」？》一文回應，聲明自己「對於魯迅先生向來持尊敬態度，無論口頭筆下，我從來不曾對魯迅先生有過不敬的話。除了魯迅先生曾以文字啟發我的思想，致我到如今還自覺未能自外於他的影響，而且對他常感到肅然以外，我和他老人家毫無任何關係可言。其間絕沒有『恨』，尤其沒有『舊恨』」。隨後逐條駁斥對方的立論和論據，並表達了自己的不安：「我承認我的文章寫得不好，會使人看出我所沒有的意思；但我想還是那『舊恨』在作怪。那位先生斷定我與魯迅先生有『舊恨』，便是我對魯迅先生說話無往而不懷惡意……因為我有過批評周作人的文字，也有了敘述我對魯迅先生的了解的文字；在他帶著『舊恨」的眼鏡看起來，豈不是要把批評解作辯護而稱讚當作譏諷麼？」這裡說的「批評周作人的文字」當指《為載道辯》，「敘述我對魯迅先生的了解的文字」，則應是其時剛剛刊出的《讀〈魯迅全集〉初記》。
《周作人的思想》發表於1938年8月11日，《「還不夠漢奸思想麼？」》發表於同年8月16日，《讀〈魯迅全集〉初記》於同月17至19日發表（完成於8月1日），《「舊恨」？》則發表於21日。從時間線來看，金克木沒有看到黃繩文章後補寫關於魯迅的文章的可能。在金克木看來，大概先有了這篇關於魯迅的文章，只要不是刻意曲解，「把批評解作辯護而稱讚當作譏諷」，批評方的立論就應該站不住腳了吧？可在一個（或真或假而必定）狂熱的崇拜者面前，在一個確認「魯迅先生的生平功罪，已有定論，小丑的一槍，不會有作用的」人眼裡，金克木這篇看起來飽含深情且獨具識見的文章，恐怕仍然是未盡人意甚至需要大張撻伐的。
《讀〈魯迅全集〉初記》共八節，分三次刊出，17日刊一、二、三節，18日刊第四節，19日刊五、六、七、八節。或是金克木的有意拆分，或是編輯的精心安排，每次均有相對集中的主題。一、二、三節總論魯迅及全集的價值。第一節跳出單純的文學角度，確認《魯迅全集》「包攬了清末民初以來的思想以及五四五卅九一八時期的史實，我們可以把它看做當代的歷史的豐碑」。第二節讚賞《全集》體例一致，呈現出的「是講壇上的魯迅，是出現於群眾之前的魯迅」，「這是一個完整的活人，沒有殘廢，也沒有化裝，他不親切，只因為他並不是在內室而是在講壇」，因而「說他冷酷，說他瘋狂，說他刻薄，說他褊狹，都是忘記了這一點，妄以演說家戰鬥者的行為來武斷他的私人品性」。第三節說明魯迅行為一貫，「敢把自己整個顯現在人前」，「有站在街頭喊：『誰能向我投石？』的資格與勇氣……因為他敢於剜出自己的惡瘡，有正視醜惡的膽量」。
第四節居三次發表之中，先肯定蔡元培所說，魯迅「為中國新文學的開山」，隨後宕開一筆，言「新文學是新文化運動的支流，新文化是以思想改造為主，他卻正好是在思想上貫通中外承先啟後，秉承中國的學術風氣，又接受了西洋的思想潮流」。魯迅秉承中國學術風氣，是謂內啟，來於清末，「重公谷而抑左氏，主今文而斥『新』學，尊八代而卑唐宋（文章），伸釋氏而薄時文；而地理音韻之學亦一躍而登寶座，蓋欲求中古文化交流之跡，不得不究西北邊藩輿地，而音韻之成為學，亦正茁生於六朝譯經之時」。其接受西洋潮流，謂外鑠者，則源自法國大革命，並涉及俄國、日本和中國的社會與思想變革，因為潮流本身的新舊交替，接受者難免「一方面是信奉科學至上，卻又恐懼著機械毀滅了人性以及美知愛，一方面是堅持個人獨立自由，卻又意識到社會的羈絆與集體的未來。這種矛盾若伏在心中，表示出來的便是沉默的反抗與絕望的戰鬥，為已經失敗和不會實現的理想而努力」。
第五節從魯迅出生的地理環境，辨認出他具有「挾仇懷恨茹苦含辛至死不屈的反抗」的「越人的遺民氣質」，進而指出「魯迅卻不是一個民族或國家的遺民，而是一個失敗了的理想與革命的遺民」，並言其「後來似乎由悲觀的『遺民』轉為樂觀的『先驅』，實由於他悟出了『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突過了絕望自然又近於希望然而還是一條路線並沒有如無識之徒所謂『轉向』，不足為朝秦暮楚缺乏羞恥的人的藉口而正可表現一貫到底誓不變節的遺民的偉大」。第六節回應魯迅多作雜感而沒有留下不朽大作的遺憾，認為如此認識「未為卓見，因為他的雜感的歷史的價值，實在還超過其文學的價值。雜感文章的準確鋒利固空前絕後，而當時中國的社會尤其是文壇上的種種相，藉魯迅而傳留下來，更是歷史的偉業」，正與第一節所謂留下史實照應。第七節談魯迅的文學技術，推測「思想的深邃，內容的隱諱，典故的繁多，受西洋影響的句法的複雜周密，使魯迅的文章未必能不加註疏而為將來的青年看懂」。第八節是結語，並述作者與魯迅作品的因緣。
以上連篇累牘地引用，一是因為金克木這文章目前還很難讀到，一是文中對魯迅的幾點評價，即便放到現在也值得參考，甚至稱得上灼見。比如把魯迅的總體作品看做當代的歷史的豐碑，比如把魯迅放在新文化而不只是新文學的角度考察，比如把魯迅的雜感視為歷史的偉業，都頗能予人啟發。但或許正因為看得深，金克木並沒有把魯迅推舉為空前絕後，而是將其放在承前啟後的位置上來認識，謂其還稍稍缺乏一點建設性——「一個過渡時期的思想家，有兩副面孔：一、是表白將來的理想，作先驅者，畫烏託邦；一是批判現在的事實，當弔客，撞喪鐘。法國大革命前，盧騷演前一類的生角，伏爾德扮後一類的丑角。魯迅似伏爾德。照前面所說的中外兩派思想主流在中國匯合時所挾帶的東西說，中國思想界不能有盧騷。雖然只是正反兩面，但事實上中國思想界還缺乏，具積極建設性的，《社會契約》與《愛彌兒》的作者。魯迅往矣！來者如何？」——這是否已經足夠讓認魯迅為空前絕後者憤然了？
文章首尾，金克木各引了一句魯迅的詩，均出《辛亥殘秋偶作》。開頭用的是「曾經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結尾用的是「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鬥正闌幹」。或許前者可以表現魯迅「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熱腸，後者可以視為「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的過渡特徵。二者密不可分，沒有孰先孰後，而是這熱腸和過渡的特徵一起，構成了值得敬佩的整全的魯迅，正如金克木把他的想法交融在一起的這段話：「魯迅的思想未必有承繼者，魯迅的文章一定無傳人，魯迅的著作將有許多孩子們看不懂，只成為歷史的文獻，然而魯迅的精神願能亙古常新，直到阿爾志跋綏夫與安特列夫的世界消滅，武者小路實篤與愛羅先珂的世界到來時，永遠給未老先衰的青年以警惕，給老而不死的朽骨以羞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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