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17 15:08:44 | 來源：人民法院報 | 作者：陳璽
私貯之風尚
本文所言「私貯」，是關於古代私人持有貨幣過限的金融法律問題。資財積聚現象可謂自古有之，西漢元帝時貢禹曾說，五銖開鑄七十餘年，「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可見民間貧富之懸殊。在漫長的歷史時期，民間持有貨幣數量相當驚人，「藏鏹巨萬」（鏹，古稱成串的錢）「貲財巨億」等成為私室富藏之別稱。此處研究的「私貯」僅限定於私人合法持有貨幣領域，租賦、進奉、用度、官藏等所涉錢款，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私貯藏鏹，秘不示人。但徵諸筆記、傳奇、稗乘、雜著等，仍可窺唐代市井民間私貯之盛。唐時都中巨豪王元寶「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也」。（《開元天寶遺事》卷二）京城光德坊豪士潘鶻硉「遷貿數年，藏鏹巨萬，遂均陶、鄭」（《劇談錄》卷上）秦川富室某少年頗善經營，「歲獲美利，藏鏹巨萬。」（《唐闕史》卷上）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鏹千萬，商旅多賓之」。（《酉陽雜俎》卷一）「唐營丘有豪民姓陳，藏鏹巨萬。染大風疾，眾目之為陳癩子」。（《玉堂閒話》）上述資料雖屬巷議瑣語，虛實參差，卻可視作民間私貯富足的生動描摹。唐代除俸祿、帳簿、計贓等特定情況數據翔實外，民間私家持有貨幣數額無法詳知，且受盈虧、收支、用度等因素影響，私貯數額時常處於變動之中。
民間百姓持有一定數量的貨幣，本屬社會經濟生活之必然。然古代社會宏觀金融調劑手段相對有限，官府鑄幣投入與市場需求時常出現巨大差距。除盜鑄惡錢、銷錢逐利、稅賦徵納等因素以外，巨額私貯成為通貨緊縮、錢重物輕的另一重要因素。作為古代社會掌控財富的基本手段之一，民間私貯可謂積久成習。景雲初年，監察御史韓琬上言：「往家藏鏹積粟相誇，今匿貲示羸以相尚。」上述論斷足以證明，私貯貨幣是初唐百姓理財之常態，亦民間富足之表彰。
錢荒與私貯
伴隨著唐代經濟的發展，流通領域對於貨幣之增量需求不斷提高。商品與通貨比例失衡，出現了民間乏錢之「錢荒」現象。唐代錢荒成因較為複雜，其中，官方鑄幣匱乏是造成通貨短缺、錢重物輕以及民間私貯的根本原因。受開採數額、冶煉技術、鑄幣成本等客觀因素制約，唐代官方通貨投入數量持續不足。以開元末年為例，全國年鑄幣量僅三十二萬七千餘貫。天寶年間，諸州置九十九爐鑄錢，「每爐計鑄錢三千三百貫，年鑄錢量約三十二萬七千餘貫。中晚唐之際，官府開發銅冶，添置錢爐，各地錢監鑄錢數量有明顯增長。以桂陽監為例，元和二年，「置桂陽監，鑄平陽銅山為錢。」元和三年五月鹽鐵使李巽今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爐兩所，「採銅鑄錢，每日約二十貫，計一年鑄成七千貫，有益於民。從之。」此當為新增錢爐鑄錢數額。《元和郡縣誌》：「桂陽監在（郴州）城內，每年鑄錢五萬貫」，此當為元和年間桂陽監鑄錢總數，約為天寶時期單爐鑄錢數十五倍有餘。又如饒州鄱陽郡永平監，元和年間「每歲鑄錢七千貫」，亦較天寶時期單爐鑄錢數翻番。
高昂的成本是制約官鑄增長的根本原因。開元二十二年三月《議放私鑄錢敕》明言：「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由於鑄錢1000文，材料成本750文，另需「役丁匠三十」，工費開支尚需另計。由此，官府鑄幣幾無利可圖。同時，受礦業自然分布地理條件所限，中國銅冶錢監多置於秦嶺、淮河以南，高昂的運費成為提升鑄幣成本的又一負面因素。中唐之際，甚至出現本倍於利的尷尬局面。建中元年九月，戶部侍郎韓洄奏：「江淮錢監，歲共鑄錢四萬五千貫，輸於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至文宗末年，全國鑄幣數額大幅銳減。據《新志》記載：大和八年，「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新鑄錢數約為天寶時期的三分之一。終唐一代，由於官府始終無法在降低鑄幣成本方面取得根本突破，故鑄幣投入重量時常呈現乏力態勢。
民間私貯是促成唐代錢荒的重要因素，巨賈官僚掌控財富數額相當驚人。開元二十二年三月，「沒京兆商人任令方資財六十餘萬貫。」按照前述開元末年年鑄錢三十二萬七千貫計算，任令方私人掌握的現錢數量接近國家兩年鑄幣總和。中唐以後，社會財富繼續向權貴富豪階層積聚，富豪私貯甚巨。大曆初年，路嗣恭誅殺廣州商戶，「前後沒其家財寶數百萬貫，盡入私室，不以貢獻。」《玉泉子》記昭宗時，定州巨富王酒胡「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上述資財雖盡非現錢，但民間資財分布狀態，亦由此可見一斑。巨額現錢長期藏於民間，此與官錢不足、銅錢外流、銷錢鑄器等不利因素相互作用，「錢荒」爆發已成必然之勢。
建中三年以後，政府推行兩稅改革，百姓以錢納稅，加速市面通貨積聚速度，長吏、節將更「有藏鏹滯帛以貽子孫者」。錢重物輕，誘使大量鑄幣滯於民間，久藏不出，造成通貨匱乏，輕重失衡。原本奇缺的通貨更顯匱乏，最終對唐代自然經濟的主體地位構成嚴重衝擊。總之，唐代「錢荒」與私貯互為因果，相互為用：錢貨日重，谷帛價賤，豪民囤積求利，民間私貯遂盛；藏鏹不出，市易阻滯，錢荒因此漸成痼疾。錢愈少，民愈藏；民愈藏，錢更荒。因此，錢荒是刺激私貯的重要因素，私貯盛行使錢荒問題更加嚴峻，並直接促成唐代錢貨立法之重要轉向。
私貯之法禁
民間私貯積累至一定程度，勢必對金融秩序、經濟安全乃至政治架構產生深刻影響。唐代對於私貯問題的法律調整，主要集中於政策研判、鼓勵流通和限制私貯三大領域。
（一）政策研判
限制私貯政策是抑商傳統在社會財富分配領域的直接表現，玄宗先天至開元時期，貨幣立法主要致力於惡錢治理，並已開始關注私貯問題。先天元年，因惡錢與私貯綜合作用引發的物價波動問題，已初現端倪。天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諫議大夫楊虛受針對惡錢濫行與藏鏹不出的問題，進呈上《請禁惡錢疏》。楊氏對於「私鑄」與「私貯」迭相為患的判斷，並未引起當局足夠重視。《冊府元龜》曰：「書奏，付中書門下詳議，以為擾政，不行。」另一方面，楊虛受並未提供破解私貯之良策。唐代首次對私貯問題的法律規制，可溯至開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鑄造銅器詔》：
故有盜鑄者冒嚴刑而不悔，藏鏹者非倍息而不出。今天下泉貨益少，幣帛頗輕。欲使天下流通，焉可得也。且銅者餒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於器用，又不同於寶物，唯以鑄錢，使其流布。宜令所在加鑄，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斷私賣銅錫。仍禁造銅器，所在採銅錫鉛，官為市取，勿抑其價，務利於人。
顯然，開元中期，「私鑄」與「私貯」仍是困擾唐代金融的兩大痼疾。開元十七年詔之核心內容在於強調源頭治理，通過控制銅錫交易、遏制私造銅器等，保障官方鑄錢原料供給，增加官鑄物資保障，其意義主要在於防止民間私鑄犯罪蔓延。而對於私貯問題，卻未提出具體的應對措施。其實，《禁鑄造銅器詔》的上述做法，恰是正確認識私貯問題本質屬性的重要表現。民間藏鏹本身是社會財富積累和積聚的必然產物，若豪民富賈利用巨額現錢控制物價，漁利百姓，官府自當採取措施予以懲禁。但是，對於百姓持幣過限之原因和影響，不可一概而論，更不應採取強制或脅迫措施。歸根結底，官府應在充盈通貨和平抑物價方面有所作為，通過振興財政，延攬民心，從而根本控制民間私貯問題的惡化。
（二）鼓勵流通
「錢是通流之貨，居之則物以騰踴。」民間私貯已對社會經濟發展構成嚴重威脅，以至官府被迫對此予以規制。唐代私貯之禁，創始於元和三年六月，憲宗發布《條貫錢貨及禁採銀敕》，立限一年，督促商賈「蓄錢者，皆出以市貨」，籍此促進資金融通：
應天下商賈先蓄見錢者，委所在長吏，令收市貨物，官中不得輒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貨易，以求便利。計周歲之後，此法遍行，朕當別立新規，設蓄錢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許其方圓，意在他時行法不貸。
錢帛兼行是唐代彌補通貨短缺的又一舉措，卻無法有效緩解現錢短缺問題。唐代秉承「布帛為本，錢刀是末」理念，絹帛作為唐代通貨之本，亦是大宗交易之主要支付手段。但由於粟帛在儲存、運輸、估價方面存在先天缺陷，伴隨商品經濟的發展，銅錢逐步承擔主要流通職能。自開元晚期，「錢貨兼行」原則仍在歷次詔令中得以反覆重申。開元二十年九月二十九日《令錢貨兼用制》規定：「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關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道理。自今以後，與錢貨兼用，違者準法罪之。」開元二十二年十月六日《命錢物兼用敕》又曰：「自今以後，所有莊宅、口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緯等，其餘市價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安史之亂後，錢帛兼行原則更為朝廷所重。貞元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元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賑恤百姓德音》放寬交易額度，要求「交易十貫錢已上，即須兼用疋段，委度支鹽鐵使及京兆尹即具作分數，條流聞奏」。大和四年敕，「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束如京師。」從官府不斷發布的限制私貯和收市布帛詔敕不難看出，銅錢交易在商品流通領域所佔份額呈現不斷攀升趨勢，繼續將絹帛作為主要流通手段已明顯不合時宜。
（三）限制私貯
按照元和三年六月敕之精神，商人出錢易物，以一年為限。設立私貯禁令的下限，應在元和四年。當時或因蓄錢漸出，通貨緊縮局面暫時緩和。直至元和十二年正月，官府方才正式設立私貯禁令：私人持有貨幣，以五千貫為限：「富家藏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於官，以五分之一賞告者。」《禁私貯見錢敕》明確規定了私貯限額、出錢時限、私貯罰則、舉告賞額等。但此敕發布的背景，與方鎮積錢和軍司幹預直接關聯。《唐會要》：「京師裡閭區肆所積，多方鎮錢，如王鍔、韓弘、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貫。於是競買第屋，以變其錢，多者竟裡巷傭僦，以歸其直。而高貲大賈者，多依倚左右軍官錢為名，府縣不得窮驗。」《唐會要》專門提及王鍔、韓弘、李惟簡三人，皆稱雄於藩鎮，因斂財而聞名。元和十二年《禁私貯見錢敕》難於有效實施，亦無法對藩鎮、軍司貯藏現錢進行有效調整。限制私貯政策在文宗朝得以繼續推行。大和四年十一月《糾告私貯蓄積現錢敕》在大幅提高私貯上限的基礎上（七千貫），將民間持有貨幣數額劃分為兩檔（一萬貫至十萬貫、十萬貫至二十萬貫），分別設定出錢期限（一年、二年），舉告賞格則基本援用元和十年敕舊例。
富戶藏鏹，積習難除。元和十二年敕與大和四年敕是以法令形式限制私貯的典型代表，卻均遭遇「法竟不行」「未幾皆罷」之尷尬境遇。歸根結底，限制私貯法令與貨幣基本職能相悖。對此，馬端臨曾如此評價元和十二年私貯之禁：
今以錢重物輕之故，立蓄錢之限。然錢重物輕，正蔵鏹逐利者之所樂聞也。人棄我取，誰無是心。正不必設法禁以驅之，徒開告訐之門，而重為煩擾耳。
唐人元稹認為各地法令貫徹不利，也是促成積錢不出的原因之一。元和十五年正月，元稹《錢貨議狀》奏曰：「錢帛不兼於賣鬻，積錢不出於牆垣，欺濫遍行於市井，亦未聞鞭一夫，黜一吏，賞一告訐，壞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之不至也。」其實，所謂官吏執法懈怠乃皮相之談，蓋因藏錢者非富即貴，加之中晚唐藩鎮強悍，積弊難除；富戶因求自保，則掛名軍籍，託名庇護，長吏實束手無策。元和十二年限制私貯，「京師區肆所積，皆方鎮錢……然富賈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為名，府縣不敢劾問。」《新唐書·兵制》：「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諸軍之中，左右神策軍曾抵禦安祿山反叛和吐蕃入寇，「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故而最為驕橫。以後又因宦官擔任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其勢更居諸軍之上。由此，受中晚唐王室衰微、藩鎮割據、禁軍幹政、錢重物輕等因素綜合影響，財富向特定階層和區域的迅速集聚，已成不可扭轉之必然趨勢，錢荒成為唐代甚至五代、兩宋時期難以破解之死結，後世交子、會子、紙鈔、白銀等其他通貨逐步取代銅錢，已成社會經濟發展之必然。
〔本文系陝西省「三秦學者」創新團隊支持計劃「西北政法大學基層社會法律治理研究團隊」成果，原刊於《唐代錢法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34—149頁，有刪節。〕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