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魯先生
1923年，高魯(前排左五)出席中國天文學會年會時在北京古觀象臺上留影。
去年10月，筆者在本版《簡字不簡單》一文中看到一幅天文學家高魯先生與蔡元培、李公僕、陳光堯等名人的珍貴合影，心情激動。高魯先生為中國天文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今年是他130周年誕辰，筆者作為天文館退休人員對其一向充滿敬意。筆者第一次聽到高魯先生事跡是在1957年，那時他已去世10年，我正在北京天文館學習天文學，陳遵媯館長給我們講現代中國天文學史，他以自己在高魯領導下從事創建我國現代天文學的親身感受，講述了高魯的愛國開創精神。
接管清政府的欽天監
高魯是福建省長樂縣人，1897年畢業於著名的福建馬尾海軍學堂，1905年被選派到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學習工科，獲工科博士學位。他一直熱愛天文學，特別是受法國著名天文學家弗拉馬利翁的天文著作影響，他以自己深厚的數理基礎投入到天文學研究領域。
高魯是一位關心祖國命運的愛國者，1909年他就參加了孫中山先生在巴黎組織的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後，34歲的高魯被任命為臨時政府秘書兼內務部疆理司司長。1912年，民國政府遷都北京，教育部接管了當時清政府的欽天監(即現在的北京古觀象臺)，欽天監改名為中央觀象臺，高魯被教育部總長蔡元培任命為中央觀象臺臺長。從此，高魯就投身到創建我國現代天文事業之中。
原欽天監的主要任務就是觀測天象和編制曆書。
到20世紀初，國際天文學已有很大發展，僅就天體測量學來說，觀測的設備和精度都已相當高了，而欽天監還靠古代的儀器觀測，早已大大落後於時代。高魯任臺長後，對工作項目、設備和人員進行了全面改革。首先，建立歷數、天文、氣象和地磁四個研究方向，使中央觀象臺成為名副其實的觀象機構，這就不僅改革了天文觀測，同時還開創了我國氣象學和地球物理學觀測研究的先河。在專業人才方面，他聘請到精通數學並熟悉歷算的常福元主管編歷，聘請從比利時留學回國的蔣炳然主持氣象工作。同時購置了多功能經緯儀並與常福元到野外測定北京的地理經緯度。
為了推進中國現代天文學的建設，他廣積賢才，多方宣傳，喚起政府重視；積極組建中國天文學會，於1922年10月30日，在北京中央觀象臺舉行成立大會。為了擴大天文學的影響，他請到許多著名科學家和社會名人，馬敘倫、蔡元培和陳嘉庚等都到會祝賀。這不僅是現代中國天文學史的一個裡程碑，也是現代中國科技史的一個新起點。當時，我國還沒有全國性的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學學會。因此，當時一些非天文專業的科學家也參加了中國天文學會。中國天文學會的誕生就為我國天文界1935年參加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奠定了基礎。
曾在北京西郊選臺址
上世紀初葉，偌大的國土上沒有中國人自己建起的現代天文臺，反而1872年法國侵略者在上海建起徐家匯觀象臺，1900年又在上海佘山建起天文臺，1898年，德國侵略者在青島建起觀象臺。這些天文臺都在外國人手中。這些現實激起高魯的愛國熱情，決心創建中國人自己的現代天文臺。1913年10月，日本在東京召開亞洲各國觀象臺臺長會議，身為中國中央觀象臺臺長的高魯竟未被邀請，反倒是上海徐家匯觀象臺的臺長勞積勳神父被邀請代表中國出席會議。高魯深感這是中國人的恥辱。1915年，他提出要在北京創建大型天文臺的計劃，並將設計圖樣、文字說明和預算送交當局審批。然而，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誰會在意這種計劃？就是在這種毫無依靠的情況下，他仍做著建臺的準備。高魯曾多次分別與常福元和蔣炳然到北京西郊山區進行臺址勘測。蔣炳然先生在回憶文章中說:「與高魯先生同往選測建臺地址，寒天冷夜，同宿於三家店旅舍。」
在北京建天文臺的計劃未成，可是高魯決心創建天文臺的決心並未泯滅。1927年，北伐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設大學院，蔡元培任院長，高魯任秘書。他開始積極籌劃在南京建大型天文臺。經過多方調查，他決定在紫金山第一峰——北高峰上建臺。1928年4月，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長，高魯被任命為天文研究所首任所長。他請南京市工務局李宗侃工程師設計天文臺建築圖。1928年8月，高魯和他的助手陳遵媯、陳展雲到紫金山第一峰測定這裡的經緯度，結果為「東經118度49分，北緯32度02分」。
就在高魯全力以赴籌建天文臺之際，當時的國民政府下達通知，任命高魯為中國駐法國公使。高魯婉推不成，只得從命。他曾惋惜地說:「我是多麼希望終身為祖國天文界效勞，把我國古代天文學在國際上的榮譽發揚光大。」這樣看來，他的建臺籌劃就要中斷了。此時此刻，為了使建臺工作繼續進行並最終落成，最大的問題就是接替他的人選問題。他向蔡元培推薦時任廈門大學數理系主任的餘青松教授。餘青松，1897年生於福建省同安縣。1926年在美國獲博士學位，因對恆星光譜的研究成果卓著，已享譽國際天文學界。1927年回國在廈門大學任教，1929年2月，中央研究院特發公函聘請餘青松任天文研究所第二任所長。正是餘青松完成了創建紫金山天文臺的最終使命(天文臺於1934年9月落成)。應該說，高魯在選定接班人的關鍵問題上，伯樂識千裡，又立下一功。
說服高堂過陽曆七十大壽
高魯先生為推動我國曆法改革也做出了重大貢獻。曆法是國家統一頒行的重要法令，我國傳統的曆法是陰陽曆(即農曆)，國際上廣泛採用陽曆(公曆)。高魯先生早在比利時留學期間就曾專心
研究過中西曆法，他獨自主編出以我國二十四節氣中的立春為歲首的歷，取名「長春歷」。1912年新年晚10時，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南京舉行就職儀式，孫中山先生當場發布《改用陽曆令》，以當日作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元日，高魯積極協助孫中山改歷。高魯和他最得力的合作者常福元在新曆書中依照公曆，按月編排，每日下面載晝夜長短，註明二十四節氣和紀念日等，去除了以前迷信的內容，加入了天文知識普及，這是一大創新，他還以中央觀象臺臺長的名義告知全國:中央觀象臺願幫助每個人將生日的日期從農曆換算成公曆，無條件為國民服務，受到一些人的歡迎。
身為教育部總長的蔡元培先生就積極支持，他將自己的生日換算到公曆，即為1867年1月17日。1924年是農曆甲子年，這一年正逢高魯母親70壽辰，高魯請求母親將生日換算成公曆日期過大壽，老太太欣然同意，並捐款作為天文學基金，以示對兒子推行公曆的支持。
高魯不僅有出色的組織管理才能，同時還積極參加科學研究工作。先後完成了《圖解天文學》、《中央觀象臺的過去與未來》、《二十八宿考》、《火星與地球》等多篇著作。他還是在我國最早傳播愛因斯坦「相對論」理論的學者之一，1922年，他編譯出版《相對論原理》一書，並親自做科學演講。1922年，他在法國期間，創造發明了天璇式中文打字機，曾在巴拿馬國際博覽會展示並獲獎。
高魯還是第一位把天象儀介紹到我國的學者，並推動在我國創建天文館，為提高教育服務，他在1932年中國天文學會第九次年會作的學術報告就是《假天——假天就是一架天象儀》。1949年，天文學家李元先生在一篇追念高魯的文章中曾建議，我國第一座假天館(即天文館)應命名為「高魯假天館」，以紀念這位我國近代天文界中不朽的偉大人物。
彈劾顧祝同反遭降職
高魯除嘔心瀝血創辦我國現代天文事業外，還先後擔任高級官職30餘年，他身居高位，潔身自好，奉公守法，在他的工作案几上有一塊自刻「清白」二字的方形石章，作為自己人生的座右銘。1932年6月，高魯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委，他身在官場，兩袖清風，與貪汙腐敗的官員形成鮮明對照。1943年元旦，在福州各界人士紀念上海「一·二八」事變11周年大會上，高魯發表了「誓與日寇血戰到底」的演說。1944年9月，福州淪陷，高魯抱病撤退，在撤退過程中，他親眼目睹一些政府官員在逃跑中仍不忘欺壓百姓，令他十分憤慨，就在國難當頭之際，他致電重慶方面要求彈劾國民黨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奈何顧祝同是蔣介石的心腹，不久高魯反遭免職降級處分。他一生廉潔，後來靠典當家中房屋和衣物度日。1947年6月26日，高魯在福州病逝，享年70歲。家中身後蕭條，竟無力成殮。高魯先生經歷的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動亂的年代，國家和人民都處在艱難困苦之中，然而正是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下，他以高度的愛國心和強烈的責任感為我們樹立了崇高的品德和宗師的形象。
北京天文館的科學顧問、老一代天文學家李鑑澄先生曾和我談到高魯先生，他說:「高魯先生是在做官中開創我國現代天文事業的。」這句話很對。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大動蕩的轉型社會之中，沒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權威是不可能開創事業的。身為學者，高魯先生如此全面地開創了我國現代天文事業，成為一代宗師。(趙世英）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