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應該有明星嗎?|界面新聞 · JMedia

文｜網際網路指北

前幾天，已經退休的易中天教授在直播裡被問到了一個問題：能不能給四大名著排個順序。

易教授的排序是：紅樓夢＞西遊記＞水滸傳，而三國演義不但叨陪末座，還被易教授從根本上否定，稱其是「混蛋」、「三觀不正」，並表示自己與《三國演義》「漢賊不兩立」，自己從不讀演義只看《三國志》。

這句話說完整個直播間就炸了。因為《三國志》和《三國演義》雖然有正史和小說的區別，但要是談「三觀」的話其實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衝突，最直觀表現在作者陳壽雖然作為晉臣不得不以曹魏為正統，不能像演義尊劉貶曹，但依舊給蜀漢集團賦予了極高的評價——比如劉備去世寫的是崩殂，孫權去世寫的是薨——用較為現代的語言來說，這就是標準的夾帶私貨，普通人都品得出來的那種。

更值得細品的是，易教授成名的起點，也正是其在百家講壇裡的「敢說敢講」，打破了人們被《三國演義》小說固化了的「三國觀」，也隨著節目的播出成為新世紀的第一代學術明星。

沒有人知道易教授為什麼對《三國演義》會有這麼大的成見，甚至願意為了貶低「三國演義」，使用「三觀」這個遠超專業範疇之外的理由來進行點評；也不知道易教授在批《三國演義》「混蛋」「三觀不正」的時候，是否說的是相聲名段《歪批三國》，在給大家開個玩笑。

但看到易教授面對滿屏反駁彈幕的嚴肅表情，太容易讓人想起今年以來連續不斷的知識爆款，以及緊隨其後的各種「人設崩塌」、「屁股做歪」：

或許學術明星在消費主義的浪潮推動下，終於在我們這個時代徹底變成了生意，或許所有的學術明星們都將與易教授殊途同歸——學術和明星，這兩個詞從來都是一堆無法兼容的反義詞。

百家講壇和學術明星

易教授能夠成為家喻戶曉的學術明星，離不開他的成名作《品三國》以及孵化出《品三國》的平臺——《百家講壇》——很大程度上，現代中國人對於「學術明星」的理解都是被這檔如今已經落寞了的電視節目所定義的。

（即便你沒看過《品三國》，也應該看過這個表情包）

2001年剛剛開播的的時候，《百家講壇》其實是一檔非常硬核的節目。雖然當時的內容形式和現在差不多，同樣採取著臺上嘉賓主講、臺下觀眾聆聽的「講課」模式，但在主講嘉賓的選擇標準上與後來卻有著很大不同，大體可以概括為「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理工科的話題上，欄目組請來的主講都是霍金、楊振寧、李政道這種跺一腳學術圈地皮顫三顫的歷史超巨，人文類話題上，欄目組請來的是童慶炳這樣中國文藝學理論泰鬥。

平心而論，這是一個非常具有浪漫主義的設定。曾經高山仰止的專業知識，現在變成了一個個擁有著極高人格魅力的對話者，出現在你的面前；再加上央視背書、公開宣講、免費觀看的設定，你甚至能品出一點共享經濟的「超前意識」。

但再理想的設定也不得不面對一個非常直觀的痛點——這畢竟是一個出現在大眾媒體平臺上的節目——而這個痛點讓臺裡的領導在節目播出了兩年後，就動起「砍掉」的心思：沒人看，成本倒是下了不少。

楊振寧把量子物理講出花來，一般人也聽不懂啊。

況且那個時候網際網路正處於剛開始普及但又沒有普及的微妙階段。接受程度更好、知識儲備更好的網民不過9000萬人，電視還是內容傳播的絕對主力擔當，無論是出於傳播考慮還是商業考慮，電視收視率仍然把控著一個節目的命脈所在。這一系列問題讓百家講壇不得不想辦法開始自救。

這裡捎帶提一下尼爾-波茲曼在其著名的《娛樂至死》中總結出了成功娛樂的三原則：

1不能給觀眾設置門檻，就是在看節目前，觀眾不需要任何別的知識儲備；

2不能讓觀眾費腦筋；

3避開理性嚴謹的傳統演講方法；

如今看來，《百家講壇》那次裡程碑意義的改版，某種意義上可以理解為《娛樂至死》三原則的本土化投射，根據中國國情給欄目指出了新的航向：

1，不講理工，專講人文。理工類的知識對大眾的知識門檻要求太高，而人文科學的故事更多，更能吸引聽眾。

2，IP要大。可以看到，後來在百家講壇上成名的學者幾乎講的都是歷史大IP，易中天的三國、閻崇年的清十二帝、紀連海的和珅以及王立群的劉邦項羽都非常貼合這個要求。

3，嘴皮子要好。之所以之前眾多超巨匯集的百家講壇觀眾寥寥，重要原因就是這些泰鬥們太過嚴謹，以至於內容無趣，所以不如讓主講自由發揮，說錯了也沒關係，一家之言而已嘛。

有了正確理論指導的百家講壇自此老太太摸電門——抖起來了。許多學者專家，也從此在百家講壇獲得了一個快速的直升通道，開始走出象牙塔完成到「學術明星」的身份轉變，並在2004年到達了頂峰。

2004年，閻崇年主講的《清十二帝疑案》創下了央視十套的收視率紀錄，從此之後，百家講壇號稱自己「壇壇都是好酒」，收視率在十套也始終名列前茅。在這三四年的黃金歲月裡，又先後捧紅了易中天、王立群、紀連海、於丹等一系列的「學術明星」。

並且我們能夠找到足夠的證據證明，人們對於這些學術明星的追捧並不僅僅停留在「對知識的嚮往」，也毫無保留地將熱情延伸到了他們的「個人層面」上。

比如2007年，同為《百家講壇》主講人的馬瑞芳教授就曾經出版過一本專門講述「百家講壇主講人」的書《百家講壇：這張「魔鬼的床」》，而這本書還參展了當年的上海書展，馬瑞芳教授進行了現場的籤售。

當年火爆場面，顯然已經超越了任何我們概念裡的「節目周邊」。

聲名鵲起與質疑不斷

《百家講壇》本身是沒辦法讓主講人們實際收益的。據可查的公開資料顯示，檯曆撥給欄目組聘請主講的預算並不高，一集只有一千元，還要扣30塊錢的稅。但那可能是中國人第一次大規模地接受教材之外的知識傳遞，讓許多人第一次感知到考據論證並拋出全新觀點的快感。

從現在來看，當時走紅的百家講壇主講人身上都有著鮮明的顛覆者標籤——是的，這不僅僅是易中天教授的專利，讀史記的王立群教授，收視率的巔峰就來自於他怒批「司馬相如其實是一個騙財騙色」、「包二奶」的渣男。

總之要形容《百家講壇》在「學術明星」誕生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它更適合被形容為一個催化劑，在那個社交網絡還沒有成型、傳統媒體又逐漸開始與大眾審美出現脫節的時代，它為人民群眾的精神世界打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通道。

對於學術明星們來說，這個通道顯然就對接著「流量」，而有流量顯然意味著擁有一切，意味著自己的努力終於有機會真金白銀地兌現價值。

號稱釀出「第一壇好酒」的閻崇年已經是多年的歷史學家，早在1983年就出版了學術著作《努爾哈赤傳》，獲得了北京市和中國「光明杯」優秀學術著作獎、全國滿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在上百家講壇前，他已經出版了十幾本學術著作，但加一起的銷售量還沒有他一本《正說清朝十二帝》的零頭的零頭多。

易中天教授的數據就更加誇張了。2006年，上海文藝出版社以500萬的價格競標獲得了易中天品三國上部的版權，按照圖書上的定價，該出版社那年一共發行了價格6000萬的圖書，其中有三千萬是來自這半本《品三國》。此外在2006和2007兩年的作家富豪榜上，易中天的收入加一起超過了一千萬。

其他幾位初代學術明星也因此而名利雙收，他們參加各種活動的出場費和接待費也水漲船高，各種籤名售書的活動也讓原本默默無聞的學者享受到了明星一樣的待遇，有些甚至延續到了今天，比如出現在各種《中華XX大會》上的康震教授、蒙曼教授。

但來自各個方面的質疑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相關領域的學者認為百家講壇上的幾個學術明星所講的歷史都是把重心放在了獵奇、八卦和陰謀論上，某大學的文學院院長更是將百家講壇視為「無學術，無學理，無學者」的三無產品。

當然某種程度上你可能將這些駁斥理解為「酸」，但也千萬不要小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於「經世致用」情懷的執拗，要不《老師好》怎麼給「苗霸天」安排了一個「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的口頭禪呢？

知識確實能夠成為一門生意，但沒有人能肯定那些能夠成為「生意」的知識還算不算知識——如果不是，那不就是誤人子弟、欺世盜名嗎？

如果說同行學者還能在圈內或者接受採訪時對其批判的話，民間的不滿卻找不到一個發洩的途徑，並且在當時的環境下基本是個無解的局。

彼時自媒體還在孕育當中，電視依舊佔有至高無上的話語權，這讓《百家講壇》完全是一個主講單向地輸出觀點的「私域平臺」——節目中沒有互動、沒有答疑，節目後的反饋形式僅為欄目組電話、來信地址和電子郵箱——這讓即便電視機前的某位資深歷史愛好者，聽到了主講出現的內容內容，也只能暗氣暗憋，私下找朋友吐槽，最多就是砸了自己的電視。

在高高在上的話語權制霸下，輿論不滿沉積太多後，就以一種極不理性的方式爆發出來，比如因為不滿對《論語》的胡亂解讀，北大學生將準備做崑曲專場總結髮言的於丹直接噓了下去。

更令人驚訝的還是掌摑閻崇年事件。

一位ID名為大漢之風的網友，因為不滿閻崇年對清朝的大力吹捧，在一次閻崇年的籤售會上，以籤名為由接近，然後掄圓了一大耳帖子抽到了閻崇年的臉上。

璀璨依舊與問題依舊

《百家講壇》在衰落的過程中曾經出現過一次「回光返超」。那是2008年，百家講壇的收視率跌出了科教頻道的前十，失去了製造明星能力的欄目組只能選擇依附明星，請來了當時的一位「網紅」，號稱史上最牛歷史老師的袁騰飛。

從效果來看，《百家講壇》這個選擇並沒有錯。用欄目組總監的話來說，巔峰袁騰飛「在單期收視率和這個系列節目的平均收視率上，都創下了百家講壇近兩年來的收視新高」。

但袁騰飛近乎故事會式的講課方式，也徹底讓《百家講壇》的天平向娛樂傾斜，各種專業知識上的錯誤讓人們送給他了一個「青年歷史發明家」的稱號。

而袁騰飛本人也在這個過程中快速迷失。至此「學術明星」這個標籤徹底與《百家講壇》這個傳統內容時代的平臺解綁，並開始以「內容創作」、「知識付費」等形式逐漸進入移動網際網路時代。

理論上，這將是一個全新的時代。簡單來說，短視頻等各種新興內容載體伴隨著智慧型手機、4G網絡普及的興起，「學術明星」的成長路徑將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悄然但顛覆性的轉變：

傳統媒體時代，學術明星誕生是一個標準的「自上而下」的過程，人們對於內容的需求始終處於「等待滿足」的狀態；而在移動網際網路時代，信息渠道的全面下沉讓學術明星的誕生逆轉成了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人們對於內容的需求有了主動篩選的空間。

事實上在之後的時間線裡，「學術明星」的誕生方式也確實呈現出了堪稱「煥然一新」的面貌。比如羅振宇、高曉松、梁宏達就分別從主持人、音樂人、媒體記者搖身一變，成為了新時代的「學術明星」；給予他們表現的平臺也從中央電視臺、各大衛視等傳統媒體平臺，完成了向優酷、愛奇藝乃至短視頻平臺的轉移。

但新時代並不意味著老問題的解決。甚至「學術明星」們在百家講壇時代暴露出來的問題，在新的傳播環境下得到了進一步的放大。

比如當年易中天教授關於劉備託孤的陰謀論和對曹魏的吹捧成為了地攤史學界的指導理論，不少所謂的自媒體們創業者在看到了巨大的潛在受眾後，開始紛紛效仿並迅速借用算法推薦機制，佔領著信息流。如今在百度上搜諸如「被演義騙了」的詞，得到的結果數以百萬計。

還有學術知識的快消品化。比如以郎鹹平、吳曉波等財經領域學者，在將學術知識帶出專業領域範疇，用口語化地方式與人們日常生活大規模結合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要針對受眾的閱讀門檻進行一定程度的妥協，而這種妥協必然犧牲了一定的嚴謹性，也為「失誤」的出現拉開了足夠的空間，從而在不斷消費公眾信任感的過程中連帶著將「學術」的公信力同步拉低。

用羅永浩的話來形容，那就是「玩嗨了產生幻覺，成了事後諸葛亮」。

當然，百家講壇、財經郎眼、吳曉波頻道們肯定也有他們的正面價值。尤其是對於前者來說，那樣一個信息資源匱乏的時代，沒有網易公開課，沒有中國大學慕課，我們無法隨時隨地去觀看中國乃至世界名牌大學的課程，而百家講壇用一種輕鬆詼諧，讓人不反感的方式科普了人文歷史知識，令很多青少年由此入了歷史的坑。

但更理想的模型顯然應該是因易中天們愛上歷史，再進行足夠深入的學習後提出了建設性看法，這或許是易教授傳道受業解惑的最大價值。但當市場給予了他們超越本身價值的巨大回饋，這個模型似乎正在越來越難以成效。

你想搞學術，還是想當明星？

學術和明星註定無法兼容？大概率是的。

一個最簡單的論證方式是，如果這個人足夠學術，那麼在專業門檻的限制下他顯然無法獲得足夠被稱為「明星」的關注；如果這個人足夠明星，那麼在大眾傳播的規律下他必須要放棄學術必要的專業門檻。

甚至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將學術與知識進行混用本來就是一種謬誤。從定義上看，學術更強調系統性地將知識有機的結合起來，並通過學科化來不斷推動發展，而知識則更側重於信息的匯總。這也是如今大量的知識類內容創業者幾乎能完全與「學術」涇渭分明，甚至可以通過策劃運營包裝出來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我們也不妨進行一個假設：如果學術能夠與明星兼容，最好的組合方式是什麼？尤其是最近幾年我們總能聽到諸如「科學家無人關注，明星天天熱搜，國將不國」的哀嘆，很容易讓人們好奇，如果學者們真的被當成明星一般追捧，真的對他的學術研究有利嗎？

皮埃爾-居裡（就是居裡夫人的丈夫）就曾經正面回答過這個問題。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也迅速成為了聚光燈下的寵兒，但這位科學家對此的反應是不勝其擾。他表示自己片刻不得安寧，總是被請去做演講導致自己沒時間工作，有些無聊的記者甚至會把他的貓的細節當做正經新聞報導，他女兒和保姆的對話也成了媒體捕捉的材料。

在百家講壇大火的時候，也有很多大學教授表示，不少青年學者將登上百家講壇作為走上人生巔峰的捷徑，而無心踏踏實實研究學術。

學者也是人，當他們頻繁出現在籤售會和見面會上，就很難再有精力去搞學術研究，當他們受到了粉絲山呼海嘯的朝拜，體會到了一呼百應的影響力之後，就難免不會逐漸膨脹，然後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而越發走向極端。

你靠最初的觀點形成的人設吸引了一批粉絲，他們奉你的觀點為圭臬，給你帶來了各種好處，你只能不遺餘力地繼續維護這個觀點，否則豈不是打了粉絲的臉。但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就是要自我懷疑、自我否定，才能不斷地進步。

顯然，科研精神和明星保護人設是矛盾的。

況且人們需要的真是學術嗎？

3月5日，張文宏醫生曾經在記者會上生硬地打斷了一名記者關於「病例」的提問，並反問道：「你現在每天逮著採訪的機會就和我一起看病歷，那你能不能告訴我這些細胞的區別呢?所以我們很難探討，這個問題到此為止。」

仔細想想，這件事大概是一個最關鍵問題的最好答案。學術和明星這樣一對肉眼可見的反義詞，為什麼能夠長期地存在於我們的輿論視野當中，並獲得了廣大的受眾，或許與我們關注大V、關注KOL沒有任何區別：

我們只是在試圖通過這樣的話語權委託，期望他們成為我們能力的延伸，按照我們的意志來幹預這個世界，畢竟歷史觀、科學觀也是世界觀的一部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