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年，在清朝再次進攻朝鮮和皮島之時，明朝正忙於平定北方的農民軍。當時，熊文燦節制直隸、湖廣、河南、四川、山西、陝西軍隊，統籌進攻農民軍。崇禎十年是大旱之年，當年閏四月，刑科給事中上言：「今日之旱，殆非尋常災異也，天下財賦之地，已空其半，又遇驕陽亢旱，吳、越、楚、豫、燕、齊之間不知幾千萬裡，是所未盡空者，殆將並空矣。」到了六月，山東跟河南一帶又發生了蝗災。蝗蟲遮空蔽目，農作物大受其害，也因此，很多衣食無著的農民加入了起義軍，農民起義方興未艾。
當年八月，農民起義軍進攻中都鳳陽，張獻忠率軍抵達揚州附近。不過當時明朝氣數未盡，明朝西北地區有一個政治明星正抵達他的履歷巔峰，他就是洪承疇。洪承疇，福建南安人，明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洪承疇是崛起於明朝九邊地區的肱股之臣，天啟朝時擔任陝西布政使參政，崇禎元年陝西地區爆發反明農民起義，「流賊大起，明莊烈帝以承疇能軍，遷延綏巡撫、陝西三邊總督，屢擊斬賊渠，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督河南、山、陝、川、湖軍務」，陝西延綏就是陝西榆林。崇禎十年十二月，洪承疇和孫傳庭協同圍攻北方的農民軍。崇禎十一年上半年，洪承疇率軍進攻農民軍取得了空前勝績，各股農民軍相繼被明朝擊敗，張獻忠向明朝投誠，李自成隱匿於深山峽谷之中。
崇禎帝運籌攻剿農民軍十年，終於在這個時候看到了徹底撲滅農民起義之火的可能。到崇禎十一年八月，明朝基本擊敗了各主要農民軍，各股民軍「降略盡」。當時也是李自成人生的「致暗時刻」，麾下大軍為洪承疇擊敗進而被遣散，只能隻身一人騎著騾子躲進了湖北跟河南交界的山區，開始了「潛龍在淵」的時段。也就是在這種明朝內部秩序逐漸穩定的大背景下，明朝和皇太極再次開始了議和協商。
明廷內部為何羞於公開議和
其實在崇禎朝之前，明朝同邊疆勢力的議和並不罕見，其中一些議和，主流觀點也予以了正面評價，如初中歷史教科書對隆慶至萬曆初期的「俺答封貢」的論述，「課本以二段小字敘述俺答汗為促進蒙漢和好所作的努力，蒙漢互市的熱鬧情景，並配有俺答汗和三娘子親臨互市市場載歌載舞的插圖」（詳細見《新版初中中國歷史教科書關於古代民族關係史的若干觀點》一文），反映了明蒙議和帶來的和平和安定。實際上，萬曆前期張居正改革和萬曆中興的實現，「俺答封貢」是最為重要的外因。「俺答封貢」是明朝空前絕後的重大歷史事件，基本結束了明朝同蒙古近二百年的爭鬥，明朝的北部邊疆至少有80%的地方實現了長達數十年的和平。在「俺答封貢」的背景下，張居正能夠集中精力處理內政、進行改革，也能集中兵力處理另外20%邊鎮的邊患，而不是常年疲於奔波、應對邊疆事宜。
在中國古代，中原政權同北方遊牧政權的議和實在是不罕見，就以北宋與大遼的澶淵之盟為例，北宋此前雖然傾盡國力試圖收回幽雲十六州地區，但經歷了多次激戰，多是慘敗而歸，甚至宋太宗趙光義差點為大遼所俘虜。從這個角度看，北宋是有雄心壯志的，奈何北部邊疆崛起了空前強大的大遼，且有直接治理漢地的執念，故北宋君臣心有餘而力不足。宋遼雙方在長期對峙和損耗之後，都覺得這種民不安生、統治者也不安寧的局面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因此，宋真宗時北宋和大遼籤訂了澶淵之盟，之後一百年兩國之間幾乎沒有發生大的戰事。史家雖然指摘北宋軍力衰弱無法收回幽雲地區，但對澶淵之盟的正面影響也並未否定，即此後北宋的相對盛世也是建立在該盟約之上，而大遼也得以休養生息，發展經濟。
崇禎十一年六月，明朝邊將與清國協商議和，遼東巡撫方一藻將相關情況匯報給崇禎帝，他認為，此時明朝軍隊相對孱弱，對內需彈壓農民軍，對外需應對滿蒙聯軍，實在是顧此失彼、國力不支，因此主張同清國議和。在方一藻看來，議和並不是什麼可恥的事情，因為隆慶朝時明朝曾與漠南蒙古議和息兵、萬曆時實現了俺答封貢。方一藻的建議，得到了兵部尚書楊嗣昌的支持。結合崇禎朝明朝與清國（崇禎九年後金改國號為「大清」）的關係來說，議和並非不能選擇。其實不僅是崇禎帝，甚至包括一些權臣，都覺得同清國長期對峙，消弱了明朝自身的實力，內心有議和的念想。但是他們都太要面子，或者是缺乏擔當，害怕議和從己出而遭到言官的群起批判。
那為什麼俺答封貢可以實現，而崇禎帝等君臣卻羞於公開主張議和呢？崇禎朝與清國議和，同隆慶朝與蒙古議和最大的區別在於，清國不僅侵佔了明朝的部分遼東地區，甚至將都城遷往瀋陽，明擺著打算長期據有明朝土地。所以，對明朝來說，議和而不能收回故土，於情於理有些說不過去；對於清國來說，議和確實可以，但底線是佔有明朝的遼河以東地區。二者在議和的條件上互斥，但如果議和條件不成熟，或許可以協商暫時停戰。
民間有句俗語叫做「死要面子活受罪」，明朝就是此類的典型。準確的說，在崇禎十一年時，明朝與清國議和，還是有實力和資格的，因為明朝的「內憂」即農民起義基本被壓制，明朝暫時只有清國這個眼前的對手，明朝同清國議和，不至於進一步喪失領地。如果把時間再往後推幾年，那時農民起義再次如火如荼，中原局勢亂成一鍋粥，而明朝的遼東鎮又陷入清國的重壓和圍困之下，彼時且不說清國是否願意同明朝議和，即便願意，那恐怕也是明朝進一步割地求和，對明朝君臣來說更是「喪權辱國」了。
崇禎帝畫像用時間換空間結合崇禎十一年明朝與清國的情形來看，此前雖然滿蒙聯軍不時繞過山海關深入明朝京畿地區劫掠，但多以擄掠各類生產和生活物資為目標，其背景是明朝與清國的互市斷絕，清國決定採取野蠻和暴力的方式獲取相應物資。所以，清國在軍事上佔有優勢的前提下依然提出議和，其重要緣由是希望通過議和恢復兩國互市，同時，也希望通過與明朝達成和平關係，鞏固自己在遼東地區的領土，並降低明朝對遼河以東地區的戰略威脅。
當時，明朝也在同清國的持續對峙中越來越覺得得不償失、力不從心。從薩爾滸之戰到崇禎十年，這二十年來，明朝在與清國的對峙中不僅沒能收復領土，反而讓清國多次進入京畿地區肆意劫掠，即便是正統朝的「土木堡之變」、嘉靖朝的「庚戌之變」，明朝也沒受過這種窩囊氣，尊嚴也未如此被頻繁踐踏。所以，在清國同意議和的前提下，部分明朝官員認為議和並非不可行，甚至並非是沒骨氣，他們認為，可以同清國進行暫時的議和，而非永久的放棄遼河以東的土地，用時間換空間，養精蓄銳，待到明朝國力恢復或等到清國內部動亂，再圖進取。春秋時期，越王勾踐可以臥薪嘗膽、再復越國，並贏得了後世史家的欽佩和讚揚，那麼明朝為什麼就不可以呢？
有人認為崇禎皇帝是一個「甩鍋俠」，除了在形勢十分嚴峻之時下罪己詔之外，平時經常讓官員背鍋，所以崇禎朝閣臣換了又換，邊將或貶或殺，各路人物匆匆忙忙、粉墨登場又狼狽下臺，漸漸讓朝臣們看清了崇禎帝的性格。既然自己只是皇帝手中的棋子且隨時可能成為棄子，因此到了需要有人背負罵名衝上一線為皇帝分憂解難之時，罕有人替崇禎帝分憂，君臣信任之疏離由此可見一斑。就崇禎十一年明朝君臣對同清國議和的態度來說，崇禎皇帝和一些大臣是「想和而不言和」，而明朝的九邊將領卻是「暗和而不明和」。
皇帝放不下面子，大臣們沒有擔當，明面上的議和便不太可能了。廟堂之上，君臣相互甩鍋、各自取暖，苦的確實明朝九邊邊軍，他們是明朝應對滿蒙聯軍的主要力量，也是滿蒙聯軍侵擾明地的首要之區。連年的戰事弄得他們筋疲力盡，雖然守城尚可，但無力野戰，邊軍們最害怕的是議和失敗而導致滿蒙聯軍入侵京畿，那樣他們又不得不遠離邊鎮去北京勤王，甚至在寬闊的華北平原同滿蒙精銳騎兵作戰。所以，對部分邊軍而言，與其身死異鄉，不如私下偷偷打點，默認邊人乃至邊軍同蒙古及清國貿易。在清國統一漠南蒙古之後，邊鎮將領明知邊人同蒙古貿易實際等同於明朝同清國貿易，但依然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希望通過互市綏靖，求得一絲安寧，早點將「瘟神」和「殺星」送走。
言官的威力
明朝那些想議和的大臣們確實不敢得罪言官，或者是不敢違背「天下」的清議。誰敢當出頭鳥，誰敢「一意孤行」主張議和，那麼無論是廟堂裡的言官，還是京城裡的私議，乃至江南地區的「名流清議」，都可以在短時間內把這個「不識時務」的官員名聲搞臭、搞爛。遙想當年，萬曆首輔張居正堅持改革，不顧言官們的反對於丁憂期內回京辦事，並對言官進行壓制，最後導致的結果是，張居正在任時尚能勉強抵擋言官的群起而攻之，但是下野、去世之後，言官的組成的「復仇者聯盟」便掀起了反撲浪潮。
就在張居正去世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幀等言官上疏彈劾了張居正生前舉薦的禮部尚書潘晟，此後張居正的名譽很快便沉入言官們的唾沫巨浪之中，目無君上、橫行鄉裡、結黨營私等諸種「罪行」被加在了逝後的張居正身上，以至於張居正之子被抄家，張居正墳墓險些被掘。所以對於崇禎朝的官員而言，前有一代名相張居正得罪言官的前車之鑑，他們自然不敢輕易「冒輿論之大不韙」而甘心赴湯蹈火了。
另外，倘若自己一馬當先去議和，最後議和沒有達成，清國繼續侵擾明朝，自己顯然「有罪難逃」；倘若最後議和成功，明朝必然不能收回遼河以東地區，於天朝國威有損，自己被加上「賣國」光環；若是之後清國撕毀了議和再次侵明，自己也是「罪不可逭」；換成最理想的狀態，明朝與清國的議和達成，清國此後也信守合約，但是一旦崇禎帝早逝而易代，新皇帝上任，自己或又落入言官們「反攻倒算」之中。所以，雖然議和對明朝來說有利有弊，但是對官員個人來說，實在是弊多利少，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真的願意做的人不多。
崇禎十一年，終於有一個人願意在與清國議和上「小荷剛露尖尖角」，那人便是兵部尚書楊嗣昌。楊嗣昌曾長期在明朝的九邊任職，此時擔任明朝的「大司馬」即兵部尚書，自然深知國力上升之時清國戰力之強大，也明白明朝國庫之空虛，因此和遼東巡撫方一藻有同清國議和之念。此種想法剛實踐不久，便有人站出來公開反對了，翰林院侍讀王鐸上言：「聞朝廷有撫和之議，不勝愕然！損雷霆之積威，修金繒之輕舉；臣之所大惑也。時傳楊嗣昌、方一藻及太監高起潛密發黃金八萬、銀十萬講款。刑部主事張若麒乞錄當日召對語以示中外；報聞。」可以說，在當時的明朝輿論場，議和是逆流，是賣國，是無德；言戰是主流、是愛國、是有德。王鐸認為，明朝和清國議和就是損害明朝的威信、就是草率的舉動，認為只有不計後果同清國「死磕」才是「政治正確」。崇禎帝在閱覽上疏之後並未處分楊嗣昌等，「報聞」即是「朕知道了」的意思，至於會不會有後續舉措，那是不一定的，也可知崇禎帝當時對議和並非全然反對。
楊嗣昌畫像如果楊嗣昌主張議和得罪了言官，導致一些人「就事論事」也罷了，然而部分言官並不肯善罷甘休，乘機出擊、「就事論人」。崇禎十一年，南京御史成勇上疏批判楊嗣昌，認為楊嗣昌沒守完制就奪情起復，是「忠孝兩不全」。言官們認為，如果要斷絕明朝同清國議和的可能，就只能打擊那些私下主張議和的官員。把楊嗣昌彈劾下臺，自然就不敢有人再敢聲言議和了。然而，楊嗣昌被奪情，那也是崇禎皇帝的意思，更何況當年楊嗣昌的奪情，也是源於崇禎九年清軍入侵京畿、前任兵部尚書張鳳翼畏罪自殺、明廷急需幹員主持大局，而非是為了個人仕途。所以此時言官對楊嗣昌的攻訐，就有點無理取鬧和顛倒黑白了，連崇禎帝也看不下去了，「上怒，逮訊之」。但是，這股反對議和的勢力通過輿論壓力最終還是影響了崇禎帝，崇禎十一年明朝與清國的和議最終「流產」。此外，此次議和失敗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便是明朝此前基本消弭了中原地區的農民起義軍，明朝似乎可以集中精力對付清國而不必對其示弱了。
和談破裂與明地的劫難
清國得知議和無望，故「重操舊業」，於崇禎十一年秋高馬肥之時，再次繞道蒙古入侵明朝，開始了對明朝京畿至山東一線破壞程度遠高於前三次入侵的大劫掠。當年九月，滿蒙聯軍攻破北京以東的牆子嶺長城，進入京畿地區。十月，京師戒嚴。崇禎帝不得不召宣大總督盧象升、遼東總兵祖大壽等九邊將領入援京畿。
當時清軍隊在中原地區地縱橫馳騁、攻城略地，平民大受其害，而明軍卻堵御無方，只能疲於追擊而無有力打擊。當時，崇禎帝詢問盧象升如何應對局勢，盧象升表明自己是主戰派，崇禎帝不懌曰：「朝廷未雲撫，乃外議何遽信也。」崇禎帝之所以不高興，是因為盧象升直截了當申明自己主戰，有指崇禎帝傾向議和的意涵，故崇禎帝面子上有些掛不住。在滿蒙聯軍大軍壓境的嚴峻形勢下，崇禎帝只能表明自己也主戰的態度了。此後，盧象升領兵三萬駐守京北昌平，而清軍則繞道赴京畿以南地區劫掠。相比前幾次劫掠，滿蒙聯軍此次南下改變了策略，將更南邊的山東地區納入了劫掠範圍，進攻北京城根本不在清軍的既定戰略之中，相比重兵固守的京畿，富庶的齊魯之地顯然更有「經濟價值」。
清軍南下之後，宣大總督盧象升與楊嗣昌商議戰守之策，楊嗣昌建議盧象升不要輕易同清軍決戰，「象升曰：公等堅意撫款，獨不言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象升握尚方劍，今日願唯唯從若議，袁崇煥之禍且立至！縱不畏禍，寧不念衰衣引紼之身，又不能移孝作忠、奮身報國，將忠孝胥失，何顏面立人世乎。」楊嗣昌得知盧象升的強硬態度後，便不敢再提議和之事。應該說，盧象升是很有骨氣的士大夫，此後在與清軍的戰事中敗亡，為國捐軀，悲哉壯哉！
盧象升插畫崇禎十二年正月，清軍攻下了濟南城，在搶掠城中財物和人畜之後方才離開。清軍離開山東之後，明朝軍隊進入濟南城，埋葬了濟南內的死亡兵民，「悉發倉粟賑貧民」。經歷此次劫難，濟南城已是城破、人空、財盡。崇禎十二年三月，「春暖花開」之時，在明朝腹地劫掠長達半年的滿蒙聯軍帶著金帛子女，志得意滿、從從容容地從長城撤軍而返。事後經統計，此次劫掠，滿蒙聯軍深入明朝內地兩千裡，半年時間攻破了七十多座城池，並毀壞了濟南等城池，明朝不僅在軍事上戰功幾無，在經濟上也是損失慘重，還損失了邊鎮名臣盧象升等。在經歷了此次劫難之後，明朝同清國的議和更加不可能，崇禎帝在滿蒙聯軍的劫掠中受盡了氣，北方百姓和士紳也在這次劫難中遭遇浩劫，輿論對清國的痛恨是有增無減，所以此後明朝同清國議和的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就連此前暗地主和的楊嗣昌也轉變成主戰派，「大學士楊嗣昌奏失事五案：曰失機、曰陷城、曰通款、曰藩變、曰損將；上從之。」楊嗣昌把通款視為此次明朝遭遇劫難的原因之一，也帶有一絲反思意味。此前崇禎帝對議和的態度還模稜兩可，此後更不敢輕言議和了。同時，清國通過此次劫掠，更加看清了明朝的虛弱，覺得之後再同明朝議和，恐怕明朝沒什麼籌碼了，所以議和的意願也大大降低。此前是局勢允許明朝議和而不敢議和，此後則是局勢急轉直下、不能議和，議和便成為了奢談乃至在敵方看來是不識時務的笑談。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