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浮世的男女，張愛玲可謂是看得很透。雖然他們大多自私自利、小奸小壞，但她卻持一種悲憫之心。她說：「因為是寫小說的人，我想這是我的本分，如果原先有憎惡的心，看明白之後，也只有哀矜。眼中所見，有些天資很高的人，分明在哪裡走錯了一步，後來怎麼樣也不行了，因為整個的人生態度的關係，就壞也壞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是壞，只是沒出息，不乾淨，不愉快。」
在《論語·子張》中，有一句「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意思是要多體察民情，應當對民生抱有一種同情憐憫的心態，不要高高在上而自鳴得意。張愛玲對這句話是有深刻理解的，也成為她創作上的美學觀，「我不喜歡壯烈。我是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她認為蒼涼有一種更深長的回味。
少女張愛玲與姑姑這種對於他人的悲憫態度，其實可以追溯到她整個的成長階段。因為家庭的關係，張愛玲在成長階段所見到的世界基本上是灰色的。她十分缺乏母愛，而父親由於婚姻的失敗，脾氣非常暴躁，她在《童言無忌》中寫道：
有一個時期在繼母治下生活著，揀她穿剩的衣服穿，永遠不能忘記一件黯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地穿著，就像渾身都生了凍瘡；冬天已經過去了，還留著凍瘡的疤——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
再後來與繼母發生齷齪，被父親毒打並關禁閉半年多，她的世界一度是暗無天日的。後來雖然在母親的資助下讀了大學，但始終是拘拘謹謹和小心翼翼的，她的自尊心曾像「西班牙式的白牆在藍天上割出斷然的條與塊」，是「惶惑的未成年人」的冰冷與苦澀。
張愛玲和母親黃逸梵這些經歷讓她早早看到了人生的另一面，雖然並非全然無情，但那絕不是浪漫的。她所看到的人性是複雜的，壞人並不是一開始就這樣的，他們有過惶惑、掙扎，失望和沉墮，他們都是世俗的紅男綠女，很多時候只有很可憐的一點生存餘地而已。
像《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雖然出身大家庭，但離婚的她，只能等待命運的幸運之神降臨。所以在遇到範柳原後，她使盡了自己所學到的那點可憐的應付人的手段，最後還是無可奈何地淪為範柳原的情婦。幸而戰爭意外成全了他們，但明白人性並不會因此而改變多少，能一起過個十年八年也是不壞的。
電影《傾城之戀》劇照在張愛玲的小說裡，《傾城之戀》的結局相對是圓滿的，但過程也不免讓人惆悵。女人的人格只有在婚姻裡才能夠得到保障，誰又能責備白流蘇為此不遺餘力呢？「一個女人，再好些，得不著異性的愛，也就得不著同性的尊重，女人們就是這點賤。」
張愛玲自己呢，遇到愛情同樣變得很低很低，然而她心甘情願。這是一種真實的情感，真實的東西總有動人之處。人的一生中，總是有所牽絆有所捨棄的，即使那個人到頭來只是過客而已。
當然，如果活成曹七巧那樣的瘋子就屬例外了。張愛玲對《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就比較狠辣了，她從一出場就沒給人留下好印象。「七巧有一個瘋子的審慎與機智」，她毀人不倦卻不動聲色，「三十年來她戴著黃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她知道身邊人都恨她，但她也不管了。
話劇《金鎖記》劇照張愛玲說她的小說裡，除了曹七巧，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有浮世悲歡，有宿命掙扎，有無奈放棄，但終究都是小人物的生存窘況。把人生的本質看明白了，就有了「哀矜」之心。「極端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
平凡的小人物就是這樣一代代生活下來的，他們有喜怒哀樂，他們所要的那點東西儘管微小而可憐，但是真實的，能抓住一點真實的東西，人才是踏實的而不虛浮的。真實的東西也總有些美好的記憶，它存在於我們的基因中，構成我們最基本的生命圖案。
話劇《金鎖記》劇照通過小說描摹世情，探究人性，張愛玲對此始終抱持一種「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的態度和審美觀。雖然她出身於沒落貴族，但仍然比絕大多數人的生存狀況要好很多，而對於人生的艱窘與難堪，她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因為懂得，所以慈悲」，這就是她的「哀矜」之心。
我想如果理解了這一點，也就抓住了張愛玲的小說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