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鼠疫的破壞性，14世紀著名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曾寫道：「東西方文明都遭受了破壞性瘟疫的襲擊，這場災難摧毀了各個國家，使人口消失。它吞沒了許多文明的美好事物，並將其洗劫一空……文明隨著人口的減少而失色。城市和建築物被浪費，道路和路標被毀壞，住宅變得空虛，王朝和部落走向衰亡。整個人類世界發生了巨變。」
赫勒敦說的就是地中海沿岸曾多次爆發的鼠疫，該地區曾經歷過大大小小的19次鼠疫，最多一日死亡7萬人，使沿岸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等付出了沉重代價，政治經濟遭到重創。
那麼，那些瘟疫究竟是怎麼回事？後來又怎樣了？對人類留下有哪些珍貴的抗疫經驗？
■01■→查士丁尼大瘟疫，拜佔庭的噩夢
公元541—542年，一場超級鼠疫襲擊了拜佔庭帝國。
此次瘟疫在極短時間內席捲了整個地中海周邊地區，上千萬人口被感染，高達60%以上的致死率使拜佔庭帝國人口銳減，勞動力和兵力難以為繼，社會秩序和經濟結構遭到重創。
這就是人類史上最恐怖瘟疫之一——查士丁尼大瘟疫。
這場瘟疫，幾乎顛覆了整個阿拉伯世界。
據拜佔庭時代著名瘟疫史專家普羅科庇烏斯記載，當時除拜佔庭帝國境內和歐洲其他地區外，均受到了查士丁尼瘟疫的影響，其中最為嚴重的，當屬中亞、波斯和埃及等地區。
因為受到當時科學認知和醫療條件限制，整個拜佔庭王朝和阿拉伯半島，除了用人類身體本身免疫力抵抗瘟疫外，幾乎沒有任何良方用以治療。
由此，導致該疫情一直持續到公元8世紀才結束。
疫情整整蔓延了200多年。
給地中海沿岸整個地區人口、社會、經濟造成了巨大損失。
■02■→大小19次瘟疫，每天最高死亡7萬人
到公元638—639年，一場較大規模的鼠疫再次在阿姆瓦斯爆發，史稱「阿姆瓦斯瘟疫」。
據資料記載，這次疫情爆發主要集中在軍隊，共奪去了大約2.5萬名士兵的生命，其中包括一些王宮貴胄弟子和高級軍官。
阿姆瓦斯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村莊，之前屬拜佔庭帝國疆域。
公元636年的「耶爾穆克之戰」中，穆斯林軍隊勝出，後將軍營駐紮在此。公元638年，連年的乾旱導致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區出現大規模饑荒，隨之爆發鼠疫。
這被中世紀的流行病學家視為「查士丁尼瘟疫」的再爆發。
阿姆瓦斯瘟疫之後，該地區此前還遭遇過大大小小19次鼠疫。
這些疫病和阿姆瓦斯瘟疫一樣，也都被學界認為是6世紀中葉查士丁尼大瘟疫的延續和再爆發。
其中，最嚴重的一次爆發於公元688年。
那時，瘟疫像洪水一樣席捲了整個巴斯拉。據記載，疫情最嚴重的的689年4月，其中有3日最為嚴重，每天有超過7萬人死亡。
由於這次疫情的巨大破壞力，阿拉伯史學家並沒有以爆發地巴斯拉來命名它，而是稱之為「賈立夫瘟疫」。
在阿拉伯語之中，「賈立夫」一詞意為「席捲」或「蔓延」之意，由此可見其破壞力何等巨大。
這場瘟疫不僅威脅著中東地區人民的生命，同時也對當時的伍麥葉王朝的王室安危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據記載，從公元661年統治到公元750年的伍麥葉王朝時期，就多次爆發了大型瘟疫。
但奇怪的是，該瘟疫自伍麥葉王朝覆滅後的公元750年阿巴斯人掌權以後，瘟疫爆發的次數和威力隨之減弱。
隨後，在中東地區遭遇鼠疫巨大重創後，鼠疫逐漸蔓延至歐洲，直到14世紀，鼠疫導致的「黑死病」席捲整個歐洲，並導致歐洲近半人口死亡。
■03■→瘟疫襲擊催生了人類早期抗疫模式
在地中海沿岸的中東地區，早期瘟疫主要集中在伍麥葉王朝時代，隨著伍麥葉王朝衰亡，阿巴斯王朝的崛起，該地區的疫情逐漸消淡。甚至於，後來數百年內都未曾發生較大規模的病毒疫情。
那時，疫情初現，因科學認知等問題，該地區的人民將疫情初現歸咎於「天譴」，也有學者從物資和科學角度進行解讀。
在近20次的瘟疫中，以無數人的生命為代價，不管是唯心還是唯物，均興起了一場場關於對瘟疫認知的大討論。
比如，中東地區一些宗教學者，就從宗教角度對瘟疫問題進行解釋，而另一部分學者則從物質、人與社會及醫學等問題和角度，對瘟疫進行了分析和大討論。
使人們對瘟疫有了較為客觀而科學的認知。
如在9世紀中葉，就有宗教醫學學者著書立說討論瘟疫的來源、傳播途徑和應對方法。
其中，伊本.西納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生並成長起來的宗教學者，他結合疫情及疾病的現狀、人員死亡和應對方法等原始材料，歷經數十年寫成的著名的《醫典》，就對瘟疫、肺結核等傳染病進行了較為科學的論證。
他認為瘟疫、肺結核等傳染病，不但與環境有關，且還與人類飲用水、衛生習慣等有關。
此外，宗教學者伊本·赫勒頓也認為瘟疫是由「饑荒和人口過剩產生的空氣汙染」引發，指出病人和他們的衣服、被褥和器具等很可能是瘟疫傳播的渠道，也有人因為參加了病亡者的葬禮而感染疫病。
同時，還有不少學者還試圖從食物與瘟疫的關係出發，探索特定食物在抗疫方面的作用。
為此，在這些學者的探討和論證下，還產生了人們應對瘟疫的方法，如用芳香、玫瑰露、酸石榴、檸檬，以及洋蔥等辛辣之物應對疫情。
這些方法與今天依然流行的民間偏方及其類似。
而在應對方法上，儘管一些認知具有宗教色彩，比如認為「瘟疫是真主降於人間的災難和考驗」等，即便有唯心主義色彩，但其認為「如果發生瘟疫，應堅忍面對，不可逃避」的觀點，卻不失為最原始質樸、但卻最有效的科學抗疫方法。
而較為客觀科學的應對措施，宗教學者伊本·哈提布等人就曾提出過：瘟疫的傳播在於「傳染」而非「瘴氣」，疫情發生，人應在原地勇敢面對而不能逃離。
這與現代應對疫情方法基本一致——那就是「阻斷傳染源」。
■04■→小結
綜上，即便是在公元6-7世紀的蒙昧時代，對於瘟疫的認知，那時代就已有學者倡導「不逃離、勇敢面對疫情」的科學措施。
因為，一旦人員大量流動，必然會導致疫情的大蔓延和徹底失控。
如今，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
比如應對此次新冠病毒疫情，以及此前爆發的中東呼吸綜合綜合症等流行病，「阻斷疫情」「少聚集」「勤洗手」等方法，在中東地區都得到了全面落實。
再比如，當「中東呼吸綜合綜合症」於2012年首次在沙烏地阿拉伯被確診後，作為疫情發源國的沙烏地阿拉伯，其政府立刻採取了多項措施，比隔離已確診者擁有的駱駝、減少聚會等。
疫情爆發後，迅速蔓延周邊地區。
為應對中東呼吸症疫情，2013的朝覲季，沙特政府呼籲年事已高及患有慢性病的教徒應避免參加朝覲活動，並對朝覲人數進行限制。
而在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的當下，源自公元5-6世紀的抗疫法——少聚集、阻斷傳染源，幾乎在全球200多個地區都得道了不同程度的推廣。
英國、日本當還採取了「封國」的方法。
由此，縱觀人類文明史，瘟疫的確一如幽靈一樣始終潛伏在人類世界。它蟄伏、伺機出沒，隨時準備吞噬和侵害人類生命及其文明成果，也在不斷塑形著人類的精神面貌和世界形態。
不過，儘管瘟疫的降臨不為人的意志掌控，具有偶然等不確定性，但如何應對它卻是人之理性可為。
因此，儘管人類史上在有限的科學知識和診療手段背景下，人們普遍用超自然力量，如祈禱、符咒，或特定食物來強化自身應對瘟疫的能力，但是人類也從未放棄過理性的探索與科學應對的態度。
所以，要有效應對來自自然界的瘟疫，應本著科學態度探尋疫病源頭，努力尋找合理解決方案，古代如此，今天亦然。
參考資料：
《伊本·馬哲聖訓集》《布哈裡聖訓實錄全集》《布哈裡聖訓實錄全集》《奈薩儀聖訓集》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