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2020年中國政治學研究，可總結為三點：常態有推進，以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為支撐的中國特色政治學持續推進，助力治國理政與社會主義政治發展；動態有亮點，歷史政治學、田野政治學等學術流派頗具聲勢，學術共同體意識增強，政治學「中國學派」蓄勢待發；未來擔重任，大變局時代，政治學研究應當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貢獻更大力量。
一、構建中國特色政治學持續推進
2020年政治學界迎來了中國政治學會成立40周年，理論自覺與學術共識日漸清晰，匯聚為助力治國理政與社會主義政治發展、構建中國特色政治學的共同追求。
1. 學科體系建設的進展
2020年的討論延續了前兩年圍繞學科史、學術史的長時段梳理。王炳權認為，新時代中國政治學要改變務實主義的傳統，從優化科研體制、強化學術自律和挖掘思想資源三個層面進行一場「理論供給側改革」。
從分支學科來看，比較政治學的發展呈現出構建中國特色比較政治學的明確自覺，強調在比較視野下關注中國政治發展。李路曲對比較政治學的綜合性趨勢進行了概括，並對國家研究的可比性與不可比性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面向西方政治現實問題的政治思潮研究是重點，圍繞民粹主義、保守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等相互交織的議題進行了討論。比如，保守主義如何悖謬性地成為破壞文明社會建制的力量成為李強、譚安奎關注的重點；叢日雲則認為川普的公共政策具有明顯的新保守主義特徵，不應將其曲解為右翼民粹主義。從各種理解的差異性來看，對當代西方政治思潮的準確把握，有賴於對西方思想文化脈絡更準確的理解。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將中國政治思想有機融匯於現代政治學知識體系」，可謂基本的努力方向。張師偉通過對中國早期國家起源與政治變遷的梳理，為「理解傳統中國政治發展的內在邏輯以及中國人政治認同建構的特殊性」進行了具體嘗試。此外，政治思想史研究近年來的方法論討論既有從現象學角度的審思，也有藉助新興的歷史政治學的探討，以及圍繞劍橋學派歷史方法的學術對話。
從新興學科來看，關注重大現實問題與注重方法創新推動了民族政治學、政治傳播學、政治心理學、環境政治學等新興學科的發展，但在學科建設上進度不一。近年來，民族政治學經歷了研究範式從民族學向政治學、研究視域從「族際政治」向「共同體建設」的轉變。圍繞政治學中的民族議題與作為現代國家基礎性社會政治機制的國族研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雙重進路以及中華現代國家構建中的人口國民化等議題，周平從基礎理論到現實關懷深化並推進了民族政治學研究。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背景下，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這一重大課題，民族政治學研究可望產出更多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成果。季乃禮總結政治心理學在中國30餘年的發展時指出，其尚處於「借鑑發展和本土發展的疊加期」，研究主題集中在政治認同、政治信任、政治參與、政治效能感等。而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些新的探索。比如，有研究者通過設計心理學實驗，量化測度了國歌認知與國家認同建構之間的關係。政治心理學研究對於理論建構與現實問題研究，都有極大的發展空間。
作為「體系」的政治學學科建設，既有賴於基礎學科的夯實、次級學科與新興學科的拓展深化，更需要加強學科體系建設自身的科學化，對基礎性的學科布局、學科規劃等頂層設計展開深入研討。
2. 面向中國之治的學術體系建設
面向中國之治，解碼制度優勢及其治理效能轉化，是2020年政治學學術研究的焦點，也是學術體系建設的主要內容。
在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中，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深入研究黨的領導體制機制，挖掘中國政治的獨特機制與內在邏輯，實現黨的建設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相互推進，是研究中國之治的重要課題。
黨政關係研究從歷史、結構與機制多維度展開，深入探討黨政一體、黨政融合在國家治理與當代中國政治發展中的作用機理。陳明明等從黨政體制的沿革出發，對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和「全面領導」的當代形式進行了闡發。張博則從黨的領導與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關係入手，分析了黨和國家組織結構與管理體制整體重構的指導原則與內在邏輯。圍繞黨政合設、黨政合署、黨政聯合發文等中國特色的組織形式和創新體制，沈亞平等研究者從類型劃分、法律銜接與完善路徑等方面進行了探討。
全面加強黨的建設是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內在要求。黨的建設研究呈現三個特點：其一，深度嵌入國家建設。孟天廣等以黨的建設與國家建設關係為線索，闡明了黨建驅動中國國家建設的獨特路徑。其二，黨內法規從學理討論推進到學科建設，政治學、法學與黨史黨建等學科交叉，共同推動黨內法規研究。陳家剛、王立峰等學者對黨內法規的制度屬性、學術屬性進行了闡發。其三，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關注重點。王浦劬等人注意到黨建引領在脫貧攻堅、社區治理等實踐中的辯證關係；燕繼榮等人則提出構建黨組織為主體責任者的基層協商民主制度化體系，探討了黨的建設與協商民主相互促進的實踐路徑。
此外，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監察制度、新型政黨制度等近年關注的重點中，圍繞新型政黨制度、監察制度湧現出不少研究成果。其中，關於新型政黨制度的研究多在比較視野下突顯政黨驅動國家治理的巨大效能；關於監察制度的研究既不乏對古代政治資源的挖掘，也有對新技術與監察制度相結合的前沿思考。
如何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研究者的基本共識在於：在強調黨的核心領導作用的同時注重各項制度的「合力效應」。佟德志指出，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統一」的複合治理結構及其合力效應，是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關鍵。張賢明則強調製度建設的協同化有助於國家治理體系銜接有序、配合得當。在具體轉化機制上，燕繼榮、馬德普從不同路徑關注到「政策」「方針」等中介機制的重要作用，強調政策是制度與效能得以聯結的關鍵。
從具體研究領域看，政府治理、基層治理等常態研究重點得到了更加深入的討論，城市治理、「技術+治理」等議題的討論也在不斷推進。圍繞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構建中國特色的政府職責體系成為政府治理研究熱點。朱光磊提出以「職責序構」模式構建科學的政府職責體系，推進了此前「職責同構」視角下對政府結構與府際關係的研究。在基層治理研究中，研究的精細化與視野的宏闊性都有所推進。呂德文關於基層治理「自主空間」的論述中，強調了不同層級基層治理在定位與目標上的差異性；而吳曉林等人的研究則描繪了中國社區治理的「古代樣本」，探尋中國社區治理的基因。在城市治理研究中，何豔玲提出，不應將城市簡單視為地方的一部分，而是要在城市化轉型中來理解城市作為風險聚集地的治理及其特質。這意味著關於城市治理的思考已經超越了地方治理的含義，進入到更為宏闊的語境。
從研究動態看，兩大「歷史性事件」深刻影響著2020年的國家治理研究。一是在「十三五」收官之年，圍繞「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湧現出大量總結中國貧困治理經驗、解讀「精準扶貧制度密碼」的成果，並對後脫貧時代「相對貧困」治理及貧困治理長效機制進行了探討。謝嶽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決定了中國貧困治理的政治邏輯，這種基於「共同富裕」的普遍的「人民福利」，是旨在幫助貧困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發展意義上的分配製度，與西方功利性的、「託底式」的社會救濟有著本質區別。二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對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提出了嚴峻的考驗。學者們圍繞新冠肺炎疫情對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影響，尤其是疫情初期的應急管理與疫情平穩後的常態化管理等進行了諸多討論。
面對「西方之亂」與「中國之治」的強烈對比，中國政治學研究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西方理論實驗場」的困境，但如何從「中國之治」中提煉出「中國之理」，仍需要中國政治學人不懈的努力。尤其是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時代命題下，政治學研究如何超越文本闡釋，避免「公共管理化」傾向，跳出技治主義陷阱，為政治發展與創新提供思想資源，仍然是相當艱巨的任務。
3. 話語體系討論的深化與具化
相較於圍繞學科體系與學術體系的討論，關於話語體系的討論呈現出更為明顯的自覺意識，在學理深度上亦有所推進。張敏將中國政治學的話語建構置於中—西關係變遷的比較視野中，提出在新時代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國問題」為導向，真正在中西的「敘述競爭」中實現自主自立。趙中源等則將話語建構回歸語言、知識與話語間的內在博弈邏輯，總結出中國特色政治學話語體系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人文傳統和哲學思辨、與科學範式和實證研究方法三者之間的複雜關聯，進而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的要義和理路。
在具體領域，近兩年圍繞中國特色比較政治學話語體系建構提出了一些系統性的思考，對全球話語體系格局中比較政治學界的「失語」狀態進行了批判和反思，其重點主要在於聚焦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中中國發展模式的獨特性，以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學理支持。此外，田野政治學研究則表現出從早期的話語清理與提出原創性概念，到注重話語體系內在自洽性與共享性的轉變，構建話語體系的意識更加清晰。
二、政治學的「中國學派」自覺與學術共同體建設
中國特色政治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建設的推進，為構建呼聲日高的政治學「中國學派」奠定了基礎。構建政治學「中國學派」的努力，亦成為構建中國特色政治學的重要路徑與力量。歷史政治學、田野政治學等學術流派的勃發，既凸顯了學者個人與學術單位的個性化發展，也表現出明顯的學術共同體意識，在人才隊伍建設、研究方法與學術導向等方面深刻影響著政治學研究的未來態勢。
1. 突顯實踐品格的歷史政治學
2019年4月，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成立，以建制化方式標誌著歷史政治學的確立。2020年，歷史政治學所開闢的學術空間與研究路徑成為政治學研究的重要生長點。
陳明明在總結中國政治學知識體系建構時，提出了「歷史中的中國政治學」。「歷史政治學的產生是中國政治與政治學發展的內在需要。」歷史政治學何以擔此重任？在楊光斌看來，根本就在於歷史政治學不僅是方法論與認識論，主張把歷史研究作為政治學知識的來源；而且是本體論，是以承認「中華文明基體」作為歷史政治學研究的前提，因此具有鮮明的實踐品格。對此，釋啟鵬、楊光斌直陳其實踐價值就在於為治國理政提供歷史解釋與現實論述，並為認識合法性政治提供一套不同於理性人假設的歷時性方案與全新的知識體系。
在諸多「事實性的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多卷本《關係中的國家》可謂理論建構與中國長周期政治研究的集大成者。在已經問世的兩卷中，徐勇以關係疊加為分析框架，解釋中國的國家與國家治理是如何長期發展、漸進改變和內生演化的，研究視域從國家起源與初生的國家形態，推進到中國何以超越血緣關係的束縛，形成一個主要以地域關係為基礎的帝制國家。
在具體的研究議題上，「大一統」是歷史政治學研究者共同關注的話題。圍繞郡縣制與封建制、國家化與民族區域治理等議題，產生了一些向縱深挖掘的成果。胡云、任鋒通過對宋代監司政治的考察，勾勒出監察權在郡縣制中央集權國家大一統中所扮演的角色和運行機制。從研究的時間跨度看，歷史政治學的分析力也得到了展現。圍繞國家建設，田野將「禮治」引入政治秩序理論，從「殷周之變」確立人本主義的禮治，論至新冠肺炎疫情下東亞國家的政治底色，重申禮治與國家建設的相互嵌入；賀東航則以歷史政治學為視角，總結了新中國國家建設的複線性成長特徵，將論述重心置於當代政治發展的脈絡中。不過，歷史政治學要超越方法論與認識論層面，實現其本體論存在，尚需在基礎理論層面繼續耕耘。
2. 話語自覺漸成的田野政治學
作為較早形成學派自覺意識的政治學「田野學派」，最初始於村民自治研究，並逐步形成了以調查為基礎的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的獨特性，造就了田野政治學「以歷史與社會關係中的具體的人為對象，從事實出發的」鮮明品格。在研究對象上，更加關注整體性、一般性、抽象性之下的部分性、特殊性與具體性，將政治問題置於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具體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則強調以事實為根據，從事實抽象理論，進而將方法論自覺積澱為理論自覺，提出了「農民理性擴張」「家戶制」「祖賦人權」「小農韌性」等具有標識性的原創概念，豐富了講好中國故事的話語資源。
面對田野政治學取得的成就，人類學者陶慶認為其「正醞釀著一場政治學科學化的第四次浪潮」，「正逐步上升為政治科學的『符號』與『象徵』」，並可「被一切社會人文科學借鑑」。相較而言，政治學學人更關注於如何「將田野帶入政治學」，如何「從田野中發現國家」，以及如何將「散落的話語」整合成一種「更具有共享性的田野政治學話語體系」，並對如何區別於人類學、社會學的田野調查表現出了明確的學科意識。然而，對於注重從經驗中提煉學術概念與命題的田野學派而言，如何處理概念的經驗性與理論的普遍性之間的關係，或許是始終難以擺脫的壓力與挑戰。
3. 學派意識、學術發展與學術生態
以《政治通鑑》編撰為基礎的「通鑑學派」、政治學與哲學共同開拓的政治現象學、馬克思主義與政治哲學新近關注的生命政治學以及圍繞概念史展開的政治學研究，亦表現出或清晰或模糊的學術共同體意識，極有可能成為重要的學術生長點。
以政治現象學為例，相較於哲學學者對「先驗政治哲學」本質的強調，政治學學者更為注重現象學在分析各種類型的政治學議題中的方法論意義，認為其在政治科學和政治哲學的傳統分析路徑之外提供了「具有補充性和競爭性的研究方法」。在具體研究中，王海洲在2019年關於「政治學視域中的政治現象學進路」的開拓性討論基礎上，對於政治現象學的理論脈絡和研究方法進行了更為系統的梳理，並通過對「半邊天」現象的分析考察了新中國女性地位與角色的再構。
各種學術流派的形成，為學術研究與創新創造了豐富的平臺與多元的路徑，為中國政治學的持續發展注入了生機與活力。而這些不同的學術流派如何匯聚成為政治學的「中國學派」，各種小範圍的學術共同體如何成為中國政治學學術共同體的有機組成，既需要學者個人與學術團體注重學術交流與思想碰撞，更需要中國政治學人以「全球社會科學體系」的視野貢獻出紮實厚重的研究成果。
三、大變局與未來政治學展望
從中國特色政治學的系統性建構與推進，到特色鮮明的政治學「中國學派」的生成與發展，「中國性」的不斷彰顯，表達的是中國學人與世界平等對話、深入交流的內在訴求，其實質早已超越早年間學者提出的「政治學本土化」問題。在人類邁入「世界歷史」後，旨在解決「在地性」問題的政治學研究，固然需要主體意識、實踐品格與歷史思維，但也離不開全球性的視野以及對人類整體命運的關懷和對未來的哲學想像力。
1. 大變局的政治學解讀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對世界格局的深刻認識與重要判斷，也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背景方位的重要指認。在全球化遭遇困頓，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中美貿易摩擦深刻形塑的當下，政治學在政治邏輯與學術邏輯的雙重變奏中推進。
在「東升西降」的世界格局中「重新認識西方」。如果說中國政治研究經歷了「從病理分析向生理分析」的轉變，那麼，今天中國政治學人對西方政治的分析呈現出明顯的「病理分析」特徵。謝韜認為，2020年的總統選舉表明美國正在經歷政治衰敗，身份政治等爭議性議題導致美國社會深陷分裂。圍繞民粹主義、政治極化、民主衰敗等西方政治的典型症候，中國政治學人從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多元路徑進行了探診。其中，探尋民粹主義、身份政治所折射的制度困境，是關注的重點。高春芽將西方國家民粹主義的興起歸因為代表性危機，並以瑞士為例指出，在階層結構分化和公民價值觀念分裂的情境下，共識民主制度為民粹主義的興起提供了空間。
探討全球化曲折變化中的國家角色。隨著各種「逆全球化」現象的出現，曾經如火如荼的全球化進程出現重大曲折。蔡拓雖然「高揚全球主義的起點」，但仍基於「務實過程」與「現實關懷」將主旨落於「國家主義」。田野等人則具體分析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國家性增強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具體表現，並將其歸為大國間競爭戰略加劇、國家主導型經濟優勢彰顯以及強人政治回歸等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
新冠病毒引發的挑戰與反思。趙汀陽認為，病毒時刻是否真的成為劃時代的時刻，取決於世界的後繼行動和態度。無疑，政治行動與政治態度是其中的關鍵性因素。在政治科學視域中，思考主要集中在治理體系上，關注疫情對公共權力的重構以及對國家治理標準的調整。而在政治哲學領域，面對新冠疫情在人際層面造成的「社會距離化」和在國際層面造成的「全球距離化」，吳冠軍看到了「壞消息」對於促使共同體構建的現實性，並力圖通過「介入性實踐」為開啟全新的「歷史序列」貢獻哲學的力量。新冠疫情突顯了生命的價值，也暴露出作為政治哲學前沿的生命政治學的「結構性矛盾」：言說者以一種相當精英的姿態將關注落於底層，並構築了相當高的進入門檻。
2. 再度成為熱點的國家議題
國家是政治學研究的核心與關鍵。2020年，面對大變局下的諸多重大討論從不同面向聚焦「國家」議題，並最終匯聚為對人類未來政治的展望以及中國現代國家建設定向的探索。
第一，全球化轉型與全球治理頹勢下國家性的增強。一些研究者認為，全球化正在從「分工的全球化」轉向「競爭的全球化」。這是中美貿易爭端的時代背景，也意味著國家基於其建制的完備性和成熟度，將在未來的全球化中扮演更為關鍵的角色。然而，國家性的增強並不意味著必然加劇國家間的「非合作博弈」。面對新冠疫情，習近平總書記向世界承諾，中國的疫苗「研發完成並投入使用後，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優先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因此，重新思考國家在全球治理，尤其在全球公共產品提供中的基礎性作用，是未來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內容。
第二，新科技革命改寫國家理論。王紹光較早注意到，在新技術革命條件下，暴力、戰爭、疆域等傳統國家理論的支柱性概念都在發生根本性變化，因此國家理論和政治學都到了需要改寫的時候。在新技術革命與國家競爭的雙重背景下，一方面要求政治學回應新興技術帶來的政治結構與政治運行變遷，以助力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一方面需要政治學的整體思維，充分發揮政治制度對科技發展的前瞻性判斷與規約，以推動人工智慧、區塊鏈等新興技術的健康發展。高奇琦闡明了人工智慧技術在資源豐富、共識達成以及充分回應等方面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支撐機制；同時指出其在安全風險、共識達成與公平難題等方面對國家治理提出新的挑戰。可以說，技術變革正在成為新國家形態的基礎性要素。樊鵬指出，新技術在公共治理領域的廣泛應用，為國家治理體系各領域的改革創新提供了巨大的歷史契機，但也可能與當下政治運行規則相衝突，其影響深度和廣度可能超越統治結構自身的涵納能力。龐金友的分析則聚焦人工智慧與民主政治，指出在大數據、雲計算、智能推送等新型技術的加持下，公民權利虛擬化、代議民主空殼化的趨勢明顯，一旦突破「奇點」，人工智慧掌控政治的時代可能降臨。
第三，在思想史視域中重思現代國家本質。相較於在全球治理與新技術革命視域下審視國家的前瞻性，關於現代政治與現代國家的政治哲學思考呈現出明顯的「回溯」特徵。在解讀現代國家的「機器」本質時，洪濤在霍布斯的「利維坦」譬喻中發掘出契約學說與官僚制的一體兩面性，進而揭示出現代國家強大的秘密在於它在理念上是「人民國家」，而在肉身上則是「國家機器」。而在新冠病毒所引發的討論中，吳冠軍將生命政治的哲學變革溯源至「霍布斯式下降」，認為霍布斯政治哲學中對死亡的恐懼替代了古典政治對卓越的追求，由此改寫了政治正當性的基礎，構成了主權者對生命保全與生命質量承諾的緣由。
第四，對中國現代國家建設進行理論思考。周平基於對「國族」概念及其形成機制的澄清，強調在國家人口結構變化的背景下，以人口國民化、國民整體化為內涵的國族建設對於現代國家建設的意義愈發突顯。而肖濱關於擴展現代國家概念的構想與框架，最終旨在系統、全面推進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他指出，現代國家建設從內部而言，是一個集國族建設、國民建設和國家統治系統建設為一體的建設工程；就外部而言，則是構建全球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郭忠華、郭臺輝等人通過對關鍵概念的梳理，為中國現代國家成長與建構提供了概念史的解讀。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的時代背景下，立足國家理論探討中國現代國家建設需要匯聚更多政治學人的力量。
3. 未來政治學展望
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從「全球治理中的『國家凱旋』」到新技術革命對國家理論的改寫，國家議題在新時代再度突顯。在熱議國家的背後，透出的是對新的時代背景下人的存在方式的思考，是對人以何種方式聯結的思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徐勇在歷史與田野的雙重視域中提出「建構以人為中心的政治學」。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的過程中，國家的性質和職能如何定位？中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發展階段，所有這些，都向中國政治學人提出了重大的時代課題，自然，也使我們對中國特色政治學的新發展有更高的期待。
（執筆：劉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