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0年，有「鋼琴詩人」之稱的蕭邦去世。
另一位來自「世界音樂之都」維也納的醫生弗朗茨·約瑟夫·加爾（Franz Joseph Gall）在巴黎出版了一本《關於一般神經系統尤其是大腦的解剖學和生理學，根據顱骨構成的觀察，了解人與動物的若干智力稟賦與道德傾向的可能性》。
正式為積攢了10年內功的「顱相學」奠基，奏響了19世紀最激進的腦科學狂想曲。
通過一顆人頭，就能預測一個人在犯罪、懶惰、宗教信仰或夫妻不忠等方面的傾向性。這樣的學說大膽且刺激。
但當科學一旦觸碰道德，一把斬棘的鐮刀就成了刺入心臟的利劍。
4年後，英國自封「日不落帝國」。
玄幻的顱相學嵌入到了殖民政策當中，為殖民帝國唱起了「文明種族」的凱歌，也隨著這波浪潮席捲了世界，在19世紀上半葉紅極一時。
從醫學到「摸骨算命」的預言術
平心而論，顱相學中大腦是「心理的器官」的觀點，是生理心理學的基礎，它提倡的大腦機能定位思想，也是近代腦生理心理研究的基礎，但它卻宣稱一個人的性格與命運由他的顱骨形狀來決定，這就好比東方看面相與摸骨。
加爾最早以科學的名義通過開顱，向世人展示了大腦分為左右兩個半球，它們由一些白色莖狀物連通；兩個左右腦與下方脊椎的纖維交叉相連；大腦皮層的灰質越多，其智力水平越高……這些發現至今對神經科學貢獻巨大。
但開顱這樣的事，畢竟不可能經常做。
於是，加爾便通過分析數千具頭骨與其主人的精神狀態，運用最新的統計學，將人的頭骨分成了37個區域，以對應人的37種個性與功能，稱為心靈官能，並認為這些區域之下的大腦「器官」可以像鍛鍊肌肉一樣變得發達或萎縮，進而讓顱骨隆起或凹陷。
這些荒謬的觀點，在當時十分盛行。上層階級利用顱相學來解釋他們高人一等的原因，下層階級也樂意接受大腦可以被開發的結論，只不過他們期盼以此實現性格、命運上的大逆轉。
大眾如聊星座一樣談論著顱相學，顱相學瘋狂地收割著歐洲紳士的智商稅，因犀利的主觀驗證而興盛。
直到1842年，法蘭西學院第二十九把椅子上的生理學家皮埃爾·弗盧朗以一篇條理分明的《顱相學的檢驗報告》，將顱相學關進了偽科學的審判室內。
弗盧朗提醒道：「那些大膽且賦有天賦的研究者，應該知道且提醒眾人，人擁有一種自由力量，遠超單純的解剖學與生理學的範疇。」
拋棄哲學的幌子，才是實驗科學的根本
如今顱相學已經被牢牢釘在偽科學的恥辱柱上。
加爾雖然通過手術刀開啟了對大腦功能的實驗研究，但他的後繼者們卻沒有繼續以科學精神去接受同行評議，硬是把顱相學打造成了一種收入豐厚的行業。
在有利可圖的珠貝下，真正有科學價值的明珠反而被掩蓋。左右半腦和其與脊椎神經的交叉連接，以及對腦灰質的發現才是真正的寶藏。
事實上除了外部一目了然的兩個左右腦，大腦的各種內部結構，如紋狀體、下丘腦、丘腦、以及腦幹，也同樣分為左右兩個部分。
左右腦交叉控制我們的四肢，右腦控制左臂和左腿的運動，左腦則控制另一邊。每隻眼睛都擁有兩個視野區：一個左視野區和一個右視野區。左視野區會將收到的信息傳送至右腦，右視野區則將收到的信息傳送至左腦，大腦運用左右兩個視野區收集的信息才能合併為一個完整的影像。
至於為何如此？尚無定論。但有一種說法認為這種左右交叉模式是神經系統精密化的體現，更能滿足動物靈活複雜的運動行為，讓動物反應更快，更具備生存優勢。比如一個動物看到掠食者從左方撲來，向右邊逃脫才是最優選擇。
因此我們的運動控制和視覺控制似乎是依賴於左右腦結構的兩個交叉系統。
但這種結構與概念，卻不能簡單應用在邏輯能力與創造能力上。
左腦控制邏輯，右腦掌管創造？
這個誤會可能最早源於對19世紀中葉兩位神經學家：布洛卡(Pierre Paul Broca,1824-1880)與韋尼克(Carl Wernicke)工作成果的一種誤解。
他們在檢查那些因傷而導致溝通障礙的病人時，發現患者的左側顳葉有損傷，因此就推測語言能力是由左腦控制，並分別發現了影響語言理解障礙的區域，分別稱為布洛卡區（Broca's Area）和韋尼克區（Wernicke's Area）。
布洛卡區，是最早被發現位於大腦左半球語言中樞區域，該區域受損會導致病人發音困難，說話緩慢費力，無法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意願。韋尼克區，位於左後顳上皮層，是韋尼克失語症的關鍵部位。與布洛卡失語症相比，語言流暢性、清晰度和韻律的損害要小得多。各種神經疾病，如中風、創傷性腦損傷和原發性退行性疾病，都會損害韋尼克氏區並導致失語。左腦與語言的關係，激起了大眾的無限想像，開啟了左右腦之說。
19世紀後半葉蘇格蘭偉大的新浪漫主義小說家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率先提出了邏輯左腦與情緒右腦分庭抗衡的設想，創作了其短篇代表作《化身博士》。
塑造了文學史上首位雙重性格人物：「傑科與海德」（Jekyll and Hyde），這一小說裡塑造的人物甚至成為了心理學雙重人格的代稱。
然而這並非科學家的觀點，卻通過一代一代的文學作品，越發浸潤到了現代人的心裡。
後來當醫生與科學家們檢查那些半腦受損或左右腦分離的病人時，發現這些病人也能展現出既有邏輯性，又有創造力的完整的行為方式。
所以邏輯能力與創造能力並不能簡單以左右腦來劃分，但20世紀後的研究發現左右腦在一些身體機能上確實有偏向性。
割裂腦實驗與腦功能偏側化研究
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心理生物學家斯佩裡（Roger Wolcott Sperry）通過著名的割裂腦實驗，證實了大腦不對稱性的「左右腦分工理論」。
我們的左右腦通過胼胝體（約2億根的神經纖維構成）連接，當胼胝體被切開，則意味著左右腦兩半球的聯繫被切斷，研究者以此來研究它們是否具有獨立的功能，這就是割裂腦實驗。
切斷胼胝體這種看似不人道的做法，對於20世紀50年代嚴重的癲癇症患者，卻是最後的救治希望。術後這些患者的行為與常人無異，癲癇的發作也確實能得到了緩解。
在這個實驗中，斯佩裡通過設計出一套能分別接收左右視野區的裝置，發現視覺信號只通過右視野區進入左腦的患者，能讀出並寫出看見的文字，但視覺信號只通過左視野區進入右腦的患者，卻讀不出看見的文字，但能用左手從各種物品裡摸出文字對應的物品。
基於這個實驗的腦偏側化研究，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誤傳：「左腦處理語言、邏輯、閱讀等，而右腦處理書寫、情緒、空間概念等，並可以通過大腦不完全對稱的形狀體現出來。」
這些說法並不準確。儘管割裂腦病人的兩個半球可以獨立工作，但他們卻表現出只有一個統一的意識。而且最近馬克斯·普朗克進化人類學研究所和維也納大學研究人員合作發表的一篇論文中，研究人員指出人類和大多數類人猿的大腦不對稱的程度大致是一樣的，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也有人類典型的不對稱模式：左枕葉、右額葉以及右側顳葉和右側小腦葉相對於對側部分突出。
所以人類的智慧以及各種能力顯然不是靠大腦形狀體現出來的。而且雖然大腦有功能的偏側化，但感知世界的感覺中樞在左右腦中都存在，目前也沒有任何證據能支持大腦的那一邊能獨立支配某種能力。
左右腦有「擅長」的技能，但進行人腦的複雜工作時，它們往往是合作工作，缺一不可。我們經常調侃的邏輯能力或創造能力，並不會因左右腦而分離，或因左右腦而衝突。
解決複雜的數學問題需要創造力的刺激，創作藝術作品也需建立在精細的邏輯架構之上。幾乎每一個關乎邏輯能力與創造能力的成就，都應歸功於腦部整體合一運作的結果。
當然如今我們對大腦或意識，還只是一知半解。解讀大腦如同探索宇宙一樣，只會從一個未知走向另一個未知。
無論何時，腦科學的發展都不適合去解讀人性。因為一顆人頭還不足以達到探究個性或道德的深度。
就像你可以儲備足夠多的樂理知識，但無法僅靠這些樂理知識，演奏出震撼人心的不朽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