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瞿秋白女兒瞿獨伊
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宣傳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奠基人之一。為迎接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人民日報》刊登「雙百人物中的共產黨員」，瞿秋白為第一位。
今天，從發黃的歷史相冊上，人們已難以尋覓到一個真切的瞿秋白。但我們從瞿秋白女兒瞿獨伊的講述中，依稀找回了一個鮮活親切的瞿秋白……
「父親是走出破落舊家庭的『叛逆者』」
長汀，閩西那重巒疊嶂中的一座古城。在城西羅漢嶺的半山腰，屹立著「瞿秋白烈士紀念碑」。談起瞿秋白的犧牲，瞿獨伊的評價是「無比壯烈」。在長汀，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代豪傑，瞿秋白確實是「無比壯烈」地走完了他36歲生命的最後時刻。
瞿秋白烈士犧牲的那年，瞿獨伊14歲。「父親犧牲的時候，我年紀還小，可他親切的形象，卻深深印在了我的心裡。在我模糊的幼年記憶中，父親清瘦，戴著眼鏡，話不多，但很溫和。母親不讓我簡單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這樣稱呼我父親。」在瞿獨伊的眼裡，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
瞿秋白於1899年1月29日出生於常州，在故鄉他生活了整整18年。常州武進瞿氏，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瞿秋白幼時靠叔祖和伯父的官俸過了幾年「少爺生活」，少年時代就在詩詞、繪畫、篆刻、書法等方面顯示出非同凡響的天資。他自幼喜歡詩詞，深諳詩書的母親也常常教他寫詩作詞。父親瞿世瑋的繪畫技藝頗有功力，教小秋白學畫。
到了瞿秋白十三四歲的時候，家裡就已經很貧苦，連租房的錢都沒有了，只好寄住在瞿氏宗祠。為了家，為了孩子們，瞿世瑋拋下畫筆，去做自己不喜歡做的「帳房」，不管多少，掙點活命的錢。
1915年夏，離中學畢業只有半年時間，瞿秋白卻在無奈中輟學了。失去上學的機會後，原本一個好說好動的少年變得沉默起來。他常常悶在房裡讀書，往往到深夜還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看書，而且飲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飯。雖然會有同學來坐坐、談談，他也偶爾到環溪大姑母家住些日子，但多是在家（即冷寂的瞿氏宗祠裡）孤寂獨處，這對一個才16歲的少年來說，心理壓力之重可想而知！
不料，更加沉重的打擊接踵而來---1916年春節剛過，當他在無錫表姐處聯繫找工作的時候，他的母親突然自殺了！這場突如其來的變故給瞿家帶來天崩地裂般的震撼。
瞿秋白的母親性格柔中帶剛，情感豐富細膩，對秋白特別慈愛，並寄予極大的希望。家道衰敗，要強的她鼓動丈夫出外謀業，並將婆婆送去大哥世琥處。卻不料婆婆在大兒子家裡亡故，以致親朋們都責怪她害死婆婆。也因為這個緣故，親友都不再對瞿秋白兄弟姐妹六人施以援手。瞿母想：惟有自己去死，才能換來他們對孩子們的照顧。所以，在年前她就準備自盡，趁瞿父和瞿秋白都不在家的時候，要大女兒軼群去舅舅金聲侶家。讓二兒子阿雲買來兩盒紅頭火柴，把劇毒的火柴頭全部剝了下來。那次除夕家宴她有意做得豐盛些，丈夫與孩子們都很高興，絲毫沒有察覺到她的異常之處。正月初五的夜裡，她吞服了用燒酒拌和的兩盒紅頭火柴頭，次日離世。
這一悲劇給瞿秋白以強烈的心靈刺激，他常常說起母親的自盡，而每次談到時都沉默很久。
母親去世時，家裡最小的孩子才3歲，沒有家產又沒有工作的父親怎能撫養得了6個小孩子？在瞿秋白的協助下，父親把一個個孩子安排在親人家裡生活和受教育，把一個自幼遲鈍的兒子帶在身邊。
瞿秋白一直很關愛弟弟妹妹，努力維繫著失去母親後的親情聯繫，也一心想把弟弟們教育成才。1916年冬，瞿秋白和三弟一同在武漢黃陂二姑母家，表兄周均量教三弟讀唐詩，因三弟半天背不出一首絕句，就被罰跪。當時瞿秋白走進書房，大聲喝道：「起來，這成什麼樣子！」表兄生氣了，不再教三弟，也不和瞿秋白說話。事後瞿秋白對表兄說，自己不是袒護弟弟，而是反對體罰的教育方法。
1920年瞿秋白赴俄之前，憂煎病迫、孤處異鄉的父親當時在一位好友家做家庭教師，他專程去濟南拜別父親。父子同榻，談了整整半宿。父親對兒子遠行赴俄非常支持，並且寄予深切的希望，不像那些囿於俗見、要把子女拴在身邊的人。瞿秋白將父親的話鄭重記入其著作《餓鄉紀程》，可見他是深有感受而銘記於心的。
「祖母的性情才德和在文化知識、文學情趣上對我父親的教導和潛移默化的影響，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父親接受和發揚了。這些和祖父的影響相匯合，為父親形成良好氣質打下受用終生的文化素養的底子。」瞿獨伊今天談起這些傳奇的家世與家史，感慨萬千：「家庭破滅後，悽慘的現實逼得父親趨向脫離舊環境，尋求新價值、新出路。也就更容易接受新潮的思想，背逆原階級，背逆原來那種大家庭制度下『昏昧』精神的道路。」
「母親至死也深切懷念著父親！」
瞿秋白在他感情的歷程中也如同他在精神和思想上一樣富有，一生有兩次愛情相伴隨。第一個愛人王劍虹，是一位聰慧、有很高天資的時代女性。1923年8月，兩人相識、相愛，不到半年即結合了。由於兩人都有志於革命，並且都喜愛文學，都有著詩人的氣質和才華，便常常寫詩來抒發情感，他們婚後的生活充滿了詩歌的浪漫和詞賦的情趣。遺憾的是，結婚僅7個月，王劍虹就因患肺結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給王劍虹好友丁玲的信中表白說「自己的心也隨劍虹而去」。然而，不多時一位叫楊之華的女性走進他的世界……
楊之華於1900年出生於浙江蕭山，曾就讀於浙江女子師範學校。20歲出頭的時候，她和浙江有名的開明士紳沈玄廬的兒子沈劍龍相愛成婚。沈劍龍才貌出眾，喜歡詩詞、音樂，也曾與楊之華一起立志自謀生活，不依賴家庭。但是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以後，經不起十裡洋場、燈紅酒綠生活引誘，墮落了。這時，楊之華已生下一個女兒，將她取名「獨伊」，意即只生你一個，可見她心中的怨憤之情。1922年楊之華隻身跑到上海，參加婦女運動，並認識了向警予、王劍虹等人，並於1923年底報考上海大學，被錄取在社會學系。
瞿秋白當時是社會學系系主任，講授社會科學概論和社會哲學兩門課，以他優雅的風度、淵博的學識、雄辯的口才，在上大師生中贏得了很高的聲望。楊之華第一次聽瞿秋白的課就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楊之華學習很努力，並且熱心參加社會活動。當時她還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婦女部擔任部分工作，與中共中央婦委書記向警予在一起。為人正直、純樸的楊之華，工作踏實、熱情，給向警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向警予向上大的黨支部書記瞿秋白推薦楊之華作為勤奮好讀的學生與社會活動的積極分子。瞿秋白對她顯然是熟悉的，她對待婦女解放事業的熱忱和卓越的組織才能，更使瞿秋白覺得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堅強女性。於是，瞿秋白決定做她的入黨介紹人。後來，在鬥爭中他們的感情益發加深。
漸漸發覺瞿秋白對自己的感情有些異樣，而自己內心對他的翩翩風度和絕世才華也十分傾慕，楊之華有些不知如何是好，於是回蕭山母親家裡，暫時迴避瞿秋白。面對著這人生的重大抉擇，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劍龍已經背叛了楊之華，為什麼我不能去愛？既然我真心地愛她，為什麼不敢表示！她心裡究竟怎麼想的，也應該問個明白。於是趁放暑假的機會，瞿秋白也來到蕭山楊家。楊之華的哥哥和沈劍龍是同學，見到這種情況，他把沈劍龍也請到家裡來。
誰知沈劍龍和瞿秋白一見如故，沈劍龍對瞿秋白的人品與才華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對著複雜的感情問題，內心又充滿了矛盾。於是他們三人開始了一場奇特的，然而又是千真萬確的「談判」：先在楊家談了兩天，然後沈劍龍把瞿秋白、楊之華接到他家去談，各人推心置腹，互訴衷腸，又談了兩天。最後瞿秋白把沈劍龍和楊之華接到常州去談，當時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連張椅子都沒有，三個人只好坐在一條破棉絮上談心。談判結果，在邵力子主辦的上海《民國日報》上同時刊登三條啟事：一是瞿秋白與楊之華結婚啟事，二是沈劍龍與楊之華離婚啟事，三是瞿秋白與沈劍龍結為好友啟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瞿、楊在上海舉行了結婚儀式，沈劍龍還親臨祝賀。從此，瞿秋白和沈劍龍也成了好友，經常書信來往，寫詩唱和。
有一次刻圖章，瞿秋白對楊之華說：「我一定要把『秋白之華』、『秋之白華』和『白華之秋』刻成3枚圖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你無我，永不分離之意。」楊之華聽了笑說：「倒不如刻『秋之華』和『華之秋』兩方更妥帖、簡便些。」後來，瞿秋白終於刻了一方「秋之白華」印章。
瞿獨伊說：「為了紀念他們的結合，父親在一枚金別針上曾親自刻上『贈我生命的伴侶』7個字，送給母親。這一愛情的信物，後來一直伴隨著母親度過了風風雨雨的幾十年。」而今，每當瞿獨伊看到父母留下的這遺物，就宛若看到相伴相依的父母還生活在自己身邊。
「文革」中，古稀之年的楊之華亦遭誣陷，被「監護」了6年。1973年9月，瞿獨伊才被允許探望母親。一見到已身患骨癌而癱瘓在床的母親，瞿獨伊心都碎了，但她強忍著淚水，為母親梳頭、洗澡、洗腳。臨別，骨瘦如柴的楊之華神態還很清醒，還巴不得多和女兒談談。
瞿獨伊要求護理病重的母親，專案組不同意，僅允許10天探望一次。10月17日那天，瞿獨伊突然被提早了幾天通知立即去探望。她料想不妙，果然，母親已奄奄一息。這時，專案組才同意將楊之華轉到北大醫院搶救。已病入膏肓的楊之華出來只「呼吸」了不到3天的自由空氣，10月20日就與世長辭！瞿獨伊說：「儘管母親是憤然離世的，但她至死也深切懷念著父親！」
「天倫之樂的時光讓我懷念終生」
瞿秋白和楊之華婚後，生活十分美滿。但在幸福之中，楊之華總感到心裡少了什麼似的---沈家不讓她去看女兒，可她卻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兒。瞿秋白十分理解楊之華這顆做母親的心，想盡一切辦法安慰她。
在瞿秋白的積極支持下，1925年春天，楊之華來到浙江鄉下的沈家接女兒。她到了沈家以後，過去的公公沈玄廬十分冷酷地不許她和小獨伊見面。在沈家大姨太太的幫助下，她悄悄穿過幾個庭院，進入一間側屋，見了小獨伊一面。楊之華抱著心愛的女兒親了又親，最後不得不獨自黯然離開。
過了不久，他倆商定再次去浙江鄉下接小獨伊，這次他們是一起去的。他們住在楊之華母親家裡，想定了一個辦法：先和大姨太太商定好時間、地點，把小獨伊偷偷抱出來，然後就將她帶回上海。
約定的那天傍晚，兩人早早地來到一座小山上，焦急不安地等著，過了好長時間，看到小獨伊在大姨太太的照護下出來了，楊之華趕快迎上去，把孩子緊緊地抱在懷裡，小獨伊的兩隻小胳膊也緊緊地摟住媽媽的脖子。正在這時，突然奔來兩個大漢，一陣風似地把孩子搶走了。眼巴巴地看著孩子在大漢的手裡掙扎著，哭喊著「媽媽」，楊之華忍不住哭起來了。
瞿秋白和楊之華十分沮喪地沿河邊往回走著，一路上誰也沒有說一句話，瞿秋白也難過得流下了眼淚，這是楊之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看到丈夫流淚……後來，小獨伊終於被外婆從沈家「偷」出來才來到了楊之華與瞿秋白的身邊，才有了一份健全的母愛與父愛。
瞿獨伊回憶起這些母親當年講述的往事，自己又沉醉在獨享天倫之樂的時光。「母親忙於工運，無暇照料我。父親對我十分慈愛，不管多忙，只要有一點空就到幼兒園接送我。在家時，他手把手地教我寫字、畫畫。」
「我的父親，的確無愧於『好爸爸』這個稱呼，他給我帶來無限溫暖和快樂。」瞿秋白知道獨伊喜歡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他從共產國際下班回來，路過店鋪，總不忘記買一些回來，帶到幼兒園去給獨伊吃。夏天，他們在樹林裡採蘑菇，瞿秋白畫圖摺紙給獨伊玩；冬天，地上鋪滿了厚厚的雪氈，他把獨伊放在雪車裡，自己拉著車跑，故意把雪車拉得忽快忽慢，有時假裝拉不動了，有時假裝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臉哭了起來，這時候獨伊就向媽媽叫起來：「媽媽……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開手，哈哈大笑。獨伊也很高興，拍手大笑。
到蘇聯後，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幼兒園，瞿獨伊便被送到了一家孤兒院---裡面收留的本來都是些街頭流浪的孩子，瞿獨伊在這裡呆了三四個月，後來住進了森林兒童院。在森林兒童院，為了講究衛生，無論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頭，瞿秋白知道後立刻來信安慰：「獨伊：我的好獨伊，你的頭髮都剪了，都剃了嗎？哈哈，獨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頭髮長長了，卻不是大和尚了。你會不會寫俄文信呢？你要聽先生的話，聽媽媽的話，要和同學要好。我喜歡你，乖乖的小獨伊，小和尚。好爸爸」
「我永遠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兒童院時的一件事。那次，爸爸和媽媽來看我，帶我到兒童院旁邊河裡去撐起木筏玩，爸爸捲起褲管，露出了細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著長竿用力地撐，我和母親坐在木筏上。後來，父親引吭高歌起來，接著，我和母親也應和著唱，一家人其樂融融。」瞿獨伊說：「每當回想起來，都使我受到鼓舞，感到有力量，也很溫馨。」
「好爸爸好媽媽是我一輩子的好榜樣」
在蘇聯，瞿秋白常和楊之華一起帶瞿獨伊去俄籍友人鮑羅廷家做客，讓女兒稱鮑羅廷和他的夫人為「爺爺」和「奶奶」。鮑羅延夫婦有兩個兒子，長子弗雷德，次子諾爾曼。1930年瞿秋白從蘇聯回國主持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楊之華也一同回國，把他們年僅9歲的女兒瞿獨伊一個人留在莫斯科國際兒童院。
那麼小的孩子，雖說能在提供食宿的國際兒童院裡受教育，可完全沒有家庭溫暖，總讓人放心不下，瞿秋白夫婦便把瞿獨伊託付給鮑羅廷夫婦看管。每逢假期，每當小獨伊生病的時候，或者別的需要照管看護的時候，鮑羅廷夫婦就把她接到家裡來，給她家庭的溫暖、親人的愛。鮑羅廷的小兒子諾爾曼也樂於以「保護者」自居，愛護和關照小獨伊。
數十年後，瞿獨伊還常常銘記著「最疼愛」她的「爺爺奶奶」鮑羅廷夫婦和有「騎士風度」的、很愛護她的諾爾曼。瞿獨伊說，當時鮑羅廷在主編英文出版的《莫斯科新聞》，「幾乎每晚都工作到深夜。我時常在夜間醒來，從自己的地鋪朝寫字檯偷偷地望去，總會看見他在檯燈下伏案工作的高大身影，同時聽見他的鋼筆在紙上划過時發出的聲音。」
瞿秋白在離開上海到蘇區的前夕，在許許多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緊張地處理的時候，瞿秋白仍然十分惦念遠在蘇聯的女兒獨伊，自言自語地念叨：「獨伊怎麼樣？我的親愛的獨伊怎麼樣了呢？」
一次，父親給她寄來了一張印著一個大飛艇的明信片，上面寫著「你長大了，也為祖國造這樣的大飛艇」。細微之處，父愛躍然而出。從小就沒有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親爸爸，瞿獨伊感到他對自己的愛比普通的生父還要入心，還要周到。的確，他對瞿獨伊的愛，是他心靈聖潔的表現，是他的高尚人格的表現。在監獄裡，即將告別人世時，他還惦記著獨伊，誰又能夠說，獨伊不是他的女兒呢？
1930年，瞿秋白夫婦取道歐洲秘密回國，不料這次分別竟是女兒和父親的永訣。瞿獨伊回憶說：「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兒童院的孩子們在烏克蘭德聶伯羅彼特羅夫斯克參觀休息。忽然，我見幾個同學圍觀一張報紙驚訝地議論著，還時時看著我，然後傳給其他同學看，惟獨不給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爭著要看不可。於是，一把搶過來，原來是《共青團真理報》上詳細報導了我父親於6月18日犧牲的消息，並附有一張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驚呆了，隨即失聲痛哭起來，竟暈倒在地……」
1935年8月，楊之華第二次來蘇聯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會後，楊之華到國際兒童院看望女兒時，許多中國孩子都跑來圍著她，親切地叫她「媽媽」，要她講他們的父母在國內的情況。這時，楊之華留任莫斯科國際紅色救濟會中國代表。這期間，她把瞿獨伊接出兒童院與自己一起生活了幾個月。每當夜深人靜，只剩下母女倆相對無眠時，楊之華翻看著瞿秋白的遺作與信件，看著看著，忍不住悲從中來，眼前不覺模糊了，淚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時，瞿獨伊就安慰媽媽：「媽媽，我給你唱個歌吧。」於是，一口氣唱起《馬賽曲》、《兒童進行曲》等好幾首歌曲，直唱得媽媽臉上少了悲戚、眼睛裡有了剛毅才停下來。母女倆就這樣相互慰勉著度過了最悲痛的一段時光。
因為蘇德戰爭爆發，瞿獨伊結束13年旅居異國的生活，於1941年隨母回國，到新疆時被地方軍閥盛世才「無端」逮捕。由於久居蘇聯，她的中文程度很差，在獄中她補習起了中文，同時還當上了俄文老師，並在這期間收穫了愛情，與李何結了婚。「在新疆坐牢的日子裡，很苦的，住在一個陰暗潮溼的破廟裡，饅頭是被有意摻了沙子的，吃的菜沒有油，每天兩餐清水白菜湯。」抗戰勝利後，經過黨的營救和張治中將軍的努力，在新疆的被捕人員獲得自由。
出獄後，瞿獨伊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6年6月10日，新疆監獄裡釋放出的人員分乘10輛大卡車，於7月10日抵達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領導的接見。不久，瞿獨伊和李何一道被分配到新華社工作。在戰爭年代，他倆隨新華社不斷行軍轉移各地，並以積極的工作迎來了全國的解放。
開國大典舉行時，瞿獨伊為蘇聯文化友好代表團團長法捷耶夫一行當翻譯。當時，瞿獨伊還用俄文廣播了毛澤東主席宣讀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瞿獨伊在開國慶典期間接待翻譯上的出色表現，引起了廖承志的注意，後來他推薦瞿獨伊到廣播臺當播音員。可是，在解放初期瞿獨伊又和丈夫李何再度前往蘇聯，籌建新華社莫斯科分社。
當時，莫斯科分社裡就只有他們夫婦倆，「我們每次採訪要通過蘇聯外交部新聞司批准，他們很刁難的。寫好稿子，還要翻譯成俄文，到蘇聯外交部送審，才能回寄國內。我們一般不發電報，電報很貴。住醫院也貴，比他們本國人貴到5倍左右，他們實在不像一個『老大哥』。」在這「夫妻店」似的莫斯科分社，瞿獨伊沒有周六周日，整天忙得團團轉。採訪時，瞿獨伊戲稱他們夫婦倆是「八大員」（譯電員、翻譯員、交通員、採購員、炊事員等）。
1957年瞿獨伊回國，「被迫」改行到中國農業科學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不治之症去世；半年後，在「哈軍工」讀大學的兒子李克林竟又因病英年早逝，這接連打擊使瞿獨伊和母親因過於悲痛而刺激很大。1978年，瞿獨伊才回到了新華社，在國際部俄文組從事翻譯和編輯工作，直至1982年離休。
瞿獨伊說：「說實話，我不愛回憶往事，因為內心的傷痛實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說，「為了後人能了解歷史」。談及父親的英勇就義時，她老淚縱橫，「『文革』時，『四人幫』為了改寫整部黨史，抓住毛主席1962年曾對《多餘的話》說過的幾句個人意見，便不顧事實，硬把我父親打成『叛徒』，使父親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據說，「文革」後，瞿獨伊在眾多前輩的鼓勵下向中紀委進行了申訴，為此，中紀委成立了「瞿秋白複查組」，複查組跋山涉水，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外調與核查。「而我呢，則帶著女兒，直接去找了對我父親執行槍決的原國民黨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他是個獲赦戰犯。我去見宋希濂，於我而言，實在是一件痛苦無比的事。而宋希濂見到我，也是渾身不自在，一臉難堪相。但這是沒辦法的事啊！我們這兩人必須見這一面。」宋希濂如實向瞿獨伊介紹了情況，說瞿秋白在臨終時高呼「共產黨萬歲」等口號，神態從容地環視刑場上的松樹與草坪，微微地笑著：「此地很好！」爾後，慷慨就義……「那天，我和女兒是一邊流著熱淚，一邊記錄證明材料的。而中紀委複查組則以更大量的材料，有力證明了『四人幫』強加給我父親的『叛徒』帽子，完全沒有一點根據！」瞿獨伊感嘆，「今天，父親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如今，「秋之白華」的女兒已是90歲的老人了，離休後的生活還充實。老人很開朗、樂觀、健談，筆者不敢相信眼前是一個耄耋之人。不知不覺採訪進行了兩個多小時，這時，瞿獨伊的家政服務員提醒記者「不便談得太久，最好下次接著談。老人談多了，晚上會失眠的」。見在談興上，記者也難以退卻，於是又「硬著頭皮」談上了半個多小時。告別時，瞿獨伊深有感觸地如是說：「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親首先是一個人，一個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樣，也有七情六慾，對家庭、愛情和婚姻方面也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寬闊胸襟和高尚情操。」 並在記者的留言本上筆錄下瞿秋白的詞句「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且用俄文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