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張杰
1933年日寇佔領山海關，北平危在旦夕。13000多箱故宮文物，踏上了南遷的路途，開始了輾轉遷徙的歷程。南遷文物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歷代的宮廷收藏，是國寶級存在。在這些文物南遷的15年中，行程上萬裡，穿越大半個中國，然而沒有一件丟失，也幾乎沒有毀壞，堪稱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蹟。
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物南遷史料整理與史跡保護研究」的組成部分，《故宮文物南遷》大型紀錄片於2020年啟動。2020年12月末，故宮博物院官方微博發布紀錄片《故宮文物南遷》5分鐘先導預告片視頻，並透露故宮又將推出新紀錄片，這次講文物南遷！該紀錄片從故宮博物院剛成立不久的1925年講起，「再現了一群故宮人於千鈞一髮之際奮力守護國寶南遷的經歷。抗日戰士以血肉之軀築起新的長城，故宮人以書生意志延續文化命脈。」在先導片中，首先就出現畫面強調該片「獻給紫禁城肇建六百周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九十五周年。」在先導片的最後一幕，赫然出現了一行字幕： 總導演、總編劇：祝勇。
祝勇在鄭州松社，2019年
作為一名作家，祝勇早在2000年前後，就開始參與北京電視臺紀錄片主創。自此他進入了文學寫作和紀錄片創作兩種藝術形式的互動階段。之後他種重點參與創作了《辛亥》《歷史的拐點》《蘇東坡》《天山腳下》等等多部優秀紀錄片的創作。尤其是祝勇擔任總導演的《天山腳下》，收視率和口碑都相當不俗。祝勇很享受在這兩種藝術形式之間轉換，並不會感到混亂。相反，這給他帶來新鮮感，帶來創作的激情。「不然我可能會陷入一種習慣性的創作中，創作或許早就走進死胡同了。這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使我的創作處於一種開放的狀態，永遠在汲取新的營養。」在祝勇看來，他是以文學的方式拍攝影視作品。「實際上文學可以說是藝術的母體，許多藝術門類，都需要站在文學的肩膀上，比如戲劇、電影、音樂，甚至美術，才能飛高飛遠。我希望在紀錄片中注入文學性，不僅因為我多年從事寫作所形成的對文學的偏好，更是出於紀錄片自身的需要。」
祝勇創作出不少紀錄片好作品，也得過多項紀錄片大獎。以至於一度他的朋友擔心，祝勇就此走上轉型導演的康莊大道，會偏離了寫作。但是祝勇並沒有放棄寫作。他對文學的初心依然不改。「拍攝紀錄片和寫作都是我的所愛，但我更重視寫作。一個作家，可以依憑最簡單的工具——文字的世界來表現世界，甚至是塑造世界，在我眼裡，世界上沒有比這更神奇的事了。」
祝勇在故宮，潘石屹攝，2019年
2011年祝勇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供職於故宮學研究所，擔任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故宮裡的空間，故宮裡的時間，一直滋養著祝勇的寫作。他充分運用「近水樓臺」，從書畫、建築、器物等多個面向入手，寫出大量關於故宮的文章。截至目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祝勇已經出版了包括《故宮六百年》《故宮的古物之美》《故宮的隱秘角落》等九本書，並且即將出第十本。2020年11月29日，祝勇還因《故宮六百年》獲第五屆琦君散文獎。由於展現出一名深入社會肌理和時代脈搏的行走型作家的不俗實力，2021年1月6日，祝勇入選「名人堂·2020年度十大作家」，實至名歸。
要寫出曾在紫禁城裡生活的人的「普通和不普通」
在散文之外，祝勇以故宮為題材也寫過小說。2011年，祝勇小說《血朝廷》，厚厚的一大卷，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相對於祝勇其他寫故宮的作品，關注這本書的人不算多。但祝勇自己寫得挺盡興的，「越往後面，越感覺挺酣暢痛快。」跟非虛構不同，小說裡的情節發展雖有賴於史料而不拘泥於史料，他因此讓自己的寫作「得到了一次解放，也是一次釋放。」
對此，祝勇還不盡興。他準備再寫小說。以故宮為題材寫小說，祝勇很明確自己的路線，「我既不會寫成帝王小說，也不會寫成宮鬥小說。對紫禁城，及其曾經在紫禁城中生活的人，我有我自己的認識。我要寫宮殿裡複雜而又普通的人性。紫禁城裡生活的是一群特殊的人，但他們也是人，有最普通的人性，所以我要寫出他們的普通，以及他們的不普通。」實際上他已經暗地裡開寫了，但他自認「摸索中，還遠不到拿出來的時候。」
在故宮找到了「精神的故鄉」
曾經有很長時間，祝勇一直找不到，哪裡才是故鄉的感覺。而當來到故宮博物院工作，他發現自己找到了。這個「精神上的故鄉」給祝勇提供了豐沛的寫作靈感和資源。他一直都很感恩，「我很幸運，能在故宮博物院工作，並把故宮當作我一生的寫作資源。對故宮的書寫，給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角度，去回看我們民族的歷史，回看我們幾百年、甚至幾千年走過的路。」
一個作家要對同一個存在物，多年如一日地保持專注，保持新鮮感，甚至還要保持著一份痴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好在故宮足夠大，也足夠豐富。對祝勇而言，故宮就像一個迷宮，複雜而深邃，「我看到的似乎永遠只是它的某一個局部，而無法看到它的整體。這也是故宮最吸引我的地方。故宮的存在本身就帶有懸念，當我們解開了一個懸念，就發現有一個更大的懸念跟在後面。總之在故宮，我覺得我了解得越多，就發現自己了解得越少，它使我處於永無止境的探索中。在故宮，我想看到更多的事物。」也正是如此，在寫了這麼多有關故宮的書，祝勇卻從沒感覺到喪失了新鮮感和好奇心的秘訣。
祝勇也堅信，作為人類星球上現存規模最大的古代皇宮建築群，故宮是一個鮮活、生動的樣本，足以支撐他的寫作道路一直走下去。「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打量它，以不同的方式言說它，而永遠不知疲倦。所以說，故宮滋養著我的寫作，讓它日益枝繁葉茂。我相信我的寫作也一直在成長。」
對話祝勇：
「作家們書寫的當下是不是有價值，要放在歷史的長河上去考量」
封面新聞：從「微故宮」和故宮博物院官方微博上發布的紀錄片《故宮文物南遷》先導預告片，發布第一個晚上就達到了82萬人瀏覽量。我看見有網友留言說：「看先導片已經止不住眼淚了」，「老早就期待有一部文物南遷紀錄片了」。您是這部紀錄片的總導演、總編劇，是否可以給我們介紹這部紀錄片的情況？
祝勇：故宮前輩們帶著這些文物，踏上了南遷的路途，穿越大半個中國，經歷了無數的艱辛，有人為此而家破人亡，有人蒙受了不白之冤，更有人付出了生命。假如說抗日將士們把他們的血肉，築起我們新的長城，我們的故宮前輩們，則以書生意志，延續我們民族的文化命脈。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2900多箱南遷文物（含頤和園、古物陳列所等其他單位的文物）分三批運去中國臺灣，但那只是一小部分，其餘南遷文物留在了中國大陸，1950—1958年，絕大部分文物重返北京，回到了故宮博物院。日本侵華戰爭使中國文物損失慘重，唯故宮文物損失甚微。故宮文物南遷的成功，有賴於全國人民的鼎力支持，是抗日戰爭中可歌可泣的一幕，更是人類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這部紀錄片將是一部史詩大片，有許多感人至深的故事。預計在2022年攝製完成並上線播出。
封面新聞：不少人一提到祝勇，就會首先想到你寫故宮的那些文章。故宮為你的寫作提供了肥沃的素材和靈感土壤以及寫作方向，但會不會也遮蔽了你其他領域內的努力？
祝勇：故宮給我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其實我想表達的許多內容，都可以收納在故宮這個主題之下，所以我目前沒有打算偏離以故宮為主題的寫作。其實大家可以從一個更寬範的角度來理解我的故宮寫作——我寫故宮，寫的其實不只是故宮。故宮是世界的一部分，但它是世界的縮影。所以，我2020年出版的一本創作回想錄，書名就叫：《在故宮書寫整個世界》。
封面新聞：寫故宮的書，出了快10本了。在文本創新方面，您是怎麼下功夫做到的？
祝勇：每一種形式其實都是為了更好地表達內容而自然地生成的。我年輕時寫作，比較強調形式的特異性，其實那是寫作沒有成熟的表現。最好的形式，不在於標新立異，而在於合適、妥帖。當然，我也不願意墨守陳規，那樣太偷懶，還是要儘可能在創作中表現出某種創新性。這種所謂的創新是被故宮巨大的神秘性所推動的，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結果，並非為新而新。
封面新聞：在當下中國文學寫作圈，寫非虛構或者大散文的作家中，確實出現了寫歷史的強勁風潮。而且是寫歷史的細部，寫歷史中的普通人。事實上這種寫法，在海外漢學家那裡非常常見。比如寫《王氏之死》的史景遷，寫《叫魂》的孔飛力。對此您有怎樣的心得體會？
祝勇：我覺得我們的歷史書寫缺乏像《王氏之死》那樣四兩破千斤的東西，缺乏《叫魂》那種特異的角度。我們習慣了宏大的視角、宏觀全景式的寫作，去正面強攻，高舉高打。像我寫《故宮六百年》就是這樣，一書寫盡六百年的風雨滄桑。我們的讀者似乎也沒有足夠的準備，去接受《王氏之死》《叫魂》這樣的作品。像這樣的作品，對作者和讀者都是有要求的。無論寫作還是閱讀這樣的作品，都需要有強大的知識儲備。它們寫的是冰山一角，但是只有看見那冰山下面的部分，才能明白那一角是怎麼回事。
封面新聞：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作為以故宮為根據地進行寫作的作家，您有哪些創作上的新收穫？又有哪些還沒來得及做的遺憾？
祝勇：2020年雖然受到疫情影響，但還是挺充實的，比如《故宮六百年》出版，紀錄片《故宮文物南遷》投入實地調研、前期策劃，甚至拍攝了一些鏡頭，並在年底在故宮博物院微信公眾號「微故宮」和故宮博物院官方微博發布了先導預告片。我寫了多年的書稿《故宮的書法風流》也完稿並交付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今年還舉辦了一些演講，比如在故宮博物院舉行《千古風流人物——故宮博物院藏蘇軾主題書畫特展》時，我在文華殿面對公眾進行「在故宮尋找蘇東坡」講座，等等，感覺今年做了不少事。假如說有什麼遺憾，就是有一些著名的音頻平臺請我做音頻節目，一直沒有時間去做。在不同的時代，文化載體是不斷變化的，像甲骨、青銅、石鼓等，都曾經是文字的載體，我認為我們沒有必要墨守陳規，而是應該與時俱進，因時而變，去大膽進行新的嘗試，只要我們不丟棄嚴肅的寫作就好。
「無論環境怎麼變化，對一個年輕人來說，都不能喪失成長力」
封面新聞：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最近一兩年，世界受到病毒蔓延的困擾，很多人都提不起勁。時代的過快節奏，喧囂氣氛，物質等各方面的誘惑和壓力，也讓很多年輕人陷入抑鬱的狀態,近些年各種輕生事件時有發生。在你看來，一個年輕人該怎麼在這個時代找到自己與這個世界的良好互動關係？可以分享一下您自己的經驗。
祝勇：我送給年輕的朋友四個字吧：暗自生長。一個人，一生不可能一帆風順，什麼樣的困擾都可能遇到。尤其是年輕人，不可能一開始就得到承認，有可能被忽視、被輕視、甚至被鄙視，但是不應該因此而放棄努力，而是應當努力去吸收好的東西，讓自己變得強大，終有一天，會長成一棵參天大樹，讓人們無法忽略自己的存在，會以自己的方式惠及世界。無論環境怎麼變化，對一個年輕人來說，都不能喪失成長力，要學會在別人看不到的地方，暗自生長。
祝勇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祝勇故宮系列》出版合同籤字後留影，2017年，趙萍攝
「作家們書寫的當下是不是有價值，要放在歷史的長河上去考量」
封面新聞：我讀過你寫故宮，寫蘇東坡，寫李白，方向都是偏於歷史地理。如果用「大散文」或者「非虛構」的方式，寫當代題材，是不是相對對你的吸引力沒那麼大？或者說，當代生活的深度不夠，不足以形成文學作品？
祝勇：這只是個人偏好，不是當代題材沒有吸引力。其實當代題材很值得去寫，因為當下之中國現實，提供了許多前所未有的經驗，值得去深入挖掘。寫當代題材很有難度，因為它離我們太近，太容易視而不見，不容易以文學的眼光發現它們的價值，把它們撿選出來。其實寫當代，也需要歷史眼光，因為寫當代，不只是給當代人看，也要給未來的讀者看。對於未來的讀者來說，我們今天所經歷的一切都成了歷史。作家們書寫的當下是不是有價值，要放在歷史的長河上去考量。魯迅的許多小說，像《阿Ｑ正傳》《狂人日記》，都是寫他那個「當代」的，但時過境遷，它們的價值絲毫不減。
封面新聞：從整個社會層面來看，由於受眾接受度有一定的門檻，文學的影響力，很難「出圈」。尤其是現在很多人空閒時間，都是用短視頻來獲取資訊，娛樂自己。在您看來，一個作家或者知識分子，該不該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去幫助這個世界提高文學欣賞水平，還是說這個世界就是如此，作家無需為此操心？
祝勇：作家的責任首先是寫好作品，當然力所能及，去擴大作品影響力，這也不是一件壞事。這對作家來說似乎有些苛求，又要寫出好作品，又要引領人們閱讀。但20世紀80年代那個「文學爆炸」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作家們必須面對現實。我想大眾是需要引領的，當代文學不是沒有產生好的作品，也不是好的作品不會引起讀者們的閱讀興趣，而是許多好的作品被湮沒了。前不久我讀了鍾求是先生的長篇小說《等待呼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這部小說充分展現了作家的敘事才華，和對現實的洞察力，令人回味不已。它給我帶來的閱讀快感，比看短視頻、影視劇更加強大。我相信許多讀者，如果閱讀這部書，一定會像我一樣拿得起放不下，只是讀者對這樣的作品知之甚少。從這個意義上說，讓讀者「知道」，進而熱愛，是非常重要的。
分享2020年私人書單：《錢鍾書選唐詩》《文明的故事》
封面新聞：寫作與閱讀密不可分。在即將過去的2020年，您讀了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書？可否分享一些？
祝勇：我先推薦《錢鍾書選唐詩》吧。這本書的底本是1983年到1991年間錢鍾書先生遴選、楊絳先生抄錄的一部唐詩選手稿，其後近四十年，這部手稿從未對外公布。此次首次出版，人文社編輯部對手稿進行了必要的整理，對照《全唐詩》校勘了詩歌正文，增加了詩人小傳和難解語詞注釋，撰寫了出版後記。這部唐詩選本收錄詩人308位、詩作1997首，體現了錢鍾書先生選唐詩的主觀立場和獨特視角，是相關領域研究的重要文獻；也是比較全面呈現唐代詩歌的藝術特徵和風格狀貌的大型選本。此外，楊絳先生在抄錄手稿時留下了日期、詩歌評論、書法評論、生活雜記等文字，也體現了錢楊夫婦的品評互動。通過《錢鍾書選唐詩》，讀者朋友不僅能研習欣賞錢先生選出的可以概括唐詩全貌的2000首詩歌，也能看見兩位學人雋永美好的詩書生活。這是一部迷人的充滿家庭生活溫暖且有一定學術價值的圖。
第二本是威爾·杜蘭特與阿里爾·杜蘭特夫婦合作的《文明的故事》。其實它不是「故事」，而是一種嚴謹的人類文明史。這部作品首先令人感到震撼的是它的規模——它的全書共11部、精裝15卷，總計1000多萬字，威爾·杜蘭特與阿里爾·杜蘭特前後用了半個世紀才完成。以如此規模書寫人類文明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宗教、哲學、教育、藝術等諸多領域的歷史，我們首先要向作者的勇氣和耐力致敬。西方學者稱《文明的故事》是一部把無羈的熱情和橫溢的才華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的文化史的不朽巨著，我認為他們用文字為我們人類的文明史建起了一座豐碑。這部輝煌的巨著，對我繼續寫好故宮是一個很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