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2歲拼多多員工凌晨下班路上猝死，這一事件又給加班文化敲響了一記警鐘。近兩年盛行的996工作制度，尤為網際網路公司所推崇，甚至連網際網路公司巨頭馬雲都認為「能做996是一種巨大的福氣」。
從何時起，加班竟變成了「一種福氣」？按拼多多的話來說，加班是我們選擇「努力」的方式，一種「底層的人民」奮鬥的方式。當加班被套上了努力的光環，這一切仿佛都成了理所當然，個人犧牲似乎也成了必要條件。
但事實並非如此，因「過勞死」的一條條鮮活生命告訴我們，加班不值得。
2019年，為慶祝德仁天皇登基，日本給全國公民一次性放了長達十天的假期。該假期從4月27日開始，5月6日結束。許多市民利用假期出國度假，或擠在東京街頭與德仁一同慶祝。
但也有許多人抱怨延長假期所帶來的額外育兒費用、工資損失以及股市動蕩的風險。一些日本人在放假前對新聞媒體表示，不工作就不知道如何度過這段時間。
日本以其不間斷的工作文化和僵化的勞動力市場而聲名狼藉。過去十年裡，每年都有數百人 「過勞死」。
佐渡美和就是這眾多受害者之一。她在2013年因單月加班超過150小時而死亡。
2013年7月25日，佐渡被發現死在東京的公寓裡，手裡攥著手機。
這位日本廣播協會（NHK）的記者死於充血性心力衰竭。這意味著她的心臟已經變得非常虛弱，無法泵出足夠的血液流到全身循環。她當時31歲。
日本廣播協會在事發4年多後首次披露了佐渡的死訊，並指出是這位記者的父母最初想將死訊保密。
2017年，佐藤的父母改變主意，公開了女兒的死訊，以警告其他人過勞的危險。僅在日本，每年就有數百人因為過度勞動而死亡。
據日本《朝日新聞》報導，根據東京的勞動官員統計，佐渡在去世前的一個月裡，在工作中的加班時間達到了159小時37分鐘，而在此之前的一個月裡加班時間為146小時57分鐘。
但佐藤的父親在2017年的記者會上說，他翻查了女兒的手機和工作電腦，發現她的超時工作時間在她去世前的一個月裡實際達到了209小時。包括周末在內，每天的加班時間將近7小時。
勞動廳告訴《朝日新聞》，「因為工作需要每天熬夜，佐渡每天都無法保證足夠的休息。可以推斷，她處於累積疲勞和長期睡眠不足的狀態。」
01
「過勞死」
佐渡的死亡被正式定為「過勞死」（Karoshi），這是一個日本術語，字面意思是「死於過度勞動」（death from overwork）。
這絕非史無前例。事實上，1969年就有了第一例過勞死的案例，此後此類受害者的數量也在增加。據《華盛頓郵報》報導，2015年有189人被判定為過勞死，不過分析家認為真正的受害人數更高。
雖然日本的政治家們已經通過了一些立法，旨在防止更多的過勞死，但專家告訴我們，日本有毒的工作文化讓這個問題更加棘手。
日本法律規定，員工每周只應工作40小時。政府的指導方針說，工人每月只應該在此基礎上投入45個小時的加班時間，但這個建議並沒有多大約束力。
這些指導方針似乎也被員工忽視了，許多員工覺得有義務通過加班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東京一橋大學的名譽教授石倉洋子說，「許多公司和老闆通過在崗工作時間來評估員工績效，他們不知道如何評估時間以外的績效。」
「我們甚至有調查結果顯示，那些工作效率高的人（即高效完成工作）並沒有得到優秀評價。有些公司甚至覺得員工長在崗時間越長，工作能力越強。」
天普大學東京校區的亞洲研究教授傑夫·金斯頓也評論說，「日本職場中有種武士式的工作文化，期待員工全身心投入工作，願意為僱主犧牲自己的時間和健康。」
「以前人們覺得公司是家長式的，會照顧員工。但這種觀念在過去25年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曾經反對剝削員工的企業，如今已經開始覬覦員工的私人時間。」
《華盛頓郵報》說，有些員工甚至不記錄加班時間，因為擔心得到不好的評價，這意味著他們其實在無償工作。
02
「身心俱疲」
佐渡的死亡絕非孤例。
據1997年《國際衛生服務雜誌》的一篇文章稱，第一例過勞死病例發生在1969年，當時日本一家報社的一名29歲的員工死於中風。據報導，受害者去世前健康狀況不佳，且工作量增加。
過勞死受害者國家辯護律師團的秘書長川崎藤原浩告訴路透社，上世紀80年代，大多數過勞死的受害者都是從事白領工作的中年男性。現在，幾乎五分之一的受害者是女性。
據路透社報導，過去幾年，女性和29歲以下員工因工作自殺的事件也在攀升。
2015年聖誕節，24歲的廣告公司員工高橋松裡在連續一個月加班約100小時後，從宿舍跳樓自殺。據《衛報》報導，死前幾周，她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我身心俱疲」「我不想活了」。
據美聯社報導，2017年10月，東京勞動部官員還認定一名23歲建築工人在過度工作後自殺。4月，這名男子的屍體在日本中部山區被發現，旁邊還有一張紙條寫道，他的「身心被逼到了極限」。
金斯頓教授說，「加班在日本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如果不是那些受害者家屬遊說政府承認這種死亡，我們現在還看不到媒體的各種報導。那些涉事公司也被起訴要求賠償。」
這是1999年至2015年日本每年過勞死案件數量。 路透社評論道，「過去，這樣的問題被藏在遮羞布下。但隨著規範的全球化，日本的過勞文化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人們不再能接受這種做法。」
並非所有表現出健康狀況不佳和過度勞累跡象後死亡的員工都被歸為過勞死受害者。政府官員會對案件的具體情況進行調查，然後決定是否歸為此類。一旦被認定為 過勞死，工人的家屬就可以向政府申請賠償。
根據日本政府2016年公布的一項調查，參與問卷調查的公司中，超過五分之一的公司員工每月加班時間超過80小時。
也就是說，每人每天加班時間約為4小時，周末除外。該文件還稱，2015年有2159人因工作問題而自殺。
03
日本的勞動力市場問題
日本僵化的勞動力市場很可能對其加班文化起到了一定的影響。儘管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但該國生產率低下，勞動力市場短缺日益嚴重，人口也在萎縮。
2017年，日本的職位空缺飆升至43年來的新高，而且沒有停止的跡象。據政府統計，截至2019年3月，該國平均每位求職者的職位空缺為1.63個。
日本統計局在2019年的報告中指出，65歲以上的人佔日本總人口的28.6%，預計到本世紀中葉，這一數字將達到48%。儘管如此，日本的職場依然缺乏靈活性。
石倉說，「公司仍然遵循一錘定音的招聘流程，晉升方式也相當固定和僵化。一旦你離開一家公司，就很難再找到其他工作。」
04
「需要從根本上改變」
據《朝日》報導，佐渡去世後，日本廣播協會推行了各種工作場所改革，包括要求員工必須得到經理的許可，才能在晚上10點後或節假日期間工作。
其他辦事處也想出了一些創新的點子來防止員工過度工作，不過成效有限。
據路透社報導，建築公司三井物產總部每天下午6點播放「洛基」"主題曲，鼓勵員工離開辦公場所。
2017年2月，日本政府還推出了「優質星期五」（Premium Friday）活動，鼓勵企業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個周五讓員工提前幾個小時離開，這樣他們就可以去購物或外出就餐。在員工放鬆的同時也能促進經濟發展。
但據《日本時報》報導，「優質星期五」推出不到一年，就不再受公司熱情歡迎，只有少數公司仍堅持將該計劃付諸實施。
石倉在談到辦公室的激勵措施時說，「這些東西可能會有點幫助，因為它讓人們意識到現在已經5點鐘，該下班了。但這些措施似乎與工作的現實脫節，就像『優質星期五』一樣，確實沒有產生任何實質影響，而且過於短暫。」
「我們需要從根本上做出改變。」
2017年4月，政府還提議將加班時數上限為每月100小時，顯然是為了遏制該國有毒的加班文化。
批評者認為該計劃仍將徒勞無果。 據路透社報導，如果員工在死亡前的一個月內加班100小時，或者在之前的6個月內連續兩個或兩個月以上的加班時間達到80小時，心血管死亡通常被歸類為過勞死。
日本勞動律師協會會長夏目一郎告訴法新社記者，政府的提案「等於認可了一個可能導致過勞死的限制」。這樣的話，只要企業把員工的加班時間卡在這一限制之下，就無須承擔員工過勞死的風險。
金斯頓教授也對提案表示，「這是一個表面上的變化，不太可能顯著改變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對員工的過度要求。」
他補充說，「過勞死其實體現了企業管理技能的薄弱和生產力的低下，所以他們想通過（員工加班）來改善公司業績，以便給員工帶來更好的福利。唉，人們總是給努力和汗水套上巨大的光環，卻忽略了靈感的重要性。這更讓員工認為，在工作中全身心投入和個人犧牲是必不可少的。」
石倉補充說，擬定加班時長的上限只是保護員工免受過加班文化迫害的「一種嘗試」，但不是最終解決方案。「根本問題更多在於僵化過時的勞動措施，人們感到他們無法掌控自己的職業或生活方式。」
05
「我的希望」
日本廣播協會是佐藤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2005年從東京一橋大學法律專業畢業後，她開始在該電視臺位於日本南部的鹿兒島辦事處工作，2010年調到東京分部。
據她的母親說，在她的5人團隊中，佐藤是最年輕的一個，她每晚都要忙各種團隊合作。據《紐約時報》報導，佐藤周末很少休息，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半夜。
佐渡的名字美和意為「未來的和平」，她是三個兄弟姐妹中的老大。據《朝日》報導，她去世前本來是要結婚的。在火化前，未婚夫給她戴上了婚戒。
她的母親說：「她是我的寶貝，是我活著的希望，也是我最大的支持。她去世後，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無法微笑，也難以從心底感到快樂。」
在日本，仔細研究過日本加班文化的專家擔心，除非日本進行更為激烈的改革，否則在未來的歲月裡，將會有更多的母親發出同樣的哀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