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刺蝟公社」(ID:ciweigongshe),作者 語境,編輯 楊晶。36氪經授權發布。
「錄這期節目之前我們倆深刻的反思了一下,『浪姐』系列節目的flag立得太早了,沒有想到這個節目真的是高開低走。」「隨機波動StochasticVolatility」的主播張之琪在8月2日的節目中說。
在《乘風破浪的姐姐》(以下簡稱《浪姐》)熱播之際,播客「隨機波動」也推出了配套專題欄目《紅海翻滾的姐姐》。三位女主播對這個專題欄目的定義為:下飯播客,以熱門綜藝《浪姐》為契機,探索(閒聊)和選秀、性別、粉絲文化相關的種種文化議題。
《浪姐》賽程過半,張之琪和另一位主播傅適野一開始對節目是上線即追,但漸漸對節目感到「審美疲勞」,在《紅海翻滾的姐姐》最新一期節目裡,兩位女主播更索性直白地表明了她們的心境——「浪姐為什麼越來越不好看了」,這個疑問也成了第7期節目的主題。
「難看」的聲音從《浪姐》3、4期開始此起彼伏,網友對節目的批判難逃賽制評分的不合理、鏡頭剪輯效果差、投票失靈、風格向傳統女團妥協、違背原本「三十而驪」的立意。
而《浪姐為什麼越來越不好看了》這期播客節目則跳出了綜藝節目常規的話語體系。
張之琪和傅適野分析《浪姐》「不好看」的原因,從競爭關係,聊到社會中瀰漫的、特別是女性面對的「叢林法則」,進而分析了為什麼媒介形式的改變為這種思想的流行提供了沃土。
我們為什麼能在播客更平和深入地聊《浪姐》?
由於「打破對女性的偏見和固有印象」的節目立意和強勢的嘉賓陣容,《浪姐》未播先火,引發全網廣泛討論。在播客,聊《浪姐》也成為一種「潮流」。
播客節目「忽左忽右」就推出了一期節目《中女崛起和令人哭笑不得的第三性》,「活字電波」推出特別一集《又美又有錢的姐姐才可以乘風破浪嗎》,而「隨機波動」是其中最特別的一個,單獨為它開設了一個周更欄目《紅海翻滾的姐姐》。
「《浪姐》算是疫情期間最大的一個爆點綜藝,尤其是在剛開播的時候,感覺微博全首頁都在討論。節目本身其實沒有那麼多可討論的點,但它聚集30+的女性,而且有話題度,是一個很好的切入口和跳板。」隨機波動的主播傅適野向刺蝟公社(ID:ciweigongshe)解釋決定做「紅海」系列的原因。
「隨機波動」是一檔由三位女性媒體人發起的泛文化類中文播客,它的前身「剩餘價值」可能是一個更加被人熟知的名字。
今年2月,由於節目中的一集《瘟疫、語言和具體的人:與歷史學家羅新的聊天》涉及敏感內容,「剩餘價值」經歷了一次大規模「炸號」,隨後以新名字「隨機波動」重出江湖。
目前,傅適野和張之琪已經成為自由職業者,有了更多的精力投入播客事業。
「乘風破浪」的30+女明星的精神面貌和處事態度,讓許多女性觀眾稱『有了變老的勇氣』」,但實際情況是,更多的姐姐還在競爭激烈的「紅海」掙扎。
而「紅海翻滾」還可以有另一層解讀。目前,播客變現困難,新播客節目在今年上半年呈現小井噴趨勢,某種程度上,主播們自己也處於「紅海」的壓力之下。
因此,除了主播們對節目本身和相關女性話題感興趣外,「紅海」衍生節目也是一個為播客自身增加「曝光」的機會。「每周五大家看完這個綜藝,又可以在周末聽到我們這樣的特別節目,也比較方便培養聽眾的粘性和收聽習慣。」傅適野說。
但在播客這個內容形態中,「去娛樂化」和「價值延伸」的節目討論是主流形態。
在錄製《<浪姐>是一場不徹底的改良,時而大觀園,時而鬥獸場》一期時,「隨機波動」邀請了《人物》雜誌主筆安小慶做嘉賓。她們評價《浪姐》的改良是不徹底的,節目想要營造一個去除了男性凝視的環境,但鏡頭背後,依然是資本和文化工業的邏輯在起作用。
「這個綜藝即便再有話題熱度,它也還是個綜藝。」
傅適野認為《浪姐》承載不了更深刻更批判性的價值,所以「紅海」更多地在探討節目背後更大的社會問題,例如女性的年齡焦慮、性別紅利、貧富問題。「這也是比較符合我們節目氣質的取向和定位。」
《乘風破浪的姐姐》「世界名畫」
和「隨機波動」相似,文化類播客「不合時宜」對《浪姐》的討論也是再三斟酌的。
「不合時宜」在《浪姐》賽程過半時上線了《被定義的浪姐和易臉冷漠的對話》,不能免俗地加入了對這檔節目的討論中。為了從夾縫裡找到的新的切入角度,他們選擇從《浪姐》的衍生訪談節目《定義》入手。
《定義》的主持人易立競是人物深度記者出身,她的採訪風格犀利冷峻,有人稱其為「冒犯式採訪」。例如,易立競會從不同角度,不斷提問類似問題來突破採訪對象,從可能不一致的回答中尋找破綻。
主播若含告訴刺蝟公社:「我和王磬(另一位主播)之前有過人物採訪經驗,我們覺得作為記者看到的訪談跟普通的聽眾看到的是不太一樣的,所以希望能貢獻一個新的視角。」
《浪姐》的出現是由於資本力量的推動,資本觀察到現在女性的觀眾群體越來越需要這樣的內容。當前熱播的電視劇《二十不惑》和《三十而已》的出現也並非偶然。
在這場熱鬧持久的討論中,播客的主播們試圖跳出商業敘事輸出觀點,而女性主題播客「海馬星球」的覃裡雯在與刺蝟公社對談時,直接表示了對《浪姐》的排斥。
她認為這類綜藝更貼近「機會主義女權」,它讓舞臺變成了女性的鬥獸場,節目的描述也將女性之間很多正常的情感交流變得非常扭曲。
「我覺得很多所謂的女性主義節目只是找了一些女明星,讓她們扮演一些有力量的角色,但是節目並沒有打破傳統父權社會下對女性人設的要求,比如腰圍一尺九、膚白、年輕......現在有很多批評的聲音,我覺得批評的點都不錯。如果說女權要用這個娛樂節目去引發討論,這在引導方向上就是南轅北轍。」
微信公眾號「看理想」在《姐姐們,從乘風破浪到隨波逐流》一文中提到,《浪姐》非常寶貴的一點,就是營造了一個對於女性的良好討論氛圍。
文中提到,節目播出前豆瓣專題小組已經聚集了數十萬人討論用戶。當時的討論氛圍都相對友善,多是出於純粹的對女性欣賞,也不乏大量高質量的討論腦洞。然而,隨著大量觀眾湧入後,小組的討論風氣也漸漸崩壞了,劣幣驅逐良幣,許多人因為難忍這樣的討論風氣紛紛退組。
微博也從清一色期待「姐姐們能碰撞出怎樣的火花」,恢復到了一貫的輿論風向,每一期節目更新,不僅佔據三五個熱搜詞條,還會有至少一個姐姐被「狙擊」。網友們放大綜藝中呈現的某一現象,簡單粗暴地給姐姐貼上標籤,輕易粉轉路、路轉黑。
但無論在播客節目分發的播客平臺、音頻平臺,還是公眾號、微博等社交媒體,在評論留言中,聽眾都能夠維持較為理性討論的氛圍。
《浪姐》給予了播客一個全面討論的契機,但女性和性別相關議題並不是這些播客為了「蹭熱點」才開始關注的內容,而是播客這個媒介生態裡一直都有的客觀存在。不論是成立了一年半的「隨機波動」(包括剩餘價值時期),還是只上線了30期節目的「不合時宜」,女性相關的節目大約佔據了播客所有節目的20%~30%。
「我們的聽眾可能先天對這樣的議題就不陌生,他們會有自己的基本認知、話題共鳴或是切身體會,更能夠接受這樣的選題。」若含說。
和其他內容形式的受眾相比,播客的受眾群體有其特殊性。
一方面,播客聽眾受教育程度較高,對爭議性選題的接受度也較高。根據今年PodFest China發布的《2020中文播客聽眾與消費調研》,中文播客用戶主力來自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且近九成用戶學歷在本科以上。
另一方面,一期播客節目的時長在半小時到一小時左右,能夠給予主播和嘉賓比較完整的討論空間,是一個適合傳播和交流思想的媒介。
信息碎片化,媒介把人們的思維更扁平化,短內容容易簡化思想,人們對每個事情的理解常常是「微博200字」或「短視頻15s」,發表觀點也容易被曲解,被「抬槓」。在能夠深入思想交流的空間下,聽眾和主播的關係更加緊密,粘性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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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對於圖文和視頻內容,用戶都可以隨意拖動進度,來選擇輸入的內容,但播客的門檻更高,用戶選擇輸入的時間點在判斷「是否要收聽節目」這一刻。
「視頻傳達的信息更多,但多出的部分信息會干擾受眾,而音頻受眾能夠更注重內容本身。我知道中文環境對人的外貌苛求甚多,很多視頻博主出鏡時要化妝。有些人即使聽不懂你說什麼,但依然能夠對你的樣子、穿著、舉止評頭論足。」這也是覃裡雯選擇播客節目形式的原因之一。
有意思的是,這類情況通常發生在男性凝視之下,也就是說,女性才是被審視的主體。播客為主播創造了專注內容的機會,為女性提供了規避審視的空間。
在播客,偶爾的「矛盾衝突」可能會發生在節目內容「脫離」原本的價值觀時。
在「紅海」第4期節目《傅立競對話前1931女團成員》中,傅適野邀請了一位有女團經歷的朋友,但節目效果卻有些違反大家的預期。
有人覺得嘉賓沒有跟上主播的價值思考,有人覺得主播沒有引導嘉賓聊出基於自己經驗的一些反思,還有人希望他們反思對談中類似「女孩就是有自己的花季」的觀點,和節目之前的價值觀是否有所出入。
「我覺得大家有點太苛刻了。」傅適野說,「當然,我會期待能聊出更深刻的內容,但嘉賓的想法確實比較單純。她覺得女團就是在20出頭的時候,人生階段的一種愉悅的體驗,讓她很快樂很滿足。我覺得也可以接受。」
播客融洽的氛圍離不開聚集的用戶和討論風格,不過傅適野覺得,比起播客這一介質的特殊性,更重要的這個載體背後「人」的因素。
「我和之琪以前在界面文化做記者。當時幾乎是一個全女性的團隊,大家對性別相關的問題比較敏感,會從女性視角思考各類話題,以前還被人調侃是『女權號』。我們形成了一貫的選題思路,也會把這個思路用在做播客節目上。」
在JustPod聯合創始人楊一看來,很多文化類播客的節目調性和對女性話題的重視,和主播的海外背景有關。
從播客的簡介中能看出,「聲東擊西」是一群駐美記者主持的播客,「小聲喧譁」是幾個在美「知識女性」討論歐美流行文化的播客,「不合時宜」是由三個生活在不同時區的(前)媒體人共同創作的播客......
「播客簡介及相關節目」
西方文化給予女權自由表達的空間,這些主播們更早將女性主義納入自身的價值觀,由此將獨立和反叛意識帶入中文播客。2017年,因美國金牌製作人韋恩斯坦性侵案引發的Metoo運動,就帶動了2018年女性主題中文播客的小範圍興起。
主播們的女性視角,通常融匯到方方面面的公共討論中,並非只有遇到直接與女性相關的主題時,才會意識到性別問題。「不合時宜」的主播們討論發現,節目選題很多源於他們的現實經驗,「與其說我們刻意關注女性話題,不如說性別意識是我們節目的底層意識。」
在《被定義的浪姐和易臉冷漠的對話》的上一期,「不合時宜」推送了節目《一個中國男性要成為女權主義者到底有多難》。
這一期主題的想法是駐歐記者王磬提出的。前段時間她看到新聞報導,在居家隔離生活開始一個半月後,國際學術期刊的編輯們注意到一個現象,女性研究者似乎因為承擔了更多的家庭責任,投遞的論文數變少了。
面對這條新聞,有男性朋友在王磬的微博評論說,雖然他在理念層面認同男女平等,家務共擔當,但理念和真正的行動之間仍然有一段距離。
這條微博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很多男性可能因為他本人有所謂的惰性和路徑依賴,即使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男性,他很容易說出「我一定會支持你想做的事」,但不一定會夜裡給孩子餵奶換尿布。
林垚是知名青年學者、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也是朋友圈的曬娃狂魔奶爸。一年多以前王磬在紐約第一次見到林垚真人,那時他正好帶著他的女兒。她在邀請節目嘉賓時,一下子就想到了他。
「我們更希望男性是女性爭取自身權益的盟友,而不是一個時刻需要警惕和反對的敵人。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節目中會有兩個女主播加一個男主播(孟常)這樣的組合。」若含說。
「海外背景」的作用在覃裡雯身上體現的更加明顯。兩年前決定成立「海馬星球」,與她一直以來的性別意識和德國經歷有關。
受母親的影響,覃裡雯從小就有男女平等的意識主張,也受到大量為女權背書的經典文章啟發。作為最早的一批微博用戶,她有幸結交了一群70、80後女權先鋒博主,與她們在社交媒體進行對話。
覃裡雯在8年前搬到德國,她切身感受在德國的話語體系中,女性能夠從教育、司法、文化、傳媒等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在德國,如果你說你是『antifeminist』(反女權主義),基本上是要被別人鄙視的,它是一個社會文化共識。」
環境讓女性擺脫恐懼,這讓覃裡雯有了對「女權話題」更堅定和清晰的表達意願。
從「海馬星球」開始更新以來,覃裡雯一直都收到了國內聽眾非常熱烈的回應。但她仍有「西西弗斯推石頭」的無力感,女性面對的家庭暴力、性侵犯、性別歧視、生產與育兒等社會問題一直重複被討論,但巨石被推上山頂,又因為太重而滾落下山。
「到現在還是不斷有小姑娘或是中年女性在我的(播客)留言說,好像找到了一束光、找到了燈塔。我覺得像這樣的節目太少了,中國十幾億人口的國家,應該有上千上萬個這樣的節目,才能有更多女性看到希望。」覃裡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