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
4月24日，由南昌青雲譜江西化工石油機械廠返回北京。
1973年
受周恩來委託，研究國際經濟形勢和對外貿易問題。6月7日，在聽取中國人民銀行工作匯報時提出：要很好地研究當代資本主義，以便在世界市場中佔有我們應佔有的地位。銀行要把利用外資的任務擔當起來。
10月3日，赴廣州參加商品交易會。10月10日，就進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問題，為對外貿易部起草向國務院的報告。
1975年
1月，任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76年
1月8日，周恩來逝世。
4月5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爆發人民群眾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抗議運動。中共中央政治局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出了錯誤的判斷。
7月6日、9月9日，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
9月，參與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曾對葉劍英講，這場鬥爭不可避免。
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文化大革命」結束。
1977年
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正確認識和重新評價1976年4月5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擁護鄧小平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會後，支持鄧小平對「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錯誤觀點的批評，支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1978年
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發言，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錯案，指出不解決這個問題，是很不得人心的。12月10日，就經濟問題再次在東北組發言，指出：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是我國史無前例的一次偉大進軍，必須既積極又穩重。在三五年內，每年可以進口2000萬噸糧食，先把農民這一頭安穩下來。擺穩這一頭，就是擺穩了大多數，天下就大定了。
12月18日至22日，出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在會上，重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並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
12月24日，在彭德懷、陶鑄追悼會上致悼詞。
1979年
1月4日，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指出中紀委的基本任務，是維護黨規黨法，整頓黨風。
2月，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會同中央組織部開始對劉少奇案件進行複查。複查結果表明，強加給劉少奇的種種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一夥的蓄意陷害。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為劉少奇平反昭雪的決議。
3月8日，撰寫《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指出：過去計劃工作制度中的主要缺點，是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即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第一部分是基本的和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須的。
3月14日，同李先念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提出要用兩三年時間依照按比例發展原則調整國民經濟，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3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指出：中國人口多，百分之八十在農村，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現代化用人少，就業難。我們只能在這種矛盾中搞四個現代化。
3月27日，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
5月底，到上海調查研究寶鋼建設問題。
6月16日，主持財政經濟委員會會議並發表講話，指出：寶鋼建設上了馬就幹到底，要把先進技術學到手。在中國實現現代化，應以最先進的工業為標誌，這毫無疑問是可以完成的。
9月18日，在財政經濟委員會召開的匯報會上講話，指出我們在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中，除了要上若干個大項目以外，著重點應該放在國內現有企業的挖潛、革新、改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