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石油和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價格不斷飆升，美國和歐洲經濟增速放緩，人們開始擔心全球經濟是否會再次陷入同上世紀70年代那樣的全球滯脹局面。我們有必要先來回顧1970年代滯脹形成與終結，並揭示滯脹現象的經濟學機制，以對當前全球經濟形勢的發展做出一個初步的評判。
1970年代滯脹的形成與終結
在經歷了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中期的高增長、低通脹之後，從1960年代後半期開始，美國的通脹開始不斷上升，這是由於越南戰爭升級和詹森總統推行偉大社會計劃導致美國財政赤字急劇擴大與擴張性貨幣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失業率被壓低到了5%以下。這種總需求的擴張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後期。由於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度，其他工業化國家進口了美國的通脹，全球通脹普遍上升。通脹預期在當時經濟中已經普遍存在，所以即使經濟增長放慢也未影響到工資的增長。
20世紀70年代初，為了降低1960年代遺留下來的通脹，尼克森總統實行了對工資和物價的暫時控制，美聯儲緊縮性貨幣政策造成了一次衰退，但通脹率僅稍微有所下降。當工資與物價控制取消之後，控制對通脹的影響便告結束。到1972年，失業率與10年前相同，而通脹率則上升了3個百分點。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為了抗議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以色列的支持，歐佩克通過了一個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石油禁運決議。石油禁運使原油及石油製品價格大幅度上漲。原油價格從戰爭爆發前的3美元/桶急升到1974年3月12美元/桶，上漲4倍，這不僅導致了消費者支付的能源價格上漲和使用能源的企業營運成本提高，還帶動了非能源的石油產品（例如塑料）的價格上漲。這次石油價格暴漲如同對消費者和企業同時增稅，各國的消費和投資都出現收縮，世界經濟步入衰退。
凱恩斯模型預言：在經濟繁榮時通脹會上升，在經濟衰退時通脹會下降。但是，1974年世界經濟陷入嚴重衰退時，大多數國家的通脹卻加劇了。其中許多國家的通脹率幾乎翻了一倍。1974年和1975年美國的通脹率分別達到了10.9%和9.1%。為了描述1974-1975年間這種特殊的宏觀經濟形勢，人們發明了一個新的名詞：「滯脹」，即生產停滯與高通脹的組合。衰退期間的高失業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通脹，從1975年-1979年通脹出現了減弱。
1979年爆發伊朗革命，該國的石油出口受到破壞，從而引發了第二輪石油價格暴漲。原油價格從1978年的約13美元/桶上升到1980年的32美元/桶。與1973-1974年的石油危機一樣，石油進口國的經濟出現了滯脹，1978-1980年所有工業化國家的通脹都大大加劇，同時產出的增長普遍放慢，失業率普遍上升。進口石油的發展中國家也同發達國家一樣面臨著更高的通脹和放慢的經濟增長。
19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引發了長達10年高通脹和經濟停滯、高失業率並存的滯脹局面。滯脹對於控制總需求的中央銀行而言猶如一場噩夢，因為此時中央銀行無法同時維持價格穩定和充分就業。在這種情況下，除非以失業增加為代價，嚴格控制總需求，否則就不能使價格保持不變。這就使決策者處於痛苦的兩難境地，他們必須就短期裡在多大程度上控制通脹和失業做出抉擇。
1979年和1980年兩年間，美國通脹率持續在兩位數水平(分別為11.3%和13.5%)，這是戰後半個多世紀裡罕見的現象。1979年，卡特總統任命在國際金融方面經驗豐富的保羅?沃爾克為新的美聯儲主席。在沃爾克領導下，美聯儲對貨幣政策目標進行了決定性改變，將其定位在抑止通脹的進一步上升並使其從當時兩位數水平回落到1950年代2%的水平上。沃爾克頑強地推行旨在降低通脹的貨幣政策，這使得1980年代初美國利率急劇上升。
同時，在1980年總統競選中，裡根承諾降低通脹。上臺后里根總統採納了供給學派的經濟政策主張，通過減少政府干預和大幅削減稅率刺激生產。1981年-1998年，所得稅減少了23%；1985年的稅制改革把當時14個稅收檔次減少為3個檔次，私人納稅率平均降低85%，公司納稅率平均降低317%。裡根的減稅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傳統的需求管理政策, 通過加強總供給的管理來促進投資。並且由於推行星球大戰計劃，裡根政府的財政支出也迅速擴大。
這樣，在1980年代美國實施了一套特殊的政策搭配：在美聯儲主席沃爾克領導下的堅定的貨幣緊縮政策，和裡根政府減稅和增加軍事開支的財政擴張政策。緊縮貨幣政策引起了急劇的衰退，而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果又受到由於貨幣升值導致的淨出口減少的擠出，貨幣緊縮引起的高失業和美元升值這兩個因素使美國的通脹率迅速得以降低。
1979年末美國這一反通脹過程在1981-1982年間造成了二戰後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儘管經濟增長和就業率為此付出了代價，但這一政策有力地打擊了通脹。美國的通脹率從1980年的10.4% 降到1982年的3.2%。隨著通脹下降，美國的總需求開始復甦，到1987年，失業率已接近於6%的自然失業率水平。20世紀80年代後期失業率持續下降，1989年達到5.2%之低，產出逐步回到潛在GDP的水平而通脹則回落到目標的2%水平。
滯脹的經濟學機制
要理解滯脹發生的經濟學機制，必須將注意力轉移到被傳統凱恩斯經濟學所忽略的供給衝擊上。因為需求衝擊導致產出和物價水平同方向變動，只有一個負的供給衝擊才能導致經濟出現滯脹的結果。供給衝擊改變生產產品與服務的成本，從而移動總供給曲線。一個負的供給衝擊導致總供給曲線向左上移動，如果總需求保持不變（如央行沒有執行適應性貨幣政策），這將引起物價水平的上升和一段時期的經濟停滯，即出現滯脹的局面。19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是典型的負供給衝擊。然而，像油價上漲這樣的供給衝擊往往是一次性的，它們本身不足以解釋受其衝擊後價格水平的不斷上升。所以，要理解滯脹是如何發生的，還需要了解供給衝擊直接效應以外的機制，這就是「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或動態總供給曲線）。
20世紀60年代以前，當發生經濟衰退，在產出下降、失業率增加的同時，往往伴隨著物價水平的下跌，也就是說在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穩定的負相關關係，這是早期菲利普斯曲線所刻畫的一種經濟關係。這種菲利普斯曲線表明了短期中決策者可以如何以較高的通脹為代價減少失業。正是由於有這種菲利普斯曲線的理論支持，20世紀60年代以通脹率為代價換取失業率下降的相機抉擇政策才大行其道，這是20世紀60年代末全球通脹率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20世紀70年代，失業率與通脹率之間關係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差不多是從1974年開始，與日益上升的失業率相伴隨的，即使不是加速的也是較高的通脹率，而產出增長卻急劇下降。
對此，貨幣主義經濟學家弗裡德曼指出，菲利普斯曲線所表示的失業率與通脹率之間的取捨關係，只在短期內存在，從長期來看並不存在，其論據是，只有在人們具有貨幣幻覺，他們預期的通脹率低於實際通脹率，即沒有意識到貨幣貶值的時候，刺激總需求政策才可能收到暫時的成效。一旦人們從經驗中學習，把通脹預期調高，失業率也會回到原有水平。而政府為了維持低失業率，又不得不進一步採取擴張政策，於是就產生了惡性循環。從長期看，不僅充分就業不能實現，而且還會導致越來越高的通脹。換句話說，隨著通脹預期的調高，菲利普斯曲線不斷地被推向遠離原點的位置，因而政府只能在更高的失業率和更高的通脹之間進行取捨。
弗裡德曼指出，到了1960年代末期，美國人開始預期通脹會持續，這樣短期總供給曲線開始移動，在每一給定的產出水平上造成了更高的通脹。預期通脹率越高，對應於給定產出水平的通脹率越高。這是通脹和失業可能同時增加，或者當產出下降時通脹率可能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
根據上述分析，1970年代滯脹主要是以下兩個因素作用的結果：首先，兩次石油危機造成的負的供給衝擊直接提高了石油產品的價格和使用能源產業的成本，使總供給曲線向左上移動，這導致了整個價格水平的上漲和產出的下降；其次，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的世界範圍內不斷增強的通脹壓力，使人們形成了對未來通脹的預期。對通脹的預期不僅會使新工資合同確定的工資水平越來越高，同時投機者大量收購囤積價格看漲的商品，也促使商品價格進一步提高。例如，美國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工會組織為應付高通脹，頻繁地將生活成本調整條款（COLA）寫入工人合同裡。在1960年代末，COLA協議涉及的工人數大約為參加集體談判的所有僱員的1/4，在1976-1979年，這一比例超過了60%。工資-價格螺旋上升是20世紀70年代滯脹的一個重要特徵。
從上面關於1970年代滯脹和經濟理論發展可以吸取兩點教訓：其一，在短期中，為打擊通脹將不可避免地引起失業和衰退，而為使較高失業率得以迅速下降也將不可避免地會冒通脹上升的風險，這是穩定政策面臨的基本取捨和主要難題。但是在長期中，則不存在通脹與失業之間的取捨關係。其二，在通脹的上升時期，央行應設法消除或避免民間主體通脹預期的形成，因為一旦通脹的上升加入到通脹的預期和工資決定的過程中，要使通脹降下來就非常困難。而消除或避免民間主體通脹預期形成唯一有效的辦法是央行明確地表明，即使短時期內出現失業增加的現象，也決不放棄通貨緊縮政策。
全球經濟會再次出現滯脹嗎
目前全球經濟面臨石油、食品和大宗商品價格聯袂上揚，通脹壓力不斷加劇的局面，美國過去四個季度的平均通脹率是3.5%，歐元區5月份的年通貨膨脹率升至3.6%。經濟增長放緩和通脹壓力不斷加劇正引發人們對於全球經濟將會再次出現上世紀70年代那樣滯脹的擔憂。包括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和哈佛大學教授費爾德斯坦在內的多位知名人士均發出警告，全球正面臨經濟衰退和通脹上升並存的滯脹危機。
現在的經濟形勢與當年存在一些相似之處，特別是現在原油價格從2003年僅僅是30美元/桶上漲到目前145美元/桶，增長了近4倍，與上世紀70年代油價增長的幅度相當，但是，除非地緣政治發生重大事件，導致油價急劇地大幅上升，我們認為全球經濟不大會再次出現上世紀70年代那樣嚴重的滯脹。
首先，與1970年代不同，本輪原油價格上漲是由於需求增長過快，而不是供給急劇下降造成的。本輪石油需求增長中，發展中國家發揮了前所未有的作用。發展中國家已佔全球新增石油需求的90%。國內能源補貼降低了發展中國家需求對國際油價的敏感程度，刺激了能源的過度需求。然而，隨著財政負擔的不斷上升，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始上調其能源價格，降低成品油補貼。這在短期內可能會加速通脹，但價格上調能減少財政負擔、遏制需求，從中長期看對油價將產生抑制作用。
其次，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和全球經濟的火車頭，美國經濟結構與33年前相比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由於技術進步、放鬆管制，以及導致更高效率的競爭，美國經濟具有了更大的靈活性，更有能力適應困難的情況和挑戰。2007年美國經濟的產出是1973年的10倍，而能源消耗同期只上升了3倍。能源利用效率很大程度上是經濟不斷地從製造業向服務業轉移的結果。美國製造業部門就業已從30年前的34%下降到20%以下，同時服務業部門就業從30年前的41%上升到目前的58%。經濟結構的這種變化有助於通過降低勞動成本而控制通脹，因為製造業由其周期性特徵而傾向於比服務業更為波動。
第三，與33年前相比美國參加工會組織的勞動力比率已顯著下降，勞動合同中包括COLA協議的工會組織工人的比例已經從1970年代的61%下降到目前的22%（這部分的原因是經濟結構向服務業轉移的結果）。工資與物價基本上脫鉤，這消除了曾令人恐懼的工資-物價相互推動的惡性通脹。此外，正如美國5月份失業率驚人上升所表明的那樣，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放緩，有可能會導致勞動力市場進一步供過於求，從而在未來兩年內給工資帶來周期性下行壓力。
最後，美聯儲和其他中央銀行已經從1970年代的經歷中總結了經驗教訓，認識到1970年代滯脹痛苦的負面影響，貨幣政策的制定者會迅速地對潛在的滯脹風險做出反應。如美聯儲在過去連續數次降息以防止經濟出現衰退，而當通脹風險出現時，美聯儲及時停止降息，並隨時做好加息準備。正如伯南克所言：「我們承認長期通脹預期對我們保持低通脹至關重要。在目前複雜的經濟情況下，保持人們對美聯儲承諾穩定物價的信心仍然是我們的首要任務。」而由於歐洲中央銀行被賦予保持物價穩定這一唯一責任，因而它可以對通脹採取更為強硬的應對措施。
雖然可能處在降溫的過程中，但全球經濟增長率目前仍然是較高的。通脹最近也已成為各國貨幣當局關注的首要問題，在工業化國家，通脹率仍處於低的一位數字的水平，雖然比這些國家貨幣當局希望的水平高，但遠遠低於1970年代末兩位數的通脹率。發展中國家的通脹水平不可持續，也終將放緩。因此可以認為全球經濟再次出現上世紀70年代那樣嚴重的滯脹的概率是不大的。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副教授）
(責任編輯：佟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