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下人稱「帽子書記」， 請託「賣官」竟達近百次，所得高達300餘萬元，泗縣原縣委書記晏金星可謂日進鬥金。試問，賣官書記是如何煉成的？筆者以為，這固然與本人官德缺失、貪婪無度、利令智昏有關，但制度方面的原因也許更重要。
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顯而易見，嚴格的制度約束，有效的監督和權力制衡，會讓官員想腐敗都難，想腐敗都無法腐敗。反之，官員個人手中權力過大，近乎絕對化，且缺乏有 效的監督，凡事被暗箱操作，那樣官員不想腐敗都難，不想腐敗也得腐敗，晏金星就是這樣的典型。
法院查明,向晏金星行賄的47人包括縣直機關的幹部,還涉及基層多個鄉鎮的幹部；涉及「買官賣官」崗位的不僅包括「副縣長」、「縣委常委」、縣委縣政府「兩辦」主任等要職,還覆蓋全縣20餘個科局和10多個鄉鎮。採訪中,一些幹部提到,晏金星「賣官」持續10年,卻一直沒受到監督和查處,甚至一路『帶病提拔』,其中有個人目無法紀問題,但暴露出的「一把手」成了「一霸手」、權力失控、監督失靈的制度漏洞更值得深思。
一個時期以來，此類例子屢見不鮮。諸如，山西省長治市原市委常委王虎林在擔任長治縣縣委書記期間，得知其將被提拔，「突擊提幹，甩賣官帽」，「五千塊錢站站隊，一萬塊錢上上會，兩萬三萬才到位」；吉林省白山市原政協副主席在擔任靖宇縣縣委書記期間，借調整、提拔幹部之機大肆收受賄賂，在科以上幹部中沒有「空白點」；福建省周寧縣原縣委書記把「賣官」公開化，「一些官位的價錢到了約定俗成的地步」，縣長十幾萬、局長七八萬……甚至連「本是行使監督、反腐職能的監察局、檢察院的職務，也要花錢才能獲得」；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賣官受賄案涉及官員達260餘名，其中包括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黑龍江省原政協主席韓桂芝等眾多高官，以及綏化市下轄10個縣市的眾多處級以上幹部；蚌埠市原政協副主席徐社新在安徽省五河縣為官的6年間，將所有鄉鎮和縣直重要部門的「官帽」賣了個遍，被稱為「官帽售貨郎」，據當地幹部說，在徐社新主政期間，徐收了錢才會提拔已是公開的秘密，不向其行賄想得到提拔實在太難；湖南郴州原市委書記李大倫「看票子厚度決定位置升遷」，領導幹部的任命，下屬都要看他的臉色辦事，他提名的縣委書記，在書記辦公會、常委會上討論時，沒有人敢提反對意見。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還能舉出許多例子。
不久前，中央巡視組反饋信息時嚴肅指出，一些地方「買官賣 官問題突出，跑官要官、拉票賄選問題一度也比較嚴重;幹部帶病提拔問題時有發生」。以致有網友感嘆，買官賣官咋就成了疑難雜症？毋庸置疑，這主要和「權力過度集中」，特別是各級「一把手」權力過大，且缺乏有效監督有關。要想抑制買官賣官，必須分解下放過度集中的權力，特別要分解「一把手」的權力，在選人用人時加大民意權重，讓官員烏紗帽的大半邊捏在百姓手裡，那樣，賣官鬻爵就會大為收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