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像 陸林漢繪
章太炎與魯迅有師生之誼，魯迅則是王元化青少年時期的精神與思想導師，章太炎——魯迅——王元化，他們之間的確存在綿延不絕的承傳關係。他們是所處不同歷史時期具有濃鬱啟蒙主義色彩的哲學家、思想家，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走在歷史的前沿。
錢伯城
「二三事」之一：
章魯王的承傳關係
這篇題目，識者一看便知，套自魯迅那篇傳誦甚廣的《太炎先生二三事》，只是章太炎換了王元化。如今寫回憶某人往事，「二三事」已成時髦用詞，但我覺用在王元化身上似更見合適。章太炎與魯迅有師生之誼，魯迅則是王元化青少年時期的精神與思想導師，章太炎——魯迅——王元化，他們之間的確存在綿延不絕的承傳關係。他們是所處不同歷史時期具有濃鬱啟蒙主義色彩的哲學家、思想家，又是當之無愧的文學語言大師，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走在歷史的前沿。王元化更是在他的晚年公開亮出了「新啟蒙」旗號，並創辦了雖僅印了四期而影響深遠的《新啟蒙》雜誌。他們留下的著作，先後輝映，旗鼓相當。讀者甚至可從這本談話錄中看到章、王二人跳越魯迅的直接呼應。三人間各有自己的獨立人格與自由思想，這正是王元化通過三次痛苦的也是理性的「反思」所形成並堅持的信念。由他的一位博士生吳琦幸君記錄的《王元化晚年談話錄》（下簡稱《談話錄》），談論和探討的就是這些問題。因此在接觸王元化的「二三事」前，讓我們先看看這本《談話錄》的內容及問答體例大概。
首先，這是一本為研究王元化生平思想、學術成就及時代背景等提供第一手資料的書。這裡舉一條為例，當問到他「出生於基督教家庭，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本人也受過洗禮」，他回答：「當然一個基督教家庭對我影響比較大。父母姐妹都是基督徒，這種影響是很大的。」（《談話錄》149-150頁）接著又更詳細敘述了父親、外公以及聖公會和教會學校同他家庭的密切關係，最後說：「基督教對於中國教育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的，只是這方面的研究太少。」（152-153頁）這種坦露心懷的告白，可以促使我們思索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基督徒家庭和教會學校竟培養出如此眾多的無神論和反傳統的革命戰士，而且是其中的精英分子？諸如此類，為後人提供了足夠研究的空間。
其次，這本《談話錄》不像當前一些口述史或記者訪談那樣一問一答，直來直往，而是夾敘夾議、帶有動作表情，時有第三者參預的描寫。這裡摘錄本書《前言》末段的話：「他（指王元化）希望我（記錄者吳琦幸自稱）多花點時間跟他促膝漫談。由於他的三次反思及一生都在他著作中詳細分析和做過論述，所以他這次談話的風格是提綱挈領的漫談，特點是無話不談，清晰地畫出他的心路歷程——遵照他的要求，我沒有採用完全對答方式，而是通過自己的觀察、思考，與他對談，並寫下了我的心情和理解。我希望這次完成了先生交給我的最後一個任務，也是我寫的最長的一篇讀書報告。」
最後再補充一點，我看這本《談話錄》所以成功，還得力於記錄者的文史哲素養追求，此亦見於本書《前言》（3-4頁）：「跟他（王元化）相處不一會兒，就會從他身上感受到一種真誠和儒雅之氣，一段話突然在我（記錄者自稱）的腦海中騰起，那是《歌德談話錄》中艾克曼第一次見歌德時候的印象：『他堅毅有力的褐色面孔滿是皺紋，每一條皺紋都富有表現力。他的整個神情是如此誠摯而又堅定，寧靜而又偉大！他說話緩慢、安詳。談吐如同我們想像中年事已高的王者。看外表便知道他氣定神閒，已然超乎於世間的毀譽之上。』」按：《歌德談話錄》解放前有老商務譯本，解放後重版，手邊無書，此段譯文或為新譯。
「二三事」之二：「被打成胡風反革命分子的真實情況」
按照王元化自己的安排，這次「無話不談」的多日漫談，從理論、人情、學風、考證、歷史事件以至三次「反思」中，他被打成胡風反革命分子的真實情況這一歷史事件，放在領前的位置。這是他一生思想的重大轉折點。時間是2007年7月17日，地點是上海瑞金醫院高幹病房。下面是《談話錄》的記述（46-49頁）：
我扶王元化先生到醫院的走廊裡，先生的身體靠著我，我感到了先生的虛弱，我們用非常慢的腳步踱步，走廊中只我們單獨兩人貼在一起。
先生感慨地說，琦幸啊，我想我給你講一下一些不宜發表的歷史，你要答應我，要等我到我眼睛閉上之後才能公開。我點點頭。
先生喘著氣慢慢地說，那就是在反胡風的時候，胡風曾經說過「對於王元化要拆穿他」。
我想起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三批材料中，胡風針對王元化說的「必要時拆穿他」的話語，我就問，這是什麼意思？
先生慢慢說，拆穿他，這是怎麼回事，沒有人懂，我不講，沒有人知道。這是胡風給羅洛一封信裡講的。
先生幾乎是貼著我說，胡風這個人的宗派思想非常厲害。我那個時候弄新文藝出版社，出一些書。他們只是要把胡風一派的書可以出，別人的書都不可以出。他們想出天藍的一部詩集，後來華東文化方面的主管部門不讓出，說其中有些問題。他們不服氣，我也跟他們說，這是不能硬來的，要按照組織原則。但是他們不大懂。他們就寫信給胡風，說王元化不願意鬥爭。於是他們說我是兩面派，對領導不提意見，實際上心裡是有意見。這就是要「拆穿他」的意思的由來。
按：在當年公布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中，上海新文藝出版社被點名的共有三人，除王元化，還有羅洛、張中曉。王元化說「我那個時候弄新文藝出版社，出一些書」，他那時做的是總編輯，社長是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劉雪葦兼任，後升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長，也成為「胡風分子」。關於王元化，我曾在一篇回憶短文中，提到他早期給我的印象：「他是我到新文藝出版社第一位接見的領導人，平日接觸不多。但記得有次參加他主持的一個小規模編輯會議，討論選題計劃。正好大熱天，不像現在到處空調，電扇也不普遍，他穿一件汗背心，慷慨陳詞，大有脫略形骸的書生意氣。在座的還有張茜（陳毅市長夫人），她是翻譯編輯，曾用『耿星』筆名譯過一本綏拉菲摩維支的短篇小說集；她也發表意見，一口四川話，侃侃而談。不過會上各人講些什麼，一點記不起了。」（《問思集（增訂本）》，279頁）文中提到他的「脫略形骸」，現在想來，恐怕不無與魯迅崇尚魏晉文人風度有點影響吧。
關於羅洛與張中曉，在他們被「隔離審查」前，那倒是天天見面的。開頭是在一個辦公室，文藝編輯室，我去之前有六位：主任梅林，編輯耿庸、羅洛、張中曉、江鶩、翟永瑚；我加入後的座位排列是，梅林單坐一張辦公桌，羅洛與我對坐一桌，耿庸與張中曉、江鶩與翟永瑚也各對坐一桌。羅、張、翟還與我同住一個宿舍樓，晚間與節假日時有會面。但不到兩年，胡風案發生，這樣相對平靜的格局就告結束。不過老同事又是老朋友的情誼，是始終斷不了的，至今我還不時想起他們。
對王元化，我與他的相知與交往，又自不同。他是老領導，又是兼備師友地位的老朋友。胡風案後，他被隔離審查隨即離開新文藝出版社，幾無往來。「文革」結束後，他先主持大百科全書文學卷編撰工作，後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兼管上海古籍整理出版一塊，我都做他的助手。平時過從，相敬以禮，談得多是公事。偶爾提及往事，記得有一次他說，曾中夜起身跑上陽臺，仰天捶胸長嚎的事，我聽了很受感動。我也曾有過這類舉動，那是大冷天，半夜起身，只穿短褲汗衫，偷偷開啟宿舍大門，在所住裡弄來回奔跑，希望立刻傷風咳嗽、體溫升高，第二天好上醫務室混一張病假單，心情境界差得遠了。元化此類事未見於這本《談話錄》，大概尚未想到這是當年涉案者的一種心路受難歷程，無論是否曾與記錄者談過，都是值得一記的。
2014年1月號的《隨筆》雜誌登載的彭小蓮《如果胡風當官了……》，引用2011年11月26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發表的2007年吳琦幸與王元化的訪談錄，談及王的思考和觀點，特別是王說的「胡風這個人我是不喜歡的，如果他當了文化部門的領導人，可能比周揚還更壞。這些東西等我閉上眼睛再發表吧」這段話。然後寫下了她與羅飛、何滿子和她自己的意見：
文章發表的第二天，我就接到羅飛先生的電話，他問我是否看見了吳琦幸的訪談，他幾乎不能相信，王元化先生說了這樣的話，……但是，我跟羅飛先生說，這話斷然是王元化說的。……早在2002年的春天，我去衡山路的慶餘別墅看望王先生的時候，他就跟我說了同樣的話。……我不知道如何反駁王先生觀點，……於是，就直接去了何滿子先生家裡。何先生非常不屑地回答道：
「這不是胡扯嗎？歷史，是可以有『如果』的說法嗎？」
按：我知彭是同與王元化成為「胡風分子」的原華東局宣傳部長彭柏山的女兒，我與她的母親朱女士曾在王元化家偶遇，朱當時似正為《新民晚報·夜光杯》寫唐詩今譯專欄。羅飛與何滿子則是我所在出版社的老同事、老朋友。我所不解的是，他們何以如此「糾纏」與激烈反對元化關於胡風與周揚比較「如果胡風當官了」的觀點？這到底是學術還是別的什麼問題？
我看這個問題，其實在這本《談話錄》關於王元化三次「反思」的談話中，已經有了基本的回答。那就是「五四」運動所形成的激進與平和、獨斷與寬容、專制與民主，如何平衡的問題。中共中央專設一個統戰部，國家領導機構專設一個政協會議，做的就是這個平衡的工作。具體到人，以美學家朱光潛為例，周揚主持的中宣部和文化部很尊重朱的學術和政治地位，胡風則在1954年11月借毛澤東指示批判《文藝報》輕視「小人物」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大會上，抨擊《文藝報》縱容朱光潛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美學思想，嚴厲批判朱光潛「是胡適派的旗幟之一、一大臺柱……為蔣介石法西斯思想服務，單純地當作資產階級思想都是掩蓋了問題的」。雖然周揚不一定是心口如一，但他執行的是「組織原則」是無疑的。這裡不是也可提一個「如果」的設想：換了胡風，能像周揚那樣容得下朱光潛這個美學家嗎？這是不是一個從理性出發合乎邏輯的「說法」呢？我看這正是王元化對吳琦幸鄭重說的「組織原則」，「但是他們不大懂」的問題。另外，元化似早有預見，他的這一「說法」，將會受到一些朋友的不滿於批評，要等他「眼睛閉上之後才能公開」。
滿子是我共過患難的老友，也是元化的同案老友，元化對我說過，他寫文言文曾請滿子是正。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贊滿子為「當代雜文一大家」，並非虛譽，而是實實在在的評價。在學術問題上，我們的觀點是從不隱瞞的，有什麼就說什麼。如今元化、滿子先後逝去，但我相信，即使他們在世，面對面談藝論學，也會這樣直言無諱。
「二三事」之三：大師們的博弈遊戲
博弈是兩人的對局，現增加一人，二對一，錢鍾書與汪榮祖組合，跟王元化對局。三人都是大師級人物，複數，故稱大師們。2007年7月22日王元化、吳琦幸的一次談話，談起錢鍾書話題，「先生說，他跟我關係不錯，我始終不把自己跟他比。這我有一篇談話在報上登過的，我說他是我的前輩，我的學問比他差多了，不能放在一起比。但是他的狂妄我很不贊成，他的信都是非常謙虛，他把人人說得好得要命，這不可靠的」。此下吳說，「我有這個同感，說，是啊，所有的都是客氣得不得了，……但是去年出版的汪榮祖《史學九章》中，複印了一封錢寫給汪榮祖的信，就用比較不恭的話對你進行批評。先生『哦』了一聲，是嗎？我還沒有看到。信裡怎麼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