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是一個西方化的運動，但是主持者是不懂西學的。」在7月8日以「康有為與進化論」為主題的《茅海建戊戌變法研究》新書發布會上，澳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茅海建稱，他經過研究發現，戊戌變法的推動者們實際上對西學的理解非常膚淺。
茅海建稱，學界通常認為康有為受到西學影響很深，一般來說有兩條證據，一是認為康有為受到進化論的影響，二是認為他講西方的民主。但是實際上，康有為對進化論只是知道皮毛，而康、梁等人所說的「民主」則是康有為在「大同三世說」理論基礎上的民主，並非盧梭所說的人民主權式的民主。無論是「進化」還是「民主」，戊戌變法的推動者們其實使用著與西學相同的名詞，而其涵義卻截然不同。
茅海建通過研究了解到，時常激情歌頌「民政」「民權」的梁啓超其實並不理解「民主」究竟是什麼。
1896年，年僅23歲的梁啓超在《時務報》上發表《古議院考》一文，肯定了西方議會制的作用，認為它是民主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並同時說明中國古代就有議院的思想，甚至有相似的議會制度，「其職與西國同」。茅海建說，梁啓超所說的中國古代的議會，是將卿士比附為上議院，稱庶人為下議院，梁甚至還說，漢代的諫大夫、博士、議郎等扮演了西方議會制度中議員的角色。在茅海建看來，梁啓超對議會制度的理解有斷章取義之嫌。
正因如此，梁啓超的這篇文章被嚴複寫信進行了嚴厲批評。嚴復在信中稱，西方的民主胚胎（從希臘羅馬開始）使得西方可以走向民主政治，而中國沒有種子，因此無法進入民主政治。梁啓超則進一步用其師康有為的思想，對嚴復進行了反駁。這一理論是後來著名的「大同三世說」。（註：按照康有為的說法，這一學說是由孔子創造，口傳其弟子，藏於儒家諸經典和相關史傳之中的基本概念，待「後聖」來發現的。簡單來說就是：一、據亂世，多君世，尚無文明；二、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禮運，削臣權；三、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運，削君權。「大同」雖是孔子創造出來的理想世界，但其時不可行，只能以「小康」來治世，只能待之於後人來實現。）梁啓超說，歷史正是按照「據亂」、「太平」、「昇平」三世交替發展的，歷史發展的進程是從多君到一君再到無君，雖然美國、法國實行民主制度，但放眼世界，依然是多君的世界，因此不會存在嚴復所說的因「胚胎」不同而道路不同的情況。而且，梁啓超稱，各國的民主政治的發展會嚴格遵循著「三世」的潮流，不會逆轉，如果西方在古代就已經存在民主思想，為何又會倒退回專制呢？茅海建認為，梁啓超對其師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抱有極高的理論自信，甚至到了重視理論忽視事實、用理論否定事實的程度。
梁啓超還對設立議會持否定態度，認為學校才是開啟民智的必經之路。1897年，梁啓超到長沙主持時務學堂，期間他提到，「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而民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實現的，「權者生於智也」。茅海建提出《論湖南應辦之事》體現了梁啓超有關「議會」思想的論述，其中，梁啓超說，應該用興辦學會的方式，培養那些「品行端方、才識開敏」的紳士，讓他們「日日讀書，日日治事」，「一年之後，會中人可任議員者過半」。這就是梁啓超看到的議會的性質和議員產生的過程。
據此，茅海建認為，梁啓超在戊戌變法時的「民主」思想，實則是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與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有著顯著區分。梁啓超以少年人的激情和富有感染力的詞藻，在《時務報》《知新報》《湘報》等報刊極力宣傳西學，歌頌「民政」、「民權」，可是在他的思想深處，實際上對西方民主制度乃至西學都知之甚少。
「康有為誤用進化論思想」如果戊戌變法時，康、梁等人對民主的理解僅為皮毛，那麼他們對進化論的知識又如何呢？茅海建看到，「明末清初的時候，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在講進化論，今天很多人也在講進化論。但這些人當中，真正看過達爾文著作的非常少。」實際上，1954年達爾文的著作才完整地翻譯成中文出版。
中國人最早接觸到進化論的思想應當追溯到1898年，這一年，嚴復的《天演論》出版了。《天演論》的寫作來源是兩個達爾文「進化論」的信奉者：《進化論與倫理學》的作者赫胥黎和把進化論融入政治和社會學中的斯賓塞。嚴復在兩者思想的基礎之上，加上了自己的想法，便有了《天演論》。
康有為閱讀此書時，並不認為嚴復所譯的「天演論」是「新理」，而是西方人接近或者發現孔子「大同三世說」的多家之言之一。1904年，康有為訪問英國時，來到位於倫敦的自然歷史博物館，看到了達爾文、赫胥黎石像，對進化論發表感慨稱，「鄙人二十餘年未讀一字西書，窮推物化」，「已與暗合」。他甚至進一步指出，莊子、子思早就在達爾文、赫胥黎之前有了人類起源之說、「天演」之說，中國哲人早了西方人三千年。而實際上，康有為從孔子學說當中的得出的「大同三世說」，和達爾文從自然觀察當中獲得的物種進化規律實際上只有外形相似，而學理並不相通。據此，茅海建稱，康有為用中國的傳統經典來解說達爾文、赫胥黎的理論，正說明了他對進化論的不了解。
茅海建花費了一年時間，閱讀達爾文、赫胥黎等人的作品，並找出康有為著作中102處「進化」的用法，得出的結論是：康有為從字面上理解「進化」一詞，在絕大多數語境當中，把「進化」當作「進步」的概念來使用。例如他稱據亂世、太平世必「進化至大同」；又例如他在訪問英國時，稱孔子學說「最進化、最宜於今世」。而在一百多處「進化」當中，竟然找不出一個與達爾文、赫胥黎等人用法一致的「進化」。由此可見，他實際上並不明確「進化」一詞的真正含義。
不少學者認為，康有為受進化論影響很深，他的「大同三世說」「以進化論言三世進化」，是受到達爾文進化論影響之後的產物。1902年，梁啓超也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稱，「大同三世說」是「進化之理」，不過他卻稱，這是在達爾文主義傳入中國之前，由康有為獨立「發明」的產物，沒有受到過嚴復《天演論》的影響。茅海建則認為，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並不是進化論所啟迪和催生的。只不過是套用了「進化」之名。「類似於菜已經炒完了，聽說那面有胡椒麵，味道很好，那就加吧。胡椒還真是外來的。」
「後世研究者錯在哪兒？」茅海建認為，在戊戌變法時，康、梁等人對西學十分不精通，可是，如今卻有不少學者認為當時的康梁等人已經對西學有了深刻理解。茅海建說，這種錯誤觀念可能是來源於梁啓超的《南海康先生傳》。梁啓超在1901年發表這篇文章時，正在日本橫濱學習西學，了解到了霍布斯、盧梭、斯賓塞的一些思想。在這兩萬字的文章中，梁啓超用剛剛學到手的西學知識，把康有為描寫為一位無師自通的西學大師。梁啓超在這篇文章中用了很多次「進化」，卻全都是「進步」的意思，和達爾文等人的「進化論」沒有過多關係。不僅如此，梁啓超讚美康有為雖然「未讀一西書」，但卻自己冥心孤往，獨闢新境，習得了「博愛派哲學」、「主樂派哲學」、「進化派哲學」、「社會主義派哲學」的思想，達到了與「今日之歐美」相同的境界。
茅海建看到，這篇文章實際上是梁啓超在思想上與康有為的告別，在這之後，兩者的立場就發生了變化，康有為積極保皇、復闢，梁啓超則堅決維護民主共和。因此，在這封告別之書中，梁啓超把最美的詞藻全都用在康有為身上，連連稱其為「偉人」。後人看到梁啓超這樣寫，便信以為真。而實際上，梁啓超已經在文中明白地寫道，康有為沒有讀過一本西方的書。既然如此，學者們就不能夠想當然地認為康有為受到了西學影響。
在揭示出戊戌變法組織者對西學的不熟悉之後，茅海建進一步說，俄國的彼得一世進行改革之前，曾經派龐大的使團出訪西歐，其本人更是曾經實地學習過造船和航海技術；日本明治維新時，派出的巖倉使節團在歐美各國學習了一年多時間。可是在戊戌變法時，「國家的路在往西方走，掌舵的人不知道西方在哪裡，他以為他知道」。雖然表面在談民主、談進化，與西方是類似的，可是改革者並不知道這些名詞的真正內涵。
「我們在講一個東西的時候，它是真的嗎？」茅海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從戊戌變法組織者對西學的理解中，他看到，理論研究不應該浮於表面，應當找到精準的刻度，「說什麼是什麼，千萬不要有聯想，千萬不要有發揮，千萬不要有自己的創造」。
如今，康有為的思想又被重新包裝，推到大眾面前。正如康有為抓住進化論的皮毛進行發揮，「新儒學抓住康有為的一兩句話又進行引申，他們的東西我都看不懂。」茅海建看到，即使到了今天，還是有一些學者「說話做事都太康有為了」，如果說這類研究對戊戌變法和康有為研究有什麼幫助，茅海建稱，或許不研究是最有幫助的。
本文寫作參考了：
茅海建：梁啓超究竟有著怎樣的「民主」思想？
茅海建：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
以及7月8日首都圖書館「康有為與進化論」——《茅海建戊戌變法研究》新書發布會茅海建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