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檔案太令人震驚了。」9月8日下午，日本東京的參議院議員會館B102會議室，當1924年5月27日由時任清浦內閣的外務大臣松井慶四郎發給駐中國公使芳澤的電報，呈現在日本社會民主黨副黨首福島瑞穗面前時，這位日本政治家不禁驚住了：「我是第一次知道檔案的內容，一定會向國會如實反映。」
這份塵封了90年的檔案，明確記錄了1923年9月關東大地震引發屠殺中國人、朝鮮人的「東瀛慘案」後，日本內閣裁決：因為無法滿足中國提出的檢舉及處罰負責人的要求，決定用支付賠償費20萬日元的方式來平息憤怒。在這一蓋有「私」字印章的機密電文後，附有560名死亡、失蹤、受傷者的名單，其中90%來自當時中國的溫處地區（今溫州、麗水）。
令人憤慨的是，當時日本政府見北洋政府軟弱無能竟未按時賠付，而後來面臨內憂外患的國民政府也無力追討這筆賠償，導致千百戶喪失了頂梁柱的中國家庭生活在不堪想像的苦難之中。更令人遺憾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這段痛徹心扉的往事逐漸被湮沒，已鮮為人知。
為了討還公道，自去年夏天起，中日兩國的熱心人士開始奔波尋找遺屬。目前，已找到近300名亡者後裔。9月6日，來自溫州、麗水兩地18名遺屬代表抵達東京，探訪當年祖輩慘遭無情虐殺的所在地，敲響地震紀念公園中的「幽冥鍾」祭祀祈福，他們還與日本議員、外務省等政要代表懇談，提出希望日本政府向遇難者及其後裔謝罪賠償、為逝者建立紀念碑、將這段往事寫入教科書等要求。
旅日華僑中日交流促進會會長林伯耀認為，以往包括擄日勞工、「慰安婦」制度受害者等中國國民與日本政府打的官司都輸了，「此次請願將有可能成為中日歷史遺留問題訴賠的轉折點，因為這是日本內閣白紙黑字通過的賠款協議，還有什麼理由推卸責任？！」
儘管前一天深夜才從老家溫州趕到上海，坐在上海飛往東京的早班機上，心情複雜的黃建豐卻一刻沒睡。快降落時，坐在中間位置的他盡力伸長脖子，想看看舷窗外的東京是什麼模樣。這是他從未到過的城市，卻也是他從記事起便熟知的地名。
92年前，他的兩位祖爺爺黃芝連、黃芝森兄弟，和5000多名來自溫州、麗水的勞工，先後從家鄉來到上海，再一路趕往東京。只是，一年後發生的關東大地震中，黃芝森命喪東瀛，黃芝連重傷而歸，還帶來了令國人震驚的消息……
大地震後，突發慘案
中國是最早捐助日本關東大地震的國家，但中國國民卻在關東地區遭大量虐殺。
1923年10月12日，奄奄一息的黃芝連從東京坐船駛抵上海十六鋪碼頭。當時他還不知道，就在這個碼頭，一個月前曾陸續開出多艘裝滿大量國人捐贈物資的輪船駛向東京，救濟遭受9月1日「關東大地震」之害的日本災民。
大地震發生當天，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向中國媒體表示：「災情重大，為亙古以來所罕有，除建築物及財產等損失之數，一時尚難調查確實計算外，生命之喪失，約計幾及二十餘萬口。」
北洋政府旋即組織賑災救濟委員會，並支出庫銀20萬元（當時1元能買40斤大米）用於救災，還下令暫免食品、服裝、藥品、衛生材料等出口日本的關稅。上海總商會「購辦麵粉一萬包，米三千包」，並墊付611萬元，由招商局免費運送，成為日本接受到的第一筆國際援助。中國紅十字會也成為到達日本災區的第一支國際醫療救援隊伍。同時，社會各界紛紛捐款，由京劇藝術家梅蘭芳發起的賑災義演籌集了5萬元大洋。
當月23日出版的《民國日報》寫道：「希望日本在這次震災中，領略人類同情心的福音，上下交勉，和中國做一個道義上的朋友」。可黃芝連帶回的消息，卻遠不是「道義上的朋友」該做的事。黃芝連的老家在溫州市永嘉縣二十三都坑源村（今溫州市甌海區澤雅鎮五鳳垟村），在他的老鄉為日本慷慨解囊捐贈45.4萬元物資之時，遠在關東地區的700多名溫州、處州僑胞，卻被受排外主義煽動的軍、警、民眾用刀劍、鐵棒等肆意擊殺。
頭部遭受重創、一隻耳朵被亂刀砍下的黃芝連，在上海接受了《民國日報》的採訪，第一個將「東瀛慘案」的消息傳回國內，也成了第一個公開的受害者直接證人。黃建豐從族人口耳相傳的故事中，拼湊出了祖爺爺黃芝連死裡逃生的往事：那是大地震後的第三天，黃芝連搬到東京江東區大島町八丁目的林合吉客棧，與173名衣衫襤褸的溫處老鄉擠在一起避難。中午時分，數百名日本「青年自警團」（相當於聯防隊）團員、警察和軍人手持槍械，衝進了這家小小的客棧。在時不時的餘震中，他們威逼這些手無寸鐵的華人指認財物儲藏之處，並勒令華人跟他們走出客棧。到了店外一片空曠的荒地，有日本人突然高喊「地將復震，必須俯伏」。沒怎麼經歷過地震的174名中國人乖乖臥倒，他們身後的日本人蜂擁而上，斧劈、刀砍、劍刺、鉤扎！頓時，慘嚎震天，血流成河。重傷的黃芝連昏死過去，當晚甦醒時，發現自己被同伴的屍首遮蓋，成了174人中唯一的倖存者。
現在，這片荒地上已建成了江東區東大島文化中心，低矮的灌木圍起了一片停車場。18名遺屬在這裡舉行了簡單的追悼儀式，為先輩獻上鮮花。即將離去時，黃建豐跪下，抓了兩把土放進一個隨身攜帶的嶄新菸灰盒裡。
9月3日後至黃芝連回國前的事，現存於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日本震災慘殺華僑案（第一冊）》，其中有如下記錄：甦醒後的黃芝連匍匐著爬到遇難地邊上的荷池旁躲藏，到了9月5日晚才逃到七丁目。一整天沒有吃喝的他，出門覓食又遇上日本暴徒被捆打，而後被當地街警綁送到小松川警署，再由軍隊押往千葉習志野收容所拘禁了一個月。在這個收容所，聚集了1600餘名從大島町區域來的華人。這些華人處境如「在獄之囚」，「食蛋大之飯糰三枚，不足抵平時一餐之量，夜則枕石臥板苦趣猶不堪言，且天氣寒熱不常，疾病滋生，守衛兵士又極兇殘，稍不如意鞭棍立下。間有華人攜來物件均被取去，兼有能操華語之偵探在旁監視。」直到10月5日，收容所中的倖存者才被遣送回國。
事後，日本政府曾狡辯對華人的虐殺是「誤殺」，因為當時日本警視廳（警察局）告誡民眾，時為日本「二等公民」的朝鮮人要趁大地震暴動、向水井投毒等，很多日本人因為相信謠言大肆殺戮朝鮮人，而中國人則是被誤以為是朝鮮人遭殺害。
「日本人早就傳要殺中國人了。」赴日遺屬周南清說，他的曾祖父和祖父早在地震發生次日就聽到針對華人的殺戮傳言，逃到山中躲藏才倖免於難，「村裡去了20個，死了18個。我的三爺爺不相信傳言，就慘死在那裡。日本暴徒其實都知道被殺的是中國人，不是什麼『誤殺』。」
悲慘境遇，幾代人的痛
如果先輩沒有遭到日本暴徒的殘殺，他們的命運和他們後代的命運也許都將截然不同。
命大如黃芝連，回國後一年，也因傷口感染看不起病，撒手人寰。
在黃建豐的溫州老家，黃芝連的墓是座破破爛爛的孤墳。「那時候哪有錢給他辦喪事？到現在也只是把家裡前兩代人的外債還清，還沒錢修墓。」黃建豐說，黃芝連遭虐殺時，他身邊攜帶30枚銀元被日本暴徒搜去。而那時，他在日本打工每天賺取的不過是兩三日元的血汗錢。
「祖爺爺們要去日本，是因為山區老家太窮了。」黃建豐說，浙江雖是魚米之鄉，卻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稱，而這「七山」就集中在浙南的溫州等地，農田極少，只能靠造紙、做傘等手工業餬口。一戰後，日本經濟飛速發展，數千名溫州人先後漂洋過海前往日本打工。黃芝連、黃芝森當年都是村裡的能人，有手藝、腦子活，和另三名村民於1922年閏五月赴日本做工。
「去了5個，死了4個。」黃建豐說，特別是他們家一走就是兩兄弟，不像有些人家留一個兒子在老家，所以打擊更大，「當年像這樣青壯年的離世，給家庭帶來的都是滅頂之災。」
赴日時，黃芝連未娶，慘死在日本的黃芝森已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黃順兵，全靠黃建豐的祖奶奶和幾個親戚幫忙拉扯大。黃順兵結婚後生下女兒，因無力撫養不幸夭折，靠親戚家過繼了一男一女延續香火。黃建豐的父親被抱過去時10歲，已懂事。黃建豐的奶奶含辛茹苦養大一雙兒女，在黃建豐9歲時過世，喪事全靠親戚湊錢來辦。
今年5月，當日本友好人士、旅日華僑中日交流促進會代表林伯耀，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田中宏等人前往溫州農村調查時，遺屬黃愛盛告訴他們，曾祖父遇害後，曾祖母終日以淚洗面，原本身體健朗的她被活活氣死，三個孩子全靠給人放牛為生，沒錢念書。「這種痛苦，往往需要幾代人承受。」
黃愛盛翻出族譜，在祖爺爺黃元友那頁寫著「公去日本經商未知卒於何處」。林伯耀等人對照被害名單，找到是在「大島町八丁目林合吉客棧」，應是與黃芝連同時被害。「這是我們溫州的痛苦、民族的痛苦，可悲的是，村裡的多數先祖同時遇害，以至於我們這些後輩都說不清當時的情況。」他說。
赴日遺屬、來自麗水青田的邱長聽在與福島瑞穗的懇談中說到，當時村裡去了18個人，無一生還，最後15個寡婦改嫁。「如果我們的先輩沒有遭到日本暴徒的殘殺，他們的命運和我們這些後代的命運都將截然不同。」赴日遺屬蘇忠海說。
1986年，當時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任教的日本宋慶齡基金會副理事長仁木富美子，在翻閱材料時偶然找到了與這一事件有關的隻言片語。在與溫州數位文史工作者聯繫後，她前往溫州實地調研。到1993年，也就是「東瀛慘案」發生70年後，這一史實終於大白於天下。
「但當時沒有形成有規模的遺屬團體，從更大範圍來看，依然有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中國918愛國網總編吳祖康說，去年，一批關注中日遺留問題的友好人士在日本橫濱開港資料館發現了關於「東瀛慘案」華僑被虐殺的資料，又查到了當時同意賠款的協議，「決定再次找到這些遺屬，爭取他們應有的權利。」
去年夏天，吳祖康夫婦與旅日獨立電視人朱弘來到麗水、溫州採證。麗水青田縣檔案館提前查找出了記有170人的受害者名單，並於去年8月5日給各街道、鄉鎮、村發了遺屬尋訪通知。8月6日，就在吳祖康夫婦、朱弘抵達檔案館時，巧遇了特地騎摩託車到檔案局諮詢的小口村被害者陳法弟的孫子和孫女婿，第一位遇害者的遺屬找到了。
在之後的五天裡，尋訪工作得到了很多溫州、麗水老鄉的支持。不僅村委會積極提供信息，還有村民主動帶領他們去遺屬家探訪，當場聯絡到十數位後人。
失落90年，驚現突破口
對這筆賠償，無辜被害的先人已經等了90年，總不能讓遺屬們再等90年。
在日本友人的幫助下，去年9月，溫州市甌海區澤雅鎮桂川村村民周江法前往東京，在「關東大地震」祭奠之時，第一次帶去了家鄉親人的悲憫與思念。
今年，包括周江法在內的18名遺屬自費前往東京，他們是今年5月25日在溫州成立的總數千餘名「關東大地震被害中國旅日華工聯誼會（籌）」成員的代表。在今年9月7日「關東大地震」紀念日當天，華工遺屬集會悼念的場景第一次出現。「這個行動每多10個人，不是多了10倍的力量，而是多了100倍。」周江法說，他希望明年可以聚起200人的隊伍，像從1983年起在日本祭奠先祖的朝韓團體一樣，成規模地告慰祖上。
在關東大地震死傷最慘重的橫綱公園，18名遺屬在上海富商1923年捐贈給關東災民的幽冥鍾前，擺上家鄉帶來的瓜果，灑上花雕酒，燒紙默哀，撞鐘祈福。「希望先人在天之靈能保佑我們國家強盛。」赴日遺屬林學進說，91年前，就是因為中國積貧積弱，才會備受欺凌。
除了祭奠先祖之外，在所有的悼念時刻，遺屬們都會自發懷念一位叫王希天的人。這名來自長春的公費留學生，「在日本的中國人沒有不知道他的」，他與周恩來曾是莫逆之交。家境優越的他致力於維護華工權益，還聘請日本律師為華工討要工資，申請成立「留日中華勞動同胞共濟會」。震後，他聽聞「東瀛慘案」，隻身一人騎自行車去出事地點訪查，再也沒有回來。此後，任由同學怎樣尋找詢問，日方上下都一口咬定他是「失蹤人士」。
王希天的死訊，直到1972年才被正式爆出。剛從《東京時報》離職的自由撰稿人田原洋，1970年意外發現了當年在龜戶地區執勤的野戰重炮兵第一聯隊六中隊一等兵久保野茂次的日記，揭開了王希天遇難的真相。在1923年10月18日這天，久保野茂次寫道：「當時王希天君來我們中隊訪問中隊官長們，對護送中國人一事，願為工人們出一些力……有一天，我們走到稅務署衛兵處，聽說王希天已被某官長斬了。」10月19日他寫道：「今天報紙上又註銷了前途有為、對社會事業鞠躬盡瘁的王希天君的消息。其真相，我聽某人詳盡地說過。以中隊長為首，誘騙王希天，說：『你的中國同胞在騷動，你去訓誡訓誡吧！』說著把他帶了出去，來到逆井橋旁邊的鐵橋處，伺候在那邊的垣內中尉來了，向六中隊的官長們說，你們往那兒去，休息一下吧！隨後，從王希天背後，齊肩一刀斬去，並把面龐、手、腳都斬碎，燒了衣服，掠走了身上的10元7角錢和自來水筆。就這樣，殺人的事，在官長們之間，成了秘密。人們從殺人現場的步哨那裡聽到了詳情。」負責執行這次殘殺任務的是隊中劍術最高超的垣內八洲夫中尉，1981年，他在臨終前確認了斬殺王希天之事。
9月7日，18名遺屬來到東京逆井橋畔祭奠這位為他們祖先而死的烈士。「大地常在，英靈長存。」林江都說，在溫州華蓋山，有一座紀念王希天的石碑，碑正面寫著：吉林義士王希天君紀念碑；反面寫著：溫處旅日蒙難華工紀念碑。1944年，這座紀念碑被日寇搗毀；1993年9月關東大地震70周年紀念時，由日本友好人士捐資重建。
今年5月，日本「關東大地震中國人受難者追悼會」實行委員會事務局長川見一仁與林伯耀、田中宏等一行日本友人，前往華蓋山祭拜王希天。82歲的日本陶藝家關谷興仁特地用陶瓷製作了一塊長、寬約40釐米的「悼」字紀念碑，今年70歲的川見一仁將這塊重達約15公斤的紀念碑一路從東京扛到溫州澤雅鎮，又用頭頂著送到華蓋山的紀念碑前。
「義士的血不能白流，祖先的血也不能白流。」遺屬周松權說，「我們來不是為了挑起仇恨，而是為了讓日本政府負起作為國家的責任，讓中日兩國人民真正理解對方。」通過日本友人的聯絡，遺屬團一行18人於9月8日來到日本國會前，高舉「日本政府必須實行90年前內閣決定的賠償以向中國遇難者謝罪」、「追究日本政府的歷史罪行，追索回歷史之公道和正義」的橫幅，呼喊口號示威。
而後，他們來到參議院，與日本社會民主黨副黨首福島瑞穗、外務省中國蒙古第一課課長輔佐豬口奈津子、文部科學省教科書課檢定調查第一系長村山嘉雷進行懇談。周松權代表遺屬宣讀並向日本政府正式遞交了《請願書》。
遺屬們提出日本必須負起作為國家的責任，向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被屠殺的中國遇難者及遺屬們謝罪。「我們的祖輩都是合法打工者，日本政府有義務在其領域內保障外國人的身體財產安全，日本有國家賠償責任。」周江法說。
遺屬們認為，日本政府理應根據1924年內閣決定的賠償方案，按現行國際慣例、物價水平和遇難者人數進行修正後賠償。林伯耀說，檔案上清楚地印有當時外務大臣、內務大臣、司法大臣、陸軍大臣、大藏大臣等重要官員的親筆籤名，鐵證如山，不容抵賴。當時是北洋政府執政時期，並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1972年與日本籤訂的《中日友好公報》約束，可以追訴日本政府的賠償責任。「我們希望日本政府的答覆越快越好，我們的祖先已經等了90年，總不能讓我們再等90年吧？」赴日遺屬周春蕾說。
遺屬們要求日本政府還應向下一代傳達這一歷史事實，在遇害當地建立紀念碑以及建設包含中國人和朝鮮人被屠殺歷史的紀念館。在橫綱公園地震紀念館旁，已有日本政府出面豎立的一座「追悼關東大震災朝鮮人犧牲者碑」，中國遺屬們希望不久後也能看到專為他們祖先建立的紀念碑。「在紀念館中，日本政府記錄美國紅十字會對關東大地震災民的援助，卻忽略了第一個到場的中國救援隊，應該補上這一筆。」朱弘說。
最後，遺屬們要求將華人遭虐殺的歷史寫入日本教科書，讓日本年輕一代從中吸取教訓。日本友好人士木野村間一郎提出，現在日本教科書對於關東大地震後發生的虐殺事件提法越來越曖昧，「不是使用虐殺，而是說在地震中慘死」，對於日本軍、警參與暴行也都刪除，原本高中教科書中提及的「王希天」現也被刪去。「這不是正視歷史的態度，是在倒退。」他說。
林伯耀感到，多年來對日訴訟無果的突破口，或許就在這些關東大地震被虐殺華人的遺屬身上。「過程一定是艱辛漫長的，但至少我們已經走出了第一步。 本報記者 單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