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真理因為像黃金一樣重，總是沉於河底而很難被人發現，相反地，那些牛糞一樣輕的謬誤倒漂浮在上面到處泛濫。 —— 培根
40年，對於一個人來說，已經到了不惑之年，而對於一座城市來說，不過是一代人的滄桑變化而已。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正式實施，有4座城市設立了經濟特區，深圳的經濟騰飛就此開始。
40年過去了，深圳，正如它的別稱「鵬城」一樣，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扶搖直上，把同為經濟特區的珠海、汕頭、廈門遠遠的甩在身後，並從2017年開始，GDP就趕超廣州，成為繼北京、上海之後的中國第三大經濟城市。
深圳
深圳的發展，除了歸功於改革開放的規劃舉措，還和一類人的辛苦勞作有很大的關係，這類人就是改革開放的時代「人物」——農民工。
40年來，工廠的流水線、工地的建築工、餐館裡的服務員，那些見證這座小漁村成長為一線城市的農民工們，卻從小毛頭熬到知天命。
40年前，這座城市需要他們的勞動力，40年後，底薪、低學歷、低體力的農民工，早已跟不上城市勞動力的需求，深圳是留不下了，那麼他們能去哪？除了病老，又能帶走什麼呢？
農民工
懷揣「通行證」，穿越」邊防線「，來深圳其實並不容易
在很多經典港片中有句經常出現的臺詞「想當年，我遊泳去香港」，在某種程度上，去深圳做農民工也要穿越特區邊防線，這何嘗不是另一種「遊泳」。
在1954年的我國憲法中明確表示，公民享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可就算如此，農民流向城市仍被冠上「盲目」二字，「盲流」這個具有歧視性的概念由此產生，在處理和對待上也採取了克服為原則。
而1975年取消「公民有居住和遷徙自由」的舉措，更為將來某一時間段內的特區務工大潮帶來了管理上的難度。
農民工湧入深圳
1980年8月，深圳正式對外開放經濟特區，當時的經濟特區，僅僅佔深圳的一部分而已。面對洶湧而來的外地農民工，特區內的人口管理成為重點工作，為此，在深圳的特區和非特區之間，有一道長長的鐵絲網被建立起來，這道鐵絲網就是管理線。
1985年，這道特區管理線正式驗收交付使用，那些長途跋涉趕往特區的農民工需要帶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邊境地區通行證」和「居民身份證」，才能通過這個有7支部隊日夜戍守的關哨，這關哨也被當地人稱為「二線關」。
看似薄弱的鐵絲網，想要通過其實很難，通行證需要持有人所在的單位、派出所層層審核蓋章，就連審核人的過往歷史都要一併查過才行，鐵絲網隔住的不僅僅是一個「驗明正身」，更是將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隔開了。
「二線關」
人到中年，失業危機和經濟失衡的兩面夾擊
和現在的一線城市「搶人大戰」不同，90年代外地口音的農民工並不受待見，就連買東西也比當地人貴一點，能做的工作也大多是流水線和工地的工人，要不然就是餐廳服務，還有不少成為垃圾王和特殊行業。人多崗位少，有些時候，需要給工頭一點好處費，才能有工作餬口。
就算是找到工作，生活的艱難也不會得到任何的緩解，在7平方的空間裡，上下床位住7、8個人，這都是最常見的居住環境；拖欠工資、出工不給錢、崗位被關係戶頂替，也都時常發生。
但儘管如此，一個月800元左右的深圳，相比一個月連100元都掙不到的家鄉，有再多的苦也是可以咽下的。
1991年，將收容對象定為三證（身份證、暫住證、務工證）不全的流動人員的法規出臺，大街上、工廠宿舍、居民房等地點，隔三岔五就會出現執法人員突擊檢查暫住證，那些三證不全或缺失的人，輕則遣返，重的還有被收容再「教育」的可能。
這個至關重要的暫住證辦理起來也是相當的昂貴，有一位90年代在深圳打工的農民工這樣回憶過，暫住證除了有工作外，還要託關係才能辦理，證件辦理費用也不是明碼標價，有的要將近600塊，差不多是一個月的工資。
這筆費用對於那些在單位工作不滿一年的人來說，是需要自己掏錢的，這還是相對正規的單位，在小作坊裡工作的人，每次查三證的時候，不是躲就是藏，一旦被抓，不是花錢贖人就是遣返勞作。
遣返「三無人員」
2015年，是深圳建立特區經濟的35周年，也就在這一年，當年的邊防「二線關」退出歷史舞臺，森嚴的巡邏線也被改為市民的散步健身步道，可當時幾經周折穿過二線關討生活的農民工們，轉眼間也來到了中年，他們經歷了很多人未能體會的漂泊和苦難，可這一切，並不能讓他們免於中年危機的痛苦。
農民工面對的中年危機大多是經濟問題，五十歲左右的他們，大部分從事的都是流水線操作工、建築工、清潔工等，早就因為常年的體力消耗，失去了體力勞動的優勢，又因為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影響，無法從事腦力勞動。
而人到中年，需要用錢去解決的經濟問題越來越多，掙錢的能力卻越來越低。
相比很多城鎮人口，農民工的家庭重擔是更多更重的。
年輕時，為了家裡蓋房子、耕地買糧、餬口養家，他們是最主要的經濟支柱；
年長了，孩子結婚買房、婚禮花銷，樁樁件件每一樣要花的錢，也都是他們承擔。
而已經五十多歲的他們，不要說工廠工人，就連做個看門的保安，也會因年紀大被嫌棄被拒絕。
流水線上的女工
掙扎半生，得不到也留不下，繁華的意義何在？
曾經一份有關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的報告指出，截止到2015年的數據，50歲以上的農民工數量和比重都出現了非常明顯的升高，這意味著將有越來越多的高齡、底薪甚至失業的人群出現。
這批人，是改革開放的最早耕耘者，在當時工廠、工地、流水線、街邊等都是他們的身影，因為工作環境的惡劣、防護措施的缺乏、薪資水平低下、保障不到位等一系列的問題，導致這批人，健康方面已經出現嚴重的後遺症，無法像年輕時一樣，從事如此辛苦的勞作；
作為第一代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是被忽略的族群，當時工廠招工不規範，很多根本就不會籤訂合同；
有的人因為意識跟不上，捨不得繳納社會保險，導致現在根本領不到養老保險金。
回想90年代伊始，這一批從家鄉出發的年輕人，來到深圳是為了什麼呢？
無非就是一份可以餬口的工作，可以分擔貧苦老家的重擔。他們是棉紗廠裡的小蓮，三天三夜連軸轉，盯著機器趕出貨；他們是工地裡的阿強，看著瘦弱，可每天幾十趟穿梭在太陽底下，他體力卻總是驚人的好。
40年過去了，棉紗廠裡的阿蓮早就患上了肺病，幹不得車間的流水線了，新時代的工廠，也容不下動不動就要去看病的「蓮姨」；
鋼筋水泥鑄就的高樓大廈早就不見了「強哥」的身影，現代化的建築技術，也不再像以前一樣依賴純體力，變成強叔的人們，就連去做看更保安，都要收拾得年輕一點，否則是要被人嫌棄的。
既然留不下，那乾脆回去，回到親切但依舊貧瘠的老家，可是要面對的問題卻並未因此減少。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有的因為常年外地務工早已荒廢，有的乾脆已經賣給別人了；老人雖然回來了，可孩子們卻依舊留在城市，為自己心中的夢想打拼，年輕時漂泊，老來又成了留守，求一份安定的生活狀態依舊很難。
年輕時掙得錢，早就花在了老家和養育孩子上，其實留給自己老年可用的額度並不多，可病痛卻在這個時候爆發，此類病痛大都有著長期隱患、難治癒、花費高的特徵。
老家的醫療技術自然是比不上深圳的，可就算這樣，手上並不寬裕的存款也承擔不起，和城鎮健全的社會保障不同，很多農民工過著「退而未休」的生活，「我年紀大了，也希望可以有退休金過日子」。
可那些90年代的農民工們，卻因為參保不滿15年，無法領取退休金，可以領退休金的仍在少數，很多人依舊在掙扎過活。
返鄉的農民工
那條象徵著特區經濟開放的「二線關」已經在地圖上消失，可90年代那些無數穿越「二線關」來到深圳打工的人們卻依舊存在，無論是出於懵懂還是無奈，他們對於特區經濟發展的貢獻無可比擬，甚至可以說，他們作為第一代「吃螃蟹」的人，能夠獲得和帶走的，和他們遭受和付出的，並不能成正比。
繁華和病痛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作為這座城市的建設者們，他們帶走的不應該只有病痛，也應享受這枚「硬幣」所帶來的最直接的價值體現，那就是繁華，更是一場老有所依的人生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