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雲嶺帶學生走進殯儀館。(受訪者提供)
半島記者 付曉曉
法國人文主義作家蒙田說過,「誰教會人死亡,就是教會人生活」。
在山東大學,王雲嶺的死亡文化與生死教育課已經開設了13年,每年都是選課熱門。「名為談死,實為論生。」王雲嶺認為,年輕的大學生們在他的課上了悟死亡,也認識生命。
打破禁忌公開討論死亡
王雲嶺的死亡教育課在學校很受歡迎,一個班120個名額,抽籤才能選到。因為學生選課呼聲高,去年他又增設了一個班。幾年前,這門課還以公開課的形式在三個高校課程平臺上線,每學期都有超過2萬人報名。
「死亡教育」誕生於美國,到上世紀50年代已經全面普及到美國中小學、大學和社會教育中。至上世紀80年代,為辨清安樂死的倫理問題,中國內地學者也開始關注死亡教育。王雲嶺的死亡教育課開設於2006年,是國內高校較早的一批。
王雲嶺是山東大學基礎醫學院副教授,長期從事醫學倫理學的研究與教學。他在教學中觀察到,作為未來的醫生,作為今後不可避免與死亡打交道的人,醫學專業學生對死亡的認識並不充分,他覺得應該好好地和學生聊一聊死亡這回事。而觸發王雲嶺開課的直接原因是,他發現很多醫學專業學生對解剖遺體充滿恐懼。每次開課前問卷調查顯示,這的確是大多數學生的選課理由。
「人必有死,死亡是我們生命的必要組成部分,但是人們往往忌諱談死。」王雲嶺說,死亡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向人們教授與死亡有關的醫學、哲學、社會學等知識,傳遞關於死亡的正確觀念,幫助人們克服對死亡的恐懼。在王雲嶺的課上,學生們討論瀕死體驗、自殺、安樂死、臨終關懷,也討論殯葬文化、悲傷輔導,好奇而坦蕩地談及關於死亡的一切,很多固有想法發生了改變。
席開顏是山大臨床醫學專業大二學生,因為媽媽是醫生,她從小熟悉醫院的環境,對死亡的感知似乎比同齡人更敏銳。「去年,我父母的一位朋友因為腦出血成了植物人,那位大姨在醫院躺了半年多,靠插管活著,她的家人始終不放棄治療。我有時會想,這樣做到底值不值得,大姨她自己願意這樣活著嗎?」
面對絕症患者,家人該怎麼做?在死亡教育課上,通過對死亡問題前所未有的思考,席開顏為自己的疑問找到了答案:「人們都不願在健康的時候談起死,所以當病人已經失去意識,家人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人都會死的,這沒什麼好迴避的,如果我們能坦然面對死亡,或許可以在某些時機提前告訴家人,當生命不可逆轉時,我不想插管,想自然地離開。」
王雲嶺會在每學期開課前、結課後做量表統計課程效果,令他欣慰的是,學生們普遍具有了死亡意識,對死亡的態度更加坦然。「我們或早或晚都會具有死亡意識,尤其是在面對疾病、意外、親人朋友的離世等人生重大事件的時候。而學生們通過接受死亡教育更早地產生這種意識,可以更好地面對那些終將到來的人生事件。」
帶領學生們走進殯儀館
除了課堂教學,王雲嶺還會為課程安排體驗內容,走進殯儀館是其中一項。「殯儀館是一個必須直面死亡的地方,它可能會給學生們帶來更具象、更有力的衝擊。很多學生從來沒有去過殯儀館,因為家長通常不願讓孩子去這種場合。」
是否走進殯儀館,全憑學生自願。王雲嶺說:「每個學生都會給自己做心理評估,一個班的學生,一半敢去,另一半無法接受。」告別廳、遺體存放間、遺體整容間、火化間、骨灰存放處……與死亡如此近距離地面對面,是學生們在室內課堂上無法獲得的體驗。王雲嶺問起過學生們的感受,「他們都覺得很震撼,尤其是看到火化間以後。幾十分鐘時間,一具遺體化為灰燼,無論生前階級、地位、能力、財富和權力如何,在生命的終點,大家的結局都是一樣的。」
同樣震撼到他們的還有骨灰盒存放處。「我們常說人生無常。這些逝者曾經是和我們一樣活生生的生命,如今只能靜靜地躺在這裡。其中不僅有七八十歲的老人,還有中年人、青年人,有十幾歲的少年,有幾歲的孩子,或者死於疾病,或者死於意外。」王雲嶺說,每個盒子上都有逝者照片和個人信息,學生們依次看過去之後,長久靜默:「他們這才恍然明白,死亡並非老年人的專利,也不是病人的專利。」
山大臨床醫學專業大二學生許少宇選修死亡教育課是出於對親人去世的恐懼,「我奶奶80多歲了,我特別害怕她走,不敢想未來將怎麼面對這一天,想聽聽老師怎麼講。」上了一學期課,走進過殯儀館,她反而覺得安心了:「每個人都有這一天,最後都會走到這裡,完成儀式,裝進一個盒子,告別人世。我想開了,沒那麼害怕了,如果奶奶走後能得到安頓,就很好。」
從殯儀館回來的那天,席開顏和爸爸打了一晚上的電話。「我們去的時候,正好有一家人在舉行葬禮,氣氛很壓抑。我們還去看了存放骨灰盒的地方,想到我最愛的那些人以後也會以這種形式出現在這裡,我才真正感覺到生命是很脆弱的,死亡也是殘忍的。」
席開顏也意識到,原來死亡並不是終點,尤其是對家人來說,痛苦還將在他們心中長期延續。於是,她在電話裡很嚴肅地和爸爸談起,「如果我比你們先去世,你們會怎麼辦?」爸爸也以同樣的問題反問她,他們甚至還談起死後該如何安葬。在席開顏的記憶中,這是她第一次和家人如此坦然和深入地討論死亡問題。
是否想過怎麼寫墓志銘
「爸爸媽媽,我以前很調皮,經常惹你們生氣,在這裡想跟你們說聲抱歉。雖然我已經去世了,但是希望你們不要難過,坦然面對,因為死亡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事情。也感謝每一個曾經幫助過我的人,你們也不要難過。哦,對了,爸爸媽媽,我還得告訴你們,我有一個小金庫,它藏在我大學宿舍的床底下。」這是席開顏的一封「遺書」,它當然不是一封真正的遺書,而是一份課堂作業。
在死亡教育課上,王雲嶺會要求學生寫遺書和墓志銘,這是課程的模擬體驗內容。「哲學家海德格爾說,向死而生。其實每個人都活在死亡之中,我們不如先行到生的盡頭去看一看,假設走到了人生終點,我們將如何回顧自己的一生。」
遺書像一種交代。席開顏向父母說出了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勇氣說出的話,還透露了自己藏錢的小秘密。而她的同學中,有人將自己的去世年齡設置在90歲,給自己假想中的幾個子女分配了財產,也有人抱著好玩兒的心態,以為生命可以像遊戲世界裡一樣隨意穿越和復活,許願「還想再活500年」。
墓志銘更像一種總結。席開顏想在墓志銘裡寫到:「這個人生前幫過很多人,她很善良。她對死亡看得很開,希望你們也像她一樣。」她在生活中喜歡幫助別人,善良是她最看重的品質。「這裡說的幫過很多人,不僅僅是指作為一個醫生,而是作為一個人。」
王雲嶺從學生們的墓志銘裡看到了他們的人生理想、生活態度,也看到了屬於年輕人的純真和赤誠。有人改寫法國作家司湯達的墓志銘,以「我曾經活過」為人生畫下句號,簡短四字內涵萬千。有人視醫生職業為人生最高價值,希望他人銘記「作為一個醫生,我挽救過很多人的生命。」也有人認為愛情最寶貴,想在墓碑刻上「我和一個很愛的人過了一輩子。」
「名為談死,實為論生。」王雲嶺一直這樣定義自己的死亡教育課。「走到生的盡頭去看,去回顧,實際上是在觸發學生們去反思人生,去思考怎樣的人生才值得過。學生們或許願意再回過頭來想一想,我現在才20多歲,未來還有幾十年,我應該怎麼規劃。我們不僅要克服對死亡的恐懼,也要認識到生命的可貴,學會珍惜當下、熱愛生活,這才是死亡教育的終極目的。」王雲嶺說。
教授死亡教育13年,王雲嶺認為,首先受益的是自己。兩年前,他接受了一場手術,想到可能出現的意外,術前很平靜地和家人交代後事,沒有恐懼。劫後餘生,他更加珍惜生活:「就像法國作家蒙田說的,『誰教會人死亡,就是教會人生活』。你越能正視死亡,越能自然地、開闊地看待人生。當下的生活,就是值得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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