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學歷史，鑽研歷史，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目的是在尋找意義，一個人的意義、一群人的意義、一群人一個時代的意義。大膽的想像一下，把一段歷史無限縮小，就可能是一個人的人生，反過來將一個特定人的一生無限放大，就可能得到一段歷史。
尋求意義應該是人類這個群體專屬的特徵，正因為這樣，人類社會才有發展，一年一年不一樣，一代一代不一樣，有繼承，更有否定，才不至於像其他動物、植物世界那樣只停留在簡單的線性重複。當然人生的意義不能一概而論，有多少人就會有多少種意義，根本無法用語言和概念去表述，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人生有意義，這便是社會的責任，或者是社會的本質。
一個人來自於一個家庭，一個家庭來自於一個時代，一個時代構成一段歷史，我們從歷史中來，我們經歷的一切都將成為歷史，所以人生的意義究其源就是它來源於歷史，又無時不刻在創造歷史。
距今570年前，中國社會發生了一件大事，統治者內部發生了一場戰爭。時間1449年，地點土木堡，作戰雙方是明朝國家軍隊和地方蒙古軍事勢力，戰爭結果皇家軍隊大敗，地方軍事勢力取得意想不到的勝利，皇家軍隊潰不成軍，三十萬大軍面對蒙古瓦剌三萬騎兵，亂做一團，就連國家最高元首明朝皇帝也被對方生擒。一場戰爭都會有勝敗輸贏，無論有多麼特別的原因，其結果都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唯一正確的答案。
這場戰爭中國歷史上稱為土木堡之變，從今天來看這場戰爭，無論結果怎樣，都不重要，只是後面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嚴重影響了明王朝的歷史走向，其中一些人和事，說叨說叨，也許能分辨出不同的是非，更新一下我們學習歷史認識歷史的不同思路、不同意義。
明朝當時皇帝是明英宗朱祁鎮，時年22歲。他出生僅四個月就被立為太子，年僅八歲便登基做了皇帝，土木堡之變御駕親徵時已經做了十四年皇帝。我們知道，明朝是從元朝接班掌管天下的，明代帝王一個共同的職責就是要防備和鎮壓已經褪去的元朝沒落貴族。
朱祁鎮毅然決然，聽從太監王振的慫恿，親率三十萬大軍離京，御駕親徵蒙古瓦剌軍騷亂。號稱五十萬大軍直奔大同而去，部隊在大同轉了一圈毫無建樹，繞道蔚州回京的路上，在土木堡附近被蒙古太師也先率領的三萬瓦剌軍困死，明軍死傷過半。皇帝朱祁鎮被生擒，部隊軍心渙散，貼身太監王振當場被將士錘死，兵部尚書等一批隨軍大臣戰死，也先的瓦剌軍取得決定性勝利。
接下來明王朝內部陷入極其被動的局面。瓦剌軍有皇帝俘虜在手，對明朝政府漫天要價，侵略、威脅、挑釁環環緊逼。一個沒有了元首的政府十分惶恐，滿朝文武大臣爭吵不休，形勢極度危急。緊要關頭代理兵部尚書于謙力排眾議，提議擁立朱祁鎮同父異母的弟弟監國朱祁鈺為皇帝，遙尊原皇帝朱祁鎮為太上皇，得到普遍贊同。明王朝新政府班子迅速得以健全。于謙當機立斷遏制朝廷南遷南京的消極意見，積極組織有效的北京保衛戰，多次打敗瓦剌軍的進犯，北京安全了，大明王朝的江山暫時穩固了。
瓦剌軍首領也先無奈之下多次請求議和，願意還回皇帝，但是玄機出現了，新擁立的皇帝態度曖昧，換回哥哥的意願十分勉強，面對群臣，他表示"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被俘當朝皇帝朱祁鎮一年後被迎回北京，從此被鎖在南宮整整七年。
據記載景泰帝朱祁鈺派錦衣衛嚴加看管，甚至將門上鎖灌上鉛，砍光周圍樹木，以防發生事變。然而意外還是發生了。做了七年皇帝的朱祁鈺突然病倒，時任鎮朔大將軍、武清侯石亨聯合太監曹吉祥、翰林院講侍徐有貞趁機組織謀反，鼓動孫太后同意，夜半突然領兵撞開南宮大門，抬上已遭囚禁七年的朱祁鎮由東華門直奔奉天殿，扶上御座，眾人隨即叩拜。徐有貞向群臣高聲喊話，皇帝已復闢，請文武百官進殿叩拜。眾大臣先是一愣，隨即紛紛入內，覲見皇帝，誰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是不是哥倆說好的，皇家內部已經同意，眾大臣只是個外人，不明真相，所以當時無一人敢強行表達不同意見。
明王朝運行七年的新班子頃刻間被粉碎，明英宗朱祁鎮七年之後重新登上皇帝御座，隨即任命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等新職務，兵部尚書于謙、大學士王文等以謀逆罪入獄，不久慘遭殺害，這就是明朝歷史上的奪門之變。朱祁鎮又一次組建起明王朝的新班子，大明的江山第二次在朱祁鎮任上艱難支撐。
今天讀歷史，把這一段發生的事情可以當做故事來讀，甚至寫成文藝作品，不用修辭同樣可以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但在當時就是現實，就像我們現實生活一樣，實實在在的發生了，有邏輯，但又似兒戲，莊嚴而又舉足輕重的政權統治，被這群人玩成了遊戲。
我們稍微細說一下，探究一下這群人的內心世界，看看在當時有怎樣的必然過程，對後世以至於今天中國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第一個，談談明英宗朱祁鎮。
他第一次苟且就是決定御駕親徵，出生四個月做太子、八歲當皇帝怪不得他，他只是成人世界的道具。這種現象在明朝很常見，朱元璋浴血奮戰打下的這份家業不知是福是禍，整個明朝十六代皇帝平均壽命不到40歲，活過七十歲的只有朱元璋本人。
上一任皇帝二三十歲突然駕崩，未成年子嗣坐上皇帝龍位在明朝是常態。當然這種現象古代中國、古代世界都有，類比一下，還是中國比較多。細想一下，把一個幾歲的孩子扶上龍位，和把一隻猴子或其他器物放在皇帝寶座上，有什麼兩樣？還不是實際掌權派在掌管一切，使本就朦朧的政治更加模糊，出現指鹿為馬、垂簾聽政、皇帝的新裝、百姓無米可食肉等等咄咄怪事就不足為奇。
再回來說朱祁鎮，從人性推演，朱祁鎮從小在太監世界長大，古代皇子一般都是由宮女、太監、奶媽等撫養，稍大一點就跟老師學習文化和帝王之術，其結果使他們和身邊的太監、帝師一類人感情很深，比較願意接納他們的意見，和他們在一起，才有安全感、存在感。
所以王振為了自己的地位一再慫恿皇帝御駕親徵時，他就欣然採納。御駕親徵當然可以，那麼整個行動方案總要討論研究一下吧，這並不難，只要有正常思維，人人都做得到，但朱祁鎮就是建功心切，任由一個太監擺布，糊裡糊塗就出發了，不敗才怪，自己做了俘虜就是這種苟且行事的悲涼結局。
第二次苟且就是「奪門之變」，御駕親徵失敗了，弟弟被擁立為皇帝，七八年過去了，應該接受這樣的現實，但實際上他放不下，這一頁終究翻不了篇。所以當底下一伙人為了各自的利益強行擁立他復闢時，這位曾經的皇帝十分配合，亮明自己的身份唬住門衛，騙進奉天殿後大言不慚地聲稱和兄弟商議好了，眾大臣不必多疑。為了自己一點可憐的利益和臉面，如此沒有原則、不分是非、不顧祖典和禮儀，也算是中國文化薰陶出來的，這樣的人何談道德和情操？他那種胸襟和境界，做皇帝、治理國家，能有好結果嗎？百姓的利益從何保證？
第三次苟且就是以叛逆之罪殺害于謙等人。自己被俘以後，朝廷亂做一團，是于謙等挺身而出，擁立新帝，建立秩序，穩定政權，抗擊蒙軍，使北京安全，天下一統。朱祁鎮復闢後立馬翻臉不認人，未經審訊直接抓捕殺害于謙等人，又一次顛倒是非曲直，這種行為如何在朝廷內外形成正氣上升、政治清明的社會氛圍？
第四次苟且就是殺害奪門之變的功臣。史料記載奪門之變的主要策劃者徐有貞、石亨、曹吉祥等人，後來他們都居功自傲，變得飛揚跋扈，朱祁鎮實在忍無可忍，一一消官、下獄、殺害。
到這裡，朱祁鎮兩次做皇帝，幫他的，反他的，遺棄他的，力促他的，都被他背叛了，他的一生充滿苟且和投機，他並非一個殘暴的帝王，只是一個沒有廉恥、沒有底線、沒有道德和境界的俗人，明朝統治的種種弊端跟他執政時期形成的腐朽文化有必然聯繫。
我們不是在苛求古人，我們只是在分析，在當時那樣的情景中，無論是誰做帝王，會有哪些相對自由的選擇，不同的選擇必然會有不同的結果。朱祁鎮是我們曾經的國家元首，他的精神境界、他的內心世界決定著我們民族的發展態勢，左右著我們國家的歷史走向。
毫無疑問，皇家的正統思想是民族文化、民族思維的風向標，決定我們的內在和外在。就是那個朱祁鎮，為了自己所謂的尊嚴、威望，置民族安危於不顧倉促出徵，為了保全性命苟且偷生，為了日後輝煌非法上位、加害病中的弟弟，為了掩蓋醜惡，顛倒是非殺害忠良。所有發生的一切都是一種沒有底線、沒有道德的無原則之舉，是心中只有苟且、沒有遠方的投機思維，是俗透了的小人之舉。
中國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艱難前行，受煎熬的只有普通百姓了。華盛頓和乾隆皇帝是在同一年離世的，前者領導獨立運動統一了國家，只做了四年總統，而後者世襲尨位，卻當了六十年皇帝。這是我們古代政治的特有表現，我們沉浸在五千年文明古國的自信裡，同時又在哀嘆我們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為什麼會有鴉片戰爭、有火燒圓明園？有不堪一提的甲午戰爭、有悲慘的南京大屠殺？為什麼沒有工業革命、沒有較早地建立科技體系？這些都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種子已經在昨天、前天被埋進土壤裡。
今天談這些是想在邏輯上認識我們曾經的不完美，是否能明白一些道理，不斷豐富人生的意義，這也就是我們學歷史的目的所在。
就這個朱祁鎮，還想再多說幾句。出生在皇家，從太子到皇帝便是他一生的事業，他的生活裡再沒有其他追求，他存在這個世界只有當皇帝，幹不了別的，只有一種角色，體會不到更多樣的生活意義。當然不止是朱祁鎮，古代中國所有皇帝出身的人幾乎一樣，他們存在的意義就是做皇帝，做得了做不了，做的好與壞無關緊要，文化心理與社會氛圍已經決定了他們的人生軌跡。只要出身在皇家，沒有人能跳出這個怪圈。
當上皇帝，盡享榮華富貴，當不上大多會死於非難。這其實是古代社會的一種缺陷，是我們幾千年文化的副產品，就像牛皮鮮一樣粘在我們健康之軀，揭不掉、抹不去，弄髒了我們優美的軀體。
第二個人，說說于謙，
于謙是土木堡之變中非常關鍵的人物。按歷史結論，于謙算是古代史上一代廉吏，由他而產生了一句有名的成語「兩袖清風」。于謙在地方做官時，每次到京城辦事，皇宮護衛之類會開玩笑問於大人給皇上帶了什麼地方特產？于謙就擺一擺長長的衣袖：「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兩袖清風」便成了讚美官員廉潔的固定成語。于謙還有一首詩，傳至後世「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首《石灰吟》許多人能背誦。
土木堡之變時于謙是兵部侍郎，皇帝被掠，瓦剌軍屢屢進犯，京城安危不保，形勢十分危急。於是于謙挺身而出，力推當時監國郕王朱祁鈺當了皇帝，很快穩住了陣腳，大大緩解了瓦剌軍藉機威脅、敲詐明王朝的態勢，為明朝江山穩固起了決定性作用，當時看來，應該是中華文化長廊中的智慧之舉。然而細分一下，于謙這一舉動並非完美無缺，或者說不是當時情景下唯一選擇。
第一、于謙之舉本身是一次典型的苟且，是一次政治投機。從法理上講，當時是有皇帝的，只是不在崗，儘管做了俘虜，但還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帶兵打仗，臨時變通推舉新皇帝，其合法性、合理性就存在質疑，會為後續留下隱患。
第二、原來的皇帝回來了，作為首輔大臣，應該及時建議現任皇帝認真考慮研究一個方案，或接受、或安置原皇帝，總之要使這一尷尬的矛盾儘量合理了結，解開各方面心中的鬱悶和不平，不能任由現任皇帝將前任深鎖南宮就長期放任不管。當然在那樣的氛圍中于謙要有作為也很艱難，弄不好會身敗名裂。
依于謙之智慧對當時的矛盾和隱患不可能不察覺，但查遍史料，他真的在這方面沒有多少舉動，私下裡連給皇上提一些建議的努力都沒有。我們只能判斷他深陷當時於他是如魚得水的境地裡抽不出身，單方面以為這樣的格局會成固態、永久延續。
當然，事後的突變完全不是于謙想要的那種，這個世界裡多種欲望是並存的，任何人只顧自身的感受、看不到其他存在的欲望和需求，註定是要失敗的，為自己的不解承擔相應的後果。每個人都必須把自己的主張目標滲透到社會大環境中，與這個世界協作、融通、容入，才能實現個體願望，最好地成就自己人生的意義。
第三個，說說太監王振。
太監身份的王振伺候朱祁鎮長大成人，兩人情感和默契勝過父子家人關係。
朱祁鎮接任皇帝時，明朝是有名的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把持朝政，三楊均是大學士身份，威望極高。朱元璋創立明朝後，為了做實皇族集權統治，聲明了兩條，一是廢除宰相制，皇帝直接掌管部省，提防相國篡權；二是嚴禁太監讀書，防止太監有學問幹政。但實際上明朝中後期完全走到相反方向，名義上沒有宰相，實際上部省長官就是宰相，反而有了更多的宰相，而且明朝皇帝大多是幼年即位，輔政大臣實際上是朝廷真正的權力巔峰。另一條也是一樣，比對古代王朝，太監最多、最熱、幹政最烈的恰恰就是明朝，比如王振、嚴嵩、劉瑾、魏忠賢之流臭名遠揚、影響極大。
不能說朱元璋當年擔心不無道理，但事與願違的結果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三楊」相繼去世後，皇帝也漸漸長大，王振覺得自己出頭的日子到了，於是上躥下跳慫恿皇帝御駕親徵，鎮壓漠北蒙古的騷亂，建立功勳，樹立自己的威望，為進一步控制朝政奠定基礎。
按理說王振這種思維有邏輯上的合理性，但說到底這本身就是一次政治投機，是一次苟且，因為實現這一意圖還有其他更多的辦法可供選擇。平叛騷亂、護衛北京是名義需要，而真正的目的是樹立皇帝的威望。王振內心很明白，只有皇帝做踏實了，自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日子自然就會到來。於是他不顧一切策劃實施了這次御駕親徵，只可惜君臣無能，戰場上大敗，落得了君被擒，臣戰死，自己被將士亂錘砸死的悲慘下場。當然王振這步棋並非沒有取勝的可能，只是君臣功利性太強，行動方案粗略，是一次苟且幾乎葬送了一個朝代。
第四個，簡單說說石亨等人。
朱祁鎮復闢成功，完全是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等人組織策劃的結果，當然朱祁鎮想要回曾經的王位是內因。石亨這幾個角色不同的人大概都不滿自己目前的現狀，日夜夢想出人頭地的時刻。於是趁當朝皇帝病重之際，他們幾個一拍即合，串通一氣裡外呼應，導演了這次歷史上有名的驚天騙局，瞞天過海，使皇位在幾個人手中私下更迭。雖然君臣各有企圖，但苟且行事的目的使他們無障礙聯手，在明朝統治史上留下了並不光彩的一頁。
今天讀這段歷史，總覺得不是滋味。人人都生活在大千世界裡，精神世界裡都要有公認的原則和情操，有促進社會發展的意義所在，否則一意孤行，自私自利，走不長遠，不會有好的收場。朱祁鎮好歹是傳統文化背景下培養出來的，正大光明、政治清明的訓示想必歷任老師都是掛在嘴上的。
回看他的一生，他的種種表現與這一傳統優秀文化的內在要求相去甚遠，實在是有悖於教育的邏輯結論。反倒是西方人的邏輯認為，總統首先是壞的，所以制度設計是要限制行使權力的原則。發生這樣的苟且行為就是制度的缺失，沒有原則沒有公開法定的程序要求，只接受現實不願做理性上的追求，這樣的時代沒有活力，沒有創造力。
所以說他一生的苟且束縛了整整一個時代，一點也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