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朝聞見錄》兩種南宋版本研考
鄒 賀
鄒賀，中國史博士，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副教授。主要從事目錄學、古籍版本學、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
摘 要：葉紹翁撰《四朝聞見錄》在南宋出現過兩種刻本：第一版《聞見錄》二冊，成書於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到淳祐元年（1241）間；第二版《四朝聞見錄》，成書於淳祐元年（1241）到寶祐四、五年（1256-1257）間。第二版《四朝聞見錄》只是對第一版《聞見錄》部分條目、字詞的增補、修訂，小字原注作者可能是陳起，而且，宋本原書沒有條目標題。在潛說友《鹹淳臨安志》中，保留了宋本原書部分條目的原文。
關鍵詞：四朝聞見錄 南宋 成書 版本
南宋葉紹翁撰寫的史料筆記《四朝聞見錄》，主要記述南宋高、孝、光、寧四朝史事，兼及宋理宗朝。今天可見的《四朝聞見錄》版本主要有：吳焯繡谷亭抄本[1]、四庫本（底本為江蘇巡撫採進本）、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2]。其中，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從繡谷亭抄本校勘而來，是今人數種整理本的底本[3]。
今本《四朝聞見錄》分為甲、乙、丙、丁、戊五集，共有條目一百九十七條（鮑廷博整理本又加附錄二條），各條自有題目，其中，甲集五十四條、乙集五十三條、丙集四十五條、丁集十條、戊集三十五條。是書是研究南宋史的必備書目，很多條目內容，是無可替代的現存一手史料[4]。
不過，對於《四朝聞見錄》成書過程、版本源流等問題，始終未有專文考察[5]。而成書、版本等問題，直接與此書飽受詬病的體裁「煩碎」缺陷，息息相關，也影響到今人對該書的進一步認識、整理和利用。
一、《四朝聞見錄》成書過程
（一）《四朝聞見錄》前後兩種版本
據《四朝聞見錄》丙集「真文忠公諡議」條記載，葉紹翁曾經將「《聞見錄》二帙」寄送程公許，請他審閱甲集「三文忠」條所載真德秀諡號之事。程公許在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給葉紹翁回信，言之鑿鑿地表示他已經收到並拜讀過了：
紹翁甲集載真文忠諡事，後以呈示紫微程公許。公惠紹翁以尺牘曰：「《聞見錄》二帙並沐示教，記載詳博，事得實而詞旨微婉，他日足以補史官補放失非細故也……《聞見錄》所記西山諡議一段，是時公許待罪奉常，為博士。」[6]
簡言之，程公許在淳祐元年（1241）讀過《聞見錄》二冊[7]，而後葉紹翁又將這件事寫入今本《四朝聞見錄》丙集之中。
類似的情況還見於丙集「史越王青詞」條，先是葉紹翁在甲集「史越王表」條記錄了史浩與餘天錫之父對句一事，但被人告知對句者不是餘天錫之父。後來，經友人之子拿著《聞見錄》向餘天錫之弟求證，才得到了肯定的答覆：
吳門友人之子胡□北訪餘公天錫之弟天任於四明，因舉《聞見》所載，餘公天任曰：「是也，蓋先伯所對，但『歲月』二字非是其易為『甲子』。」[8]
藉此推知，《四朝聞見錄》的成書過程存在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是《四朝聞見錄》甲、乙二集先一步單獨成書，並在一定範圍內流傳開來。此後，葉紹翁再將程公許回信、友人之子求證餘天錫之弟等事寫入丙集，即丙、丁、戊三集是後來續寫。
但事實恐不盡然，因為在乙集「武林」條，出現了「丁集」字樣：
其後言者謂先生陰援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謫雲。辨正在丁集「黨議」。[9]
再有像甲集「武林山」條文末，也有一句「詳見於下卷」[10]，是指乙集「武林」條[11]。這表示，甲、乙集和丁集大體同步完成。而丙集是對甲集的內容進行補正，其撰寫時間必然在甲、乙、丁集之後。也就是甲、乙、丁集先成書，丙、戊集後成書。
如此一來，就出現了一個矛盾：為什麼葉紹翁要先寫丁集，後寫丙集？雖然丁集專記宋寧宗朝慶元黨禁之事，但是《四朝聞見錄》全書條目並不按時間、事件或人物排列，並非所有「慶元黨禁」史事都置於丁集之內，像甲集亦有「慶元六君子」條。葉紹翁完全可以在乙集「武林」條後面接著寫「辨正」，更沒有必要空下丙集，把「辨正」放在丁集。
顯然，認為《四朝聞見錄》成書過程分為前後兩部分，並不能自圓其說。
第二種可能是《四朝聞見錄》先後出現了兩個版本，第一版原名可能是《聞見錄》，因為程公許在信中兩次皆稱《聞見錄》，而葉紹翁在敘述吳門友人之子之事時，也作《聞見（錄）》。再有，成書於宋度宗鹹淳年間（1265-1274）的《愛日齋叢鈔》卷二引今本《四朝聞見錄》乙集「洛學」條，作者葉寘記書名為：「葉氏《聞見錄》雲……」[12]，明言自己所引為第一版《聞見錄》。
此時，葉紹翁已經完成了全書五集的寫作。程公許在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與葉紹翁討論第一版《聞見錄》記載的真德秀諡號之事，而真德秀獲諡號文忠，是在端平二年（1235）。據此推知，第一版《聞見錄》成書的時間，必在真德秀獲得諡號的端平二年（1235），到程公許回信的淳祐元年（1241）之間。
淳祐元年（1241）以後，葉紹翁加以修改和完善，始才形成了第二版《四朝聞見錄》[13]。像潛說友在宋度宗鹹淳四年（1268）到九年（1273）五月間編纂並刻印的《鹹淳臨安志》一書[14]，書中多處言所引為「葉紹翁《四朝聞見錄》」[15]。簡言之，南宋《四朝聞見錄》兩個版本的書名不同，內容有別。可以確定，第一版《聞見錄》必然有甲集「三文忠」「史越王表」兩條，且至少不包括今本《四朝聞見錄》丙集「真文忠公諡議」「史越王青詞」兩條[16]。
（二）原注「猶有三則續刻」之含義
《四朝聞見錄》書中除正文外，還有小字「按語」和「原注」。對於這兩種文字，歷來乏人問津，其實，按語、尤其是原注包含著甄別《四朝聞見錄》南宋版本的重要信息。
按語是鮑廷博在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校書時所作，見於今本《四朝聞見錄》戊集「秘書曲水硯」條，鮑廷博在文末按語結尾處自署：「乾隆戊戌仲冬望後一日，知不足齋書。」[17]
至於原注，鮑廷博認為是葉紹翁自撰。他對《四朝聞見錄》丙集「賢良」條文末原注「猶有三則續刻」[18]，提出了疑問：在今本《四朝聞見錄》丙集「賢良」條之後，緊跟「第一則、第二則、第三則」三條續文，並無必要加注「猶有三則續刻」。鮑廷博推測原因是葉紹翁初稿並沒有寫完三則續文，故在初稿中加上這條原注備忘：
按三則今本已載於後，此雲續刻，當是初稿有此語，今仍之，以存其舊。[19]
在「第三則」文中有「紹翁竊詳巽巖李公之序」等語，可知三則續文確是葉紹翁自撰。既然正文、續文首尾接續，的確沒有加原注「猶有三則續刻」的必要。
然筆者與鮑氏意見相左，竊以為：原注並非葉紹翁自撰。理由有三：
第一，按照《四朝聞見錄》書中行文體例，葉紹翁習慣在正文中加「紹翁謹按」等語進行解釋，而非另加小字注；
第二，甲集「武林山」條原註：
其事無關於世，固似不必辨。蓋太一為聖駕款謁之所，以此資備顧問者。[20]
此處原注語氣屬推測，如果葉紹翁自己加注，斷不會用「蓋」字猜測自己的行文用意；
第三，丙集「褒贈伊川」條：
紹翁竊疑元祐諸人薦伊川先生者甚力……至是以通直郎判西京國子監（原註：按官制，其實教授）。[21]
顯然，葉紹翁不可能在正文中寫程頤任某官某職，轉而又在注中糾正自己所寫。所以，原注必然另有其人。
至於原注作者為什麼要贅注「猶有三則續刻」？按照南宋時《四朝聞見錄》有兩種版本的思路，就能夠合理地解釋這個有違常理的現象：原來第一版《聞見錄》丙集「賢良」條，並沒有三則續文，葉紹翁在第二版《四朝聞見錄》中始才補寫完成。原注作者即刻書者標註「猶有三則續刻」，意在強調後面三則續文，是第二版《四朝聞見錄》丙集「賢良」條新添內容，與第一版《聞見錄》相區別。
由此可知，丙集「賢良」條三則續文，都是第二版《四朝聞見錄》新撰條目，而其中「第三則」有原注，這是否表示原注是為第二版《四朝聞見錄》所作？
翻檢全書，有原注條目散見於甲、乙、丙、丁、戊五集，包括：甲集十九條、乙集十二條、丙集二十一條、丁集九條、戊集九條，共計七十條，佔全書條目三分之一強。其中，可以確定是第一版《聞見錄》原有條目的甲集「史越王表」條也有原注。
這有兩種可能：一是原來第一版《聞見錄》已經寫具部分原注，保留到第二版《四朝聞見錄》中；二是原注作者在給第二版《四朝聞見錄》作注時，也為第一版《聞見錄》條目作注。孰是孰非，固難遽作定論。
能否更進一步推斷出原注作者的身份？
葉紹翁是南宋中期「江湖詩派」詩人，撰有詩集《靖逸小集》一卷。而江湖詩派的核心人物，是兼具詩人、書賈、選家、藏書家四重身份的陳起，字宗之，號芸居、陳道人，宋寧宗、理宗時，父子兩代在臨安睦親坊經營書肆[22]，是南宋中期著名刻書家。
陳起刻書以唐宋人詩文集為主，他與包括葉紹翁在內的江湖派詩人廣泛交遊，「凡江湖詩人與善者則刊《江湖集》以售。」[23]葉紹翁詩集《靖逸小集》即為陳起所刻[24]。不過，據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載，陳起也出版唐宋人筆記小說，有唐人康軿《劇談錄》，及宋人趙與峕《賓退錄》、釋文瑩《湘山野錄》、孔平仲《續世說》、王明清《揮麈錄》、江洵《燈下閒談》[25]。所以，在客觀上，陳起完全有可能刊印《四朝聞見錄》。
前述二事：葉紹翁為諮詢真德秀諡號，寄贈「《聞見錄》二帙」給程公許。還有葉紹翁的吳門友人之子，拿《聞見錄》去調查當事人。這兩事顯示第一版《聞見錄》不似數量稀少的抄本，更可能是已經流通開來的刻本。而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序》中有言：「敬鋟諸梓，務在增廣參驗。」[26]這句話表示，葉紹翁是為第二版《四朝聞見錄》付梓刊行而作《序》。也就是說，葉紹翁在世時，第一版《聞見錄》、第二版《四朝聞見錄》都已付諸棗梨。
陳起並非僅僅刻書售賣，他還編輯組稿，如當時人張至龍自述：「予自髫齔癖吟，所積稿四十年，凡刪改者數四。比承芸居先生又為摘為小編，特不過十中之一耳。」[27]在選編過程中，陳起也會對內容進行評價，且頗有見地。另一位江湖詩人葉茵稱讚他：「氣貌老成聞見熟，江湖指作定南針。得書愛與世人讀，選句長教野客吟。富貴天街紛耳目，清閒地位當山林。料君閱遍興亡事，對坐蕭然一片心。」[28]葉德輝《郋園讀書志》提到，陳起還進行校勘：「明郎瑛《七修類稿》言：『陳道人刻詩於缺字處多以意補。』」[29]
這意味著，「聞見熟」的陳起，有條件、有能力為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作注。再結合前揭原注「猶有三則續刻」之語，用詞乖異。以常理推之，一般著述者會寫「續作、續筆」之類，「續刻」表示原注作者已清楚地知道這本書將刻板印行，如此一來，原注作者同時也是刊刻者的可能性極高。故而，認為陳起是《四朝聞見錄》小字原注的作者，當十分之可能。
（三）第二版《四朝聞見錄》成書時間
據今本《四朝聞見錄》甲集「易安齋梅巖亭」條載宋高宗、孝宗作詩唱和之事，其中宋孝宗詩前二句是：
秀色環亭擁霽霞，修□（【原注】 今上嫌諱。○案當作「筠」字。）冰豔數枝斜。[30]
此處原注和鮑廷博按語，都指出葉紹翁在避宋理宗趙昀諱。關鍵在於原注中「今上」之謂，就表示原注作於宋理宗朝。因為原注之作必然是在葉紹翁撰寫全書已畢後，而陳起「生年不詳，卒於寶祐四、五年間（1256-1257）。」[31]所以，第二版《四朝聞見錄》成書付梓時間，應該在淳祐元年（1241）以後，寶祐四、五年間（1256-1257）陳起去世之前[32]。
另外，第二版《四朝聞見錄》的成書行世時間，實與葉紹翁年壽直接相關。筆者此前初步考證過葉紹翁的年壽，認為：「葉紹翁大約出生在淳熙十二年（1185）到紹熙元年（1190）之間，淳祐元年（1241) 以後還在世，且壽在60以上。」[33]雖然無法確定葉紹翁過身之年，但寶祐四、五年（1256-1257）以前，葉紹翁必然在世。
問題出在戊集「韓勢敗笑鑑」條所載，葉紹翁與友人吳鋼同遊天竺山，觀韓侂胄功德寺和南園盛景，嘆為觀止。在韓侂胄敗亡後，兩人再次登山，眼見繁華已成明日黃花：
丙寅冬，又同吳倅復遊韓寺，則佛像已輿他所，而金碧木石俱空。[34]
結合韓侂胄行實，此處所謂「丙寅冬」，不可能是韓侂胄正當勢的宋寧宗開禧二年（1206），那就只能是宋度宗鹹淳二年（1266）。這意味著葉紹翁在宋度宗鹹淳二年（1266）以後還在世，且第二版《四朝聞見錄》在此後修成行世。
雖然現存諸本《四朝聞見錄》此處皆作「丙寅冬」，但事實上，「丙寅冬」可能是葉紹翁誤記。於情於理，葉紹翁與友人吳鋼重遊天竺山都不太可能是在鹹淳二年（1266）。
首先，與葉紹翁故地重遊的友人吳鋼，是宋高宗吳皇后之侄吳琚之子，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應童子試授官，時年九歲[35]，推知其生於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到鹹淳二年（1266），將達八十三歲高齡。同時，葉紹翁亦年近八十，即便兩人仍在世，也不太可能登山攬景。
其次,前文已經考實原注作於宋理宗朝，那麼，不可能原注作於前，書稿成於後。而且，據今本《四朝聞見錄》丁集「考異」條載，葉紹翁看過吳琚建言宋光宗退位的密奏，「此紹翁親目於琚之子鋼，後又再索之於鋼之子。」[36]這表示在第二版《四朝聞見錄》書成之前，吳鋼已經去世，即吳鋼是在宋理宗朝去世。
既然葉紹翁在戊集「韓勢敗笑鑑」條中稱吳鋼為「吳倅」，那就是在吳鋼出任臨安府通判之時。據丙集「逆曦偽服印」條載，開禧三年（1207）二月吳曦叛亂被平定時，吳鋼正在臨安府通判任上。再加上宋寧宗派人將韓侂胄、蘇師旦「函首」送至金朝，時在嘉定元年（1208）四月。以通判一任為三年計，葉紹翁、吳鋼重遊天竺山，很可能是開禧三年（丁卯，1207）後一兩年，即嘉定元年（戊辰，1208）冬或二年（己巳，1209）冬。葉紹翁記載此事是在宋理宗朝，已然時隔三、四十年，故而誤記為時間接近的開禧二年（丙寅，1206）冬。簡言之，葉紹翁寫成第二版《四朝聞見錄》，不可能是在鹹淳二年（1266）以後。
二、宋本《四朝聞見錄》原貌
（一）第一版《聞見錄》與第二版《四朝聞見錄》之差異
對於第一版《聞見錄》，葉紹翁並不是全面徹底修改。本來按照《四朝聞見錄》一書慣例，在紹定六年（1233），權傾朝野二十五年的史彌遠死後，葉紹翁應該使用諡號「忠獻」或封爵「衛王」。但葉紹翁使用的卻是中性的「史相」「史公」等稱謂，而在丙集「虎符」「史彌遠玉帶」兩條中，更是直接出現了史彌遠的姓名，且不是表字。
「史相」「史公」「史彌遠」的稱謂變化，反映了葉紹翁對史彌遠的複雜態度。因為葉紹翁不是理學學派中人[37]，不會固守理學人士對史彌遠的好感，更傾向於朝野公議。所以，他對史彌遠的稱呼，從中性詞轉為貶義詞。同時，也反映出如果葉紹翁全面徹底地改寫了第一版的話，勢必要統一稱謂，而不是時而使用敬語，時而直呼其名。這造成了第一版《聞見錄》和第二版《四朝聞見錄》只是在部分條目、個別字句上有差別，兩者區別並非截然。
一般而言，新撰條目會綴加在書後，形成所謂「續編」「補編」之類。然而確定是第二版《四朝聞見錄》新加條目的丙集「真文忠公諡議」「史越王青詞」「（賢良）三則」等條，卻不在最後的戊集，而在中間的丙集。從今本《四朝聞見錄》全書篇幅看，雖然甲、乙集條目數量多於丙、丁、戊集，但是在字數方面，除丁集字數稍少外，每集基本均衡。這表示，葉紹翁新寫條目是分別添加進各集之中。
之所以會如此，可能是出於原注作者和出版者陳起的編排。前述葉紹翁寄贈程公許「《聞見錄》二帙」，表示第一版《聞見錄》是兩冊，後來葉紹翁新撰寫的條目，體量不足以編成第三冊，陳起便將新條目與舊條目混編，改為第二版《四朝聞見錄》五冊[38]。
遺憾的是《四朝聞見錄》條目不按時間排列，所以現下已經很難完全區分第一版、第二版條目，但或許仍可以找到南宋時出過前後兩版《四朝聞見錄》的些微痕跡。元末明初之際，陶宗儀編纂成雜鈔《說郛》一書，據記載達百卷之巨。近代張宗祥根據六種明抄本整理成涵芬樓百卷本《說郛》，是目前普遍認為最接近陶宗儀原著樣貌的版本，是書引《四朝聞見錄》共十條。其中，今本《四朝聞見錄》乙集「憲聖不妒忌之行」條[39]，涵芬樓百卷本錄文為：
上嘗語憲聖曰：「極日窮月（小字註：極日窮月一作極知汝）相同勞苦。」[40]
張宗祥小字注「極日窮月一作極知汝」，表示他看到不同版本《說郛》，分別作「極日窮月」「極知汝」。「極日窮月」和「極知汝」差別殊異，絕非抄手筆誤所致，而偏偏又不害文意，能各自成句。這左證了前文的推論，即可能是陶宗儀百卷本《說郛》，也可能是後世整理者的《說郛》其他版本，分別摘抄了第一版《聞見錄》和第二版《四朝聞見錄》，例如國圖藏明抄本殘卷作「極日窮（按：原文作窮）月」[41]，而明弘治庚申（1500）抄本、嘉靖年間（1522-1566）鈕緯世學樓抄本作「極知汝」[42]，導致出現了個別字句的不同。
此外，筆者從涵芬樓百卷本《說郛》中，輯出葉紹翁撰寫的《四朝聞見錄序》，不見於現存諸本《四朝聞見錄》，《序》中言此書名《四朝聞見錄》，知為第二版《四朝聞見錄》獨有：
紹翁恭聞南渡以來，四朝史事雖雲備修，採野史以補國史之闕，蓋政與地。愚不自揆，得之見聞，緝為一書，曰《四朝聞見錄》。庶補國史之闕，敬鋟諸梓，務在增廣參驗。凡孝子順孫思欲發璋先業，績紬先生不忍棄置異聞，亟望垂教。[43]
按文中「蓋政與地」「發璋先業」「績紬先生」等處不通，再檢明弘治庚申（1500）抄本《說郛》，此文作：
紹翁恭聞渡南以來，四朝史事雖已浸備，採野史以補國史之闕，蓋故典也。愚不自揆，得之見聞，緝為一書，曰《四朝聞見錄》。庶補國史之闕，敬鋟諸梓，務在增廣參驗。凡孝子順孫思欲發揮先業，縉紳先生不忍棄置異聞，亟望垂教。[44]
知「政與（與）地」與「故典也」「璋」與「揮（揮）」「績（績）紬」與「縉紳」皆形近而訛。又「雲備（備）修」不如「已浸備（俻）」語意通順，故當以弘治庚申抄本《說郛》所載為是。不過弘治庚申抄本《說郛》中的「渡南以來」當作「南渡以來」，其他文字則通暢無礙。
（二）宋本《四朝聞見錄》無條目標題
宋度宗鹹淳四年（1268）到九年（1273）五月間，潛說友撰《鹹淳臨安志》引第二版《四朝聞見錄》十五條，檢《鹹淳臨安志》所引各條，與今本《四朝聞見錄》最顯著的不同是沒有條目標題。此外，元末明初陶宗儀編纂百卷本《說郛》所引十條亦無標題，那麼，是潛說友、陶宗儀抄錄時刪去？還是南宋兩種版本原來就沒有標題？
應該是後者，即葉紹翁原本沒有擬寫標題。依據有三：
首先，《鹹淳臨安志》卷九三《紀遺五·紀事》第五條，引今本《四朝聞見錄》乙集「武林」條[45]：
考亭先生得友人蔡元定……其後言者謂先生陰援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謫雲。辨正在丁集黨議。[46]
關鍵在於「辨正在丁集黨議」一句，在今本《四朝聞見錄》甲、乙、丙、丁、戊五集中，並無「黨議」標題。葉紹翁為朱熹和蔡元定關系所作的「辨正」，其實是今本《四朝聞見錄》丁集「慶元黨」[47]。這表示，如果葉紹翁原書有條目標題，他在此處應該寫作「辨正在丁集慶元黨」，而非作為丁集「慶元黨」一個段落主題的「黨議」。
與此類似，《鹹淳臨安志》卷九三《紀遺五·紀事》第二條，引今本《四朝聞見錄》丙集「九裡松字」條[48]：
紹翁乙集載吳說所書九裡松字詳矣……但至今九裡松字尚填以金，過者皆見，則紹翁乙集所載似是。[49]
在今本《四朝聞見錄》中，葉紹翁第一次提到吳說書寫九裡松字，是甲集「九裡松用金字」條[50]，今本《四朝聞見錄》此處不誤，是潛說友誤將「甲集」寫成「乙集」。問題是，葉紹翁自己轉述甲集條目時，不直接寫出條目標題「九裡松用金字」，而是概括段落主題，囉嗦地寫成「吳說所書九裡松字」，有違常理，只能認為是原本沒有條目標題。
除「九裡松字」條外，其實在《四朝聞見錄》丙、丁、戊集中，屢見「事見前集」等語，像丙集「草頭古」條雲「前錄載其事」，「王正道」條雲「甲集胡公銓請斬檜事」，「史越王青詞」條雲「前載史越王《辭免太傅表》」，「方奉使」條雲「乙集載莆陽方信孺出使事詳矣」；丁集「考異」條雲「事已見甲乙集者」，「慶元黨」條雲「其使金一節，已載前錄（按：指乙集「開禧兵端」）」，「考異」條雲「甲集吳琚贊策事」；戊集「閱古南園」條雲「予已略具《記》於前集（按：指乙集「陸放翁」）」，「田俊邁」條雲「事略見前集」，「開禧施行」條雲「誅韓本末，已載丙集」，「罷韓侂胄」條雲「圭事已載前集」，「滿潮都是賊」條雲「事已載前集」，「好女兒花」條雲「已載前錄」等語句，而這些語句無一例外，皆未提及條目標題。
其次，《鹹淳臨安志》卷九三《紀遺五·紀事》第四條：
柳洲龍王祠，開禧中，帥臣趙師
重塑五王像。[51]
乍見之下，所謂「柳洲龍王祠」五字絕類條目標題。然今本《四朝聞見錄》甲集「柳洲五龍王廟」條：
出湧金門入柳洲，上有龍王祠，開禧中，帥臣趙師
重塑五王像。[52]
兩相比較，可以發現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柳洲龍王祠」就是第二版《四朝聞見錄》的條目標題。可是「龍王祠」與「五龍王廟」字詞語意距離疏隔，沒有必要多此一舉地將「柳洲龍王祠」改寫為「柳洲五龍王廟」，而且也不能解釋，為何今本《四朝聞見錄》會憑空衍出「出湧金門入柳洲，上有龍王祠」一句。
或者，第二種可能，「柳洲五龍王廟」是第二版《四朝聞見錄》原有條目標題。如此一來，《鹹淳臨安志》卷九三《紀遺五·紀事》第四條行文將變為：「（標題）柳洲五龍王廟（正文）柳洲龍王祠，開禧中……」標題與正文文意重複，殊為不當。
可見，「柳洲龍王祠」五字必然是正文，絕非獨立行外之標題。這五字當是潛說友縮寫第二版《四朝聞見錄》原文「出湧金門入柳洲，上有龍王祠」一句而來。明人為強調「帥臣趙師重塑五王像」之事，而另擬「柳洲五龍王廟」標題。
最後，涵芬樓百卷本《說郛》引今本《四朝聞見錄》乙集「秦夫人淮青魚」條，載宋高宗吳皇后宴請秦檜夫人王氏吃青魚：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糟青魚。[53]
吳皇后本以為秦檜夫人沒吃過糟青魚，不想秦檜夫人說自己在家常吃。回到府中後，秦檜怕皇后生疑，以糟鯶魚進獻。吳皇后以為秦檜夫人是誤把鯶魚當作了青魚，「我便道是無許多青魚，夫人誤爾。」
這個條目就是清代繡谷亭抄本、知不足齋本的乙集，四庫本的卷二「秦夫人淮青魚」條：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54]
三本記載全同，標題和文中，皆作「淮」[55]。
「糟」和「淮」的差別，揭示了一個事實：陶宗儀在抄錄這一條目時，如果在任意一種《四朝聞見錄》書中，看到「秦夫人淮青魚」這個標題，會意識到自己的錄文通篇沒有「淮」字，文不對題，至少會在「糟青魚」「青魚」中的一處加上「淮」字[56]。所以，只能認為陶宗儀所見《四朝聞見錄》，本就沒有條目標題。也就是說，直到明初，葉紹翁《四朝聞見錄》還沒有條目標題[57]。
（三）《鹹淳臨安志》所引宋本《四朝聞見錄》原文
潛說友編撰《鹹淳臨安志》所引第二版《四朝聞見錄》，是未經明人改編的南宋第二版《四朝聞見錄》原書，按理可信度更高。早前鮑廷博校勘《四朝聞見錄》，在甲集「潘閬不與先賢祠」、乙集「錢塘」、戊集「西湖放生池」三條按語中，標註徵引了《鹹淳臨安志》。此外，鮑廷博在按語中，會指出正文某字甲「一作某字乙」，而《鹹淳臨安志》所引第二版《四朝聞見錄》，恰恰皆為某字乙。如今本《四朝聞見錄》甲集「夏執中扁榜」：「孝宗已嘗幸寺中……及駕（一無駕字）再幸。」而《鹹淳臨安志》卷九三《紀遺五在·紀事》載：「孝宗已嘗幸寺中……及再幸。」如此之例，共有六處，因其文字差別，不影響文意，鮑廷博並未能確定當以哪家為是。中華書局點校本《四朝聞見錄》等今人整理本，既沒有解答鮑廷博遺留的疑問，也沒有繼續利用《鹹淳臨安志》。
今將《鹹淳臨安志》引文十五條與今本《四朝聞見錄》兩相對校，發現《鹹淳臨安志》引文多有不同，其中卷六五《人物·潘閬》、卷六九《人物·陸維之》兩條目文字、語句變動巨大，可以確定是潛說友改寫。剩餘卷二二《山川·虎林山》、卷九三《紀遺五·紀事》共十三條目，間有字詞差別。那麼，《鹹淳臨安志》所引是否就是第二版《四朝聞見錄》原文？還是潛說友引用時改筆？抑或今本《四朝聞見錄》流傳過程中出現的差異？
通過細審細節，從三處行文發現端倪，從而證實《鹹淳臨安志》引文十五條，更接近第二版《四朝聞見錄》原貌，具有尚未被利用的極高校勘價值。
第一處是《鹹淳臨安志》卷六九《人物六·列傳四·國朝·陸維之》，其文略云：
少以計偕入汴，群法從邀與雜坐……光堯退處北宮，嘗幸大滌，憲聖亦侍。羽流起居，進主觀者，問以山中詩客。[58]
這段文字主要內容即為今本《四朝聞見錄》乙集「陸石室」條：
少年以計偕入汴郡，法從見之，疑其為仙，邀陸雜坐……光堯退處北宮，思大滌雙徑之勝，先幸大滌，道流清宮以竢，時憲聖亦侍。羽流結亭起居光堯於駕……進主觀者，問以「山中頗有能詩客否？」[59]
潛說友自言這一條目「以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大滌洞天真境錄》修」，其中，後半部分宋高宗、吳皇后遊覽大滌山一段，是潛說友修改《四朝聞見錄》原文而來，字句略有不同，文意未變。
問題在於陸維之年少時的去處，依《鹹淳臨安志》載：「少以計偕入汴，群法從邀與雜坐」，此處「入汴」，意思是到開封；而依今本《四朝聞見錄》載：「少年以計偕入汴郡，法從見之，疑其為仙，邀陸雜坐」，此處「入汴郡」，意思是到下蔡（今安徽鳳臺）。
翻檢後文，陸維之科舉不中，乘船由汴河南歸。須知下蔡位於汴河以南、淮河北岸，這意味著，如果陸維之的去處是下蔡，首先他不能參加科舉，其次他應該渡淮河南歸。所以，《鹹淳臨安志》所載為是，今本《四朝聞見錄》乙集「陸石室」條「少年以計偕入汴郡，法從見之」一句，「郡」當作「群」[60]。
第二處是《鹹淳臨安志》卷九三《紀遺五·紀事》第一條，其文大意是：宋高宗與吳皇后、張貴妃遊覽徑山，在他們為龍君上香時，龍君塑像下鑽出一隻五色蜥蜴，在宋高宗、吳皇后身上攀爬，但是卻不攀爬張貴妃，便鑽回塑像之下。於是：
妃慚沮，不復有施利。[61]
今本《四朝聞見錄》甲集「光堯幸徑山」條，這一句作：
妃慚沮，不復有私利。[62]
其實在語意上「施利」「私利」兩詞皆通，前者指張貴妃不再布施，後者指張貴妃不再私人布施。
然今本《四朝聞見錄》甲集「光堯幸徑山」條後文有一段未被潛說友抄錄的葉紹翁的分析：
蜥蜴亦僧徒以缶貯殿中，施利者至，則嗾蜥蜴旋繞。[63]
既然葉紹翁稱宋高宗等人為「施利者」，那麼基本可以確定，前文「私利」為「施利」之誤，當作「妃慚沮，不復有施利」，仍以《鹹淳臨安志》記載為優。
第三處是《鹹淳臨安志》卷九三《紀遺五·紀事》第四條[64]，大意是：宋寧宗開禧年間（1205-1207），知臨安府趙師重塑西湖柳洲龍王祠塑像，其中三像分別以韓侂胄、陳自強、蘇師旦三人相貌為範本。當時韓侂胄、陳自強還在位，臺諫官便攻訐遭貶的蘇師旦「自貌其像」，按自己的相貌塑像。
然而今本《四朝聞見錄》甲集「柳洲五龍王廟」條卻記為：趙師分別按韓侂胄、陳自強和他自己相貌，重塑龍王祠塑像，臺諫官們攻訐的對象也就成了趙師。不過，鮑廷博在這一條目的按語中也指出，龍王祠塑像範本之一趙師「一作蘇師旦」[65]。
那麼，趙師塑像的範本到底是他自己，還是蘇師旦？因為文中有「自貌其像」之語，乍看似乎是趙師。其實不然，這是臺諫官深文之語，用意是強調蘇師旦的過失，而不是敘述事實。
應該是蘇師旦，理由有三：
第一，這段掌故的根節在於，臺諫官不敢冒犯在位的韓侂胄、陳自強，比較來看，蘇師旦在開禧二年（1206）遭到韓侂胄貶斥，而趙師身為知府兼安撫使的「帥臣」，所以，蘇師旦被臺諫官指謫的可能性更大；
第二，從事理上看，趙師一向阿附韓侂胄，當時人蔡幼學批評說：「師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66]趙師塑韓侂胄、陳自強、蘇師旦像，目的是獻媚邀功，但他塑自己的像卻成了狂妄自大，這不符合的他的行事風格；
第三，後文指出，三座塑像一直保留，大概因為開禧三年（1207）韓侂胄、蘇師旦被殺，陳自強遠竄邊地，導致「過此皆不識三人者」。與此同時，趙師仍知臨安府，也就是說，臨安居民不可能不認識趙師，那麼塑像就只能是已經身首異處的蘇師旦。也就是說，還是《鹹淳臨安志》引文更可信。
如此看來，十五處引文中的文字分歧，雖然不害文意，但應當據《鹹淳臨安志》予以校正，即今本《四朝聞見錄》，尚有進一步校勘整理之空間。
三、餘論
今人對《四朝聞見錄》一書的認識和評價，多本諸清人王士禛之語：
龍泉葉紹翁《四朝見聞錄》自甲集迄戊集，亦纂述南渡事跡，其間頗有涉煩碎者，不及李氏《朝野雜記》。二書皆鈔本。[67]
此說博得四庫館臣的認同，一如《四庫提要》所言：
惟王士禎《居易錄》謂其「頗涉煩碎」，不及李心傳書，今核其體裁，所評良允，故心傳書入史部而此書則列小說家焉。[68]
以上述二說為基礎，後世對《四朝聞見錄》一書的評價定格為「體裁煩碎」。然該書煩碎原因何在？則歷來並無詳細分析。
通過前文考索，可以發見：所謂煩碎，實與《四朝聞見錄》在成書過程中，出現前後兩種版本有直接關係。
一如前述，在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到淳祐元年（1241）間，葉紹翁撰成第一版《聞見錄》二冊。嗣後，葉紹翁蒐集第一版《聞見錄》的回饋意見，添寫考異、補正，分別加進各集之中。在淳祐元年（1241）到寶祐四、五年間（1256-1257），又撰成第二版《四朝聞見錄》行世。這些新撰條目，相互之間本無關係，更有甚者，像鮑廷博按語指出，有些內容還與前面條目出現了重複。這都對全書條目編排本已缺少次序的狀況，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加之，《四朝聞見錄》書中條目本無標題，到了明朝中期，才被編者擬成條目標題，由於明人難以完全領會葉紹翁的原意，自然不能準確地廓清並概括條目內容，也導致部分條目亂者愈亂。
[1]藏國家圖書館，善本書號08262。
[2]另有清嘉慶十六年（1811）祝昌泰留香室刊《浦城遺書》本，藏國家圖書館、常州市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臺灣地區藏有清文瑞樓抄本、清怡雲書屋抄本、清光緒八年（1882）嶺南芸林仙館刊本等。其中，《浦城遺書》本、芸林仙館刊本，源自《知不足齋叢書》本。而臺灣藏兩種抄本，應該源自繡谷亭抄本。又《四朝聞見錄》元明清版本流變頭緒繁複，未免篇幅煩長，另撰他文待刊，本文但以宋本為研究對象。
[3]今人整理本《四朝聞見錄》主要有三種：沈錫麟、馮惠民整理《四朝聞見錄》，中華書局，1989年；尚成整理《四朝聞見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張劍光、周紹華整理《四朝聞見錄》，大象出版社，2013年。均以《知不足齋叢書》本為底本復加校正，並保留鮑廷博校語。
[4]鄒賀、李英花《〈四朝聞見錄〉史料來源鉤賾》，《古文獻整理與研究》第三輯，鳳凰出版社，2018年，頁79至91。
[5]目前尚無研究《四朝聞見錄》成書過程的專門文章，三種整理本對《四朝聞見錄》的成書、版本，並未多做解說。另劉藝模《〈四朝聞見錄〉研究》，2014年湖南師範大學碩士畢業論文，羅列諸家藏書目錄對《四朝聞見錄》的著錄，未加考辨，更未提及《四朝聞見錄》成書問題。只有李英花《葉紹翁與〈四朝聞見錄〉研究》，2014年陝西師範大學碩士畢業論文，初步討論了《四朝聞見錄》成書及版本流變，認為《四朝聞見錄》甲乙二集先成書，丙丁戊三集後成書。
[6][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真文忠公諡議」，中華書局，2006年，頁96。
[7]按「二帙」可指二卷（集）、也可指二冊，因為甲集「武林山」條提及乙集「武林」條，乙集「武林」條中又有「丁集」字樣，知甲、乙、丁三集同時成書，既如此，葉紹翁就不可能拆出二卷寄贈程公許，故必然是二冊。詳見下文。
[8]《四朝聞見錄》丙集「史越王青詞」，頁99。
[9]《四朝聞見錄》乙集「武林」，頁46。
[10]《四朝聞見錄》甲集「武林山」，頁22。
[11]《四朝聞見錄》乙集「武林」，頁45。
[12][宋]葉寘《愛日齋叢抄》卷二，中華書局，2010年，頁47。另《愛日齋叢鈔》卷二引文與今本《四朝聞見錄》文辭差別不大。
[13]另《四朝聞見錄》丙集《寧皇登位》載：「嘉熙壬寅，公圭之裡人陳貴明為跋其書雲」，頁105。然宋理宗嘉熙（1237-1240）凡四年，無壬寅之年，淳祐二年（1242）為壬寅。無法確定此處是嘉熙之誤，還是壬寅之誤，抑或嘉熙、壬寅皆誤，姑存疑待考。
[14]朱士嘉《〈臨安三志〉考》，《南宋史研究論叢》，杭州出版社，2008年，頁193至218。
[15][宋]潛說友《鹹淳臨安志》卷二二《山川一·山·城內諸山·虎林山》，中華書局編輯部《宋元方志叢刊》第四冊，影印清道光十年(1830)錢塘汪氏振綺堂刊本，中華書局，1990年，頁3578；卷六五《人物六·列傳四·國朝·潘閬》，頁3945；卷六九《人物六·列傳四·國朝·陸維之》，頁3982；卷九三《紀遺五·紀事》，頁4214至4216。
[16]又臺灣地區「國家圖書館」藏「[宋]葉紹翁撰《聞見錄》一卷，明鈔本，線裝。書號15225-0012。」若所謂「明鈔本」屬實，則為現存最早的《四朝聞見錄》版本。但書名《聞見錄》可能是抄者所題，尚難以斷言就是第一版《聞見錄》。因未見原本，姑存疑待考。
[17]《四朝聞見錄》戊集「秘書曲水硯」，頁201。
[18]《四朝聞見錄》丙集「賢良」，頁117。
[19]《四朝聞見錄》丙集「賢良」，頁117。
[20]《四朝聞見錄》甲集「武林山」，頁22。
[21]《四朝聞見錄》丙集「褒贈伊川」，頁90。
[22]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二《南宋臨安陳氏刻書之一》《南宋臨安陳氏刻書之二》《宋陳起父子刻書之不同》，中華書局，1957年，頁47至59。
[23][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一《辯證類宋詩禁》，上海書店，2001年，頁221。
[24][宋]陳起《汲古閣景鈔南宋六十家小集》，景印汲古閣鈔本，《宋集珍本叢刊》第104冊，線裝書局，2004年，頁296至300。
[25]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卷上《己、雜刊本》，《王國維全集》卷七，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31至32。
[26]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序》，[元]陶宗儀《說郛》卷五三，涵芬樓百卷本，《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826。
[27]張至龍《雪林刪餘序》，曾棗莊、劉琳《全宋文》卷七九八二，第345冊，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440。
[28]葉茵《贈陳芸居》，《全宋詩》卷三一八六，第61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8223。
[29]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卷七《集部李群玉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361。
[30]《四朝聞見錄》甲集「易安齋梅巖亭」，頁31。
[31]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頁20。
[32]宋末元初人黃震撰《黃氏日抄》，引《四朝聞見錄》丙集「賢良」條。[宋]黃震《黃氏日抄》卷三五《讀本朝諸儒理學書·晦庵先生文集·雜學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68。對於《黃氏日抄》的成書時間，自來有宋理宗紹定二年（1229）說。若此說成立，則與上述推論相悖。不過，俞信芳考辨紹定二年成書說，認為不可信據，當以南宋末年成書為是。詳見俞信芳《<黃氏日抄>九十七卷本出版過宋紹定二年本嗎》，《文獻》2001年第1期，頁278至282。
[33]鄒賀、李英花《葉紹翁生平考》，《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頁80至88。
[34]《四朝聞見錄》戊集「韓勢敗笑鑑」，頁184。
[35]《宋史》卷三六《光宗紀》，中華書局，1985年，頁703。
[36]《四朝聞見錄》丁集「考異」，頁140。
[37]葉紹翁並非出自某一特定學派，他與理學各學派都有來往，應該算作「學侶」。鄒賀、李英花《葉紹翁生平考》，《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頁80至88。
[38]據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編成的《文淵閣書目》載：「《四朝聞見錄》一部五冊闕。」其形制雖不詳，但明初宮廷藏書多是宋元舊槧，從時間上推測，此本或為元本，甚至可能就是南宋陳起刻本。[明]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卷六《宙字號第二廚書目》，《國學基本叢書》，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73。
[39]《四朝聞見錄》乙集「憲聖不妒忌之行」，頁60。
[40][元]陶宗儀《說郛》卷三《四朝聞見錄》，涵芬樓百卷本，《說郛三種》，頁53。
[41]明抄本殘卷《說郛》，藏國家圖書館，善本書號A00487，第一冊，頁22；
[42]明孝宗弘治庚申（1500）抄本《說郛》，藏國家圖書館，善本書號03907，第39冊，頁51；明世宗嘉靖年間（1522-1566）鈕緯世學樓抄本《說郛》，藏國家圖書館，善本書號02408，第三冊，頁27。另外，明後期陶珽擴編《說郛》，即宛委山堂一百二十卷本，及現存其他諸本《四朝聞見錄》，皆作「極知汝」。
[43][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序》，[元]陶宗儀《說郛》卷五三，涵芬樓百卷本，《說郛三種》，頁826。
[44][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序》，[元]陶宗儀《說郛》卷五三，明弘治庚申（1500）抄本，頁45、46。
[45]《四朝聞見錄》乙集「武林」，頁46。
[46]《鹹淳臨安志》卷九三《紀遺五·紀事》，頁4214。
[47]《四朝聞見錄》丁集「慶元黨」，頁141至150。
[48]《四朝聞見錄》丙集「九裡松字」，頁123、124。
[49]《鹹淳臨安志》卷九三《紀遺五·紀事》，頁4216。
[50]《四朝聞見錄》甲集「九裡松用金字」，頁28。
[51]《鹹淳臨安志》卷九三《紀遺五·紀事》，頁4215。
[52]《四朝聞見錄》甲集「柳洲五龍王廟」，頁32。
[53]《說郛》卷三《四朝聞見錄》，涵芬樓百卷本，頁63。
[54][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秦夫人淮青魚」，[清]吳焯繡谷亭抄本，藏國家圖書館，善本書號08262，第二冊，頁74；[清]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第四集《四朝聞見錄》，中華書局，1999年，頁15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9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692。
[55]另有兩種《說郛》明抄本：明世宗嘉靖年間（1522-1566）鈕緯世學樓抄本，藏國家圖書館，善本書號02408，第三冊，頁63，作「淮青魚」；明抄本殘卷，藏國家圖書館，善本書號A00487，第一冊，頁47，作「
有魚」，當為「淮青魚」之訛。
[56]按青魚在江南並非稀見，葉紹翁所記恐怕不確。年輩較葉紹翁稍晚的羅大經在《鶴林玉露》卷二《進青魚》也記載了此事，但言宋高宗吳皇后說見不到大的子魚（即鯔魚），秦檜王夫人說自家有，能進百尾。秦檜責怪王夫人失言，以百尾青魚進，方才打消了吳皇后的懷疑。
[57]應該是明弘治以前人所加，弘治九年前鬱文博整理《說郛》，明弘治庚申（1500）抄本《說郛》引《四朝聞見錄》在天頭處有標題。此處關乎《四朝聞見錄》元明版本情況，另見他文。
[58]《鹹淳臨安志》卷六九《人物六·列傳四·國朝·陸維之》，頁3982。
[59]《四朝聞見錄》乙集「陸石室」，頁86、87。
[60]按中華書局點校本《四朝聞見錄》將「法從」加專名符號，不妥。此處所謂「法從」，指修行佛道者，非特指，不應加專名符號。
[61]《鹹淳臨安志》卷九三，頁4214。
[62]《四朝聞見錄》甲集「光堯幸徑山」，頁11。
[63]《四朝聞見錄》甲集「光堯幸徑山」，頁11。
[64]《鹹淳臨安志》卷九三，頁4215。
[65]《四朝聞見錄》甲集「柳洲五龍王廟」，頁32。
[66]《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四·蔡幼學傳》，頁12898。
[67][清]王士禛《居易錄》卷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9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403。
[68]《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卷一四一《子部五一·小說家類二》，中華書局，1997年，頁1865。
註：本文發表於《中國典籍與文化》2020年第4期，此據作者word版，引用請以該刊為準。感謝鄒賀老師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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