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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界，女人幹攝影是一件新鮮事，更別說背斯坦尼康了。有人把她操作斯坦尼康的畫面剪成74秒的視頻發在網上，視頻當天上了熱搜。31歲的鄧璐因此被看見，外界稱她為「中國唯一一個女斯坦尼康攝影師」。
文｜林秋銘
編輯｜槐楊
圖｜受訪者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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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北京迎來少見的暴雨。郊區的一家影視基地，兩三輛運送器材的紅色貨車停在攝影棚外的空地上，空氣悶熱，約有60個人焦灼地聚在這裡。人群中，鄧璐叉著腰，來回踱步。作為在場為數不多的女性，她很顯眼，濃重京腔，穿一身黑，扎著寶藍色的髮帶，大眼睛，高挑的眉毛，皮膚被日光曬得微微泛古銅色。
她在等待入場。早上10點她就到了這裡，卻得知攝影棚牆壁的油漆未乾，不能按原定時間進去走位和彩排。她直等到天黑，得到的消息是，明早再來吧。
鄧璐早已習慣了等待。她是一名電影攝影師，17歲正式進入劇組，做過服裝師、劇照師，後來轉行成為攝影助理、攝影師，再到背上斯坦尼康，14年過去了。電影界，女人幹攝影是一件新鮮事，更別說背斯坦尼康了。有人把她操作斯坦尼康的畫面剪成74秒的視頻發在網上，視頻當天上了熱搜。30歲的鄧璐因此被看見，外界稱她為「中國唯一一個女斯坦尼康攝影師」。
斯坦尼康穩定器，又被攝影師們稱作「斯菜」，是電影攝影機機座的一種。它是攝影師在手持、運用腳架、軌道外的第四種選擇。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人的眼睛，可以搖擺、晃動，快速切換拍攝對象，適合拍攝視覺衝擊力強、富有動感的運動畫面。
鄧璐的好友、澤璐電影工作室的商務聯繫人曹樂覺得那個標籤是不準確的，「咱真不知道她是不是唯一背斯坦尼康的女性攝影師，」又說，「但至少現在，幹到她這個層面的是唯一一位。」
第二天下午，鄧璐終於等到了入場拍攝。這一天她的拍攝對象是一位「頂流」，很快，她還要飛往上海，趕下一個拍攝項目。在影視行業接近停擺的這幾個月，她的忙碌顯得難得。
背斯坦尼康並不輕鬆，人體完全被鎖在這個沉重的機械甲殼裡，從手臂到腰椎，大約需要承受輕則20公斤、重則60公斤的重量。進入攝影棚，鄧璐在角落裡裝備斯坦尼康，先是輔助背心，再套上減震臂、平衡組件，而後，她的上身被固定住，不能彎曲。
「Rolling！（開機！）」劇組的喧譁停止了，人員散開，只留下攝影師鄧璐在影棚中央。她開始在這個純白色的空間裡自如地遊走，三步向前，兩步向後，她左手扶著減震臂，右手抓緊平衡組件的杆子，身體向後倒，遠看去，她和攝影機呈V形，互相藉助，彼此依靠。根據拍攝對象的動作變換，她踏著勻速的步伐，逼近和後退，將攝影機舉高、放低，像在謹慎地靠近一個獵物。
拍攝往往會從下午持續到晚上，除了吃飯和上廁所，所有裝備中途不能脫下。當天，鄧璐全身的負重近70斤。
拍攝進行到半程，一位打光師將反光板架在鄧璐腳邊的位置。她後退，踩住了反光板。她沒發現，打光師也沒發現，他試圖改變光的位置，將反光板猛地一抽，鄧璐腳一滑，失去了平衡。她迅速往前跪倒，護住機器。「嘭」，一聲悶響，她的膝蓋重重砸在木地板上。
「沒事兒，沒事兒。」被扶起後，她笑著說，又恢復到拍攝的姿勢，行動的節奏沒有變化。但幾次間隙，她走到角落，低下頭用掌心慢慢揉膝蓋，那裡有兩塊深深的烏青。受傷是常事，除了大大小小的淤青，她的手臂和大腿上還有大片淺紅色的溼疹，又癢又痛，是長年穿輔助背心和不規律作息落下的毛病，她只能不停抹上厚厚的潤膚油。
那天晚上，她破了個人拍攝史上的紀錄——22分鐘的OK條（指的是拍攝時沒有問題、後期可以用的畫面），是她運用斯坦尼康MINI拍攝過時間最長的長鏡頭，上一條紀錄是《大象席地而坐》的一個長鏡頭，12分鐘。她有一個外號，叫「小仙兒」。誰第一個叫起這個外號已經不可考，鄧璐給它的解釋是，「因為工作過於拼命，所以在朋友們眼裡，就是個半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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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兒姐」是北京海澱土生土長的妞兒。上小學時，家離舊北影廠不遠，她一放學就往北影廠跑。媽媽在劇組裡做服裝師，她待在服裝間裡，趴在一大包衣服上寫作業。服裝間裡人來人往，嘰嘰喳喳鬧個不停，她喜歡那種吵鬧聲。
學校相反，淨是孤獨。大院的孩子們有個小圈子，她家住得遠，放學後如果不去劇組，就得一個人走回家。她留著蓬蓬的短髮，身材胖墩墩的，沒有朋友。
她變成了被欺負的人。上了高中，同學會將她逼到角落，用圓規扎她的手臂，扎出深深淺淺的洞，但不會流血。進一步的霸凌，是把她的課本和文具倒進垃圾角，又將她的空書包從樓上扔下去。她記得，有人抄起牆邊的掃帚就往她臉上掄，把她打懵了。她不敢還手，不敢向別人求助，越來越沉默。她曾經從爸爸那兒得了一輛自行車，放學發現，車帶被劃破了，她還是只能走路上學。
她覺得很難在學校待下去。高三，她休學了幾個月，跟著媽媽去新疆拍戲。在她看來，劇組像江湖，光是人們的不同口音就讓她樂得不行。人人都有趣，情感濃烈，遠比校園複雜。
回到學校後，同學衝她發出驚呼，「你這是去哪兒了？消失還是失蹤了？當演員去了？」
「我做什麼，和你們有屁關係！」鄧璐喊。
突然，所有人噤了聲，驚奇地望著她。15歲的鄧璐實現了她的第一次反抗，「當時我才意識到，反抗也沒有那麼難。」後來，再受到欺負，她不再忍受，「他們應該也很驚奇，當時那個任他們拳打腳踢都不還手的人，怎麼會還嘴還手了。」
鄧璐學過美術，高中畢業之後，在一家出版社做實習生。每天的工作很簡單：把每張圖片改成統一的尺寸，再將它們一一排上版面，「像一臺機器一樣」。
一天，她聽到一位工作了十多年的前輩跟人聊天，「今天買點什麼菜呢？那個市場西葫蘆挺便宜的，比上次咱們去的地方便宜3毛錢。」同事聊天的內容，永遠是菜價、超市打折、夫妻矛盾。太枯燥了，鄧璐想。她告訴父親，她要辭職。父親不解，「我們的生活不是都這樣的嗎？」
鄧璐不同意，「這樣的日子一眼就望到頭，我才不想被這種生活的概念腐蝕。」她辭了職，坐著綠皮火車去新疆，進入媽媽所在的劇組。在那裡，「至少可以自由地呼吸」。
曹樂也在那個劇組中，她比鄧璐大10歲，當時做場記。曹樂記得，鄧璐拼，總是一個人幹兩個人的活兒。搬運的工作通常歸男性，但她拉起裝戲服的軍用綠包就往肩上扛，「多一個人搬，工作就能早點結束，甚至覺得自己胖一點，能多扛一些。」導演往往性子急，喜歡在現場喊，「跑起來！」鄧璐便從急匆匆地走變成拖著衣服狂奔。曹樂記得那畫面，戈壁灘上，夕陽西下，一個「小胖球」，左右手分別拖著一個跟她身材差不多大小的包，使勁奔跑。跑著跑著，「小胖球」不胖了，體重從200斤掉到了120斤。
鄧璐開始她被工作填滿的生活。做服裝助理的同時，她用自己的相機為劇組的工作人員拍劇照；做劇照師的同時，她又開始拍攝花絮，剪成紀錄片；紀錄片被導演看到，她有了做攝影助理的機會。轉行是這麼發生的。21歲那年，她攢錢，花了2萬，買下屬於自己的第一臺斯坦尼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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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組的一切都是粗糲的。上百人擠在一個攝影棚裡，急匆匆地來回穿梭。和人說話，聲音要提高八度，每個人的語氣都焦灼不堪。道具箱就是飯桌，哪顧得上箱子表面的塵土，往嘴裡扒拉幾口飯，得迅速回到原位。
把它想像成一座叢林吧。每個部門都劃定了自己的權力範圍，密閉的環境中，他們的憤怒和失落都愈發強烈。鄧璐不止一次地遭受過上一級的打壓，包括粗俗的辱罵和身體上的打擊。「它對新手的殺傷力是非常非常強的。」同為電影攝影師的術文強深知這個行業的殘酷，「首先，你要有能罩得住你的攝影師。如果演員覺得你拍得不好，和導演打個招呼，就可以馬上把你辭退。」術文強遇到過一位演員，點名要看他拍的片段，「壓力好大好大。」
叢林有各式各樣的規則，比如，不信任女性。
出生於電影之家，姥爺和父親幹了幾十年的攝影，鄧璐小時候卻從未接觸過攝影器材。姥爺去世後，媽媽才告訴她，姥爺常常把不讓她碰的相機擺在表哥們面前。家裡對她的職業設想是出版社，或者進劇組、做服裝師，要足夠安全、穩定。
那些年，不少劇組認為，女孩不能坐蘋果箱和器材箱，甚至不能觸碰攝影器材，因為：晦氣。這個沒有來由的規則甚至持續到現在。術文強偶爾帶女實習生到劇組實習，他讓她們摸攝影機，經常引起其他攝影師的不悅。
5年前，他和鄧璐在一個斯坦尼康攝影班上相識，那時，鄧璐已經因和攝影指導王昱合作拍攝的一個廣告片在業內小有名氣。攝影班每年都會招收女學員，但人數從來不多，畢業後，也幾乎沒有女性再從事和攝影有關的工作。國內能稱得上專業扛「斯菜」的攝影師不過六七十人，已經處在金字塔尖，鄧璐作為女性，顯得更為稀缺。
直到現在，大部分劇組中，女性只負責輕量的工作，例如場記、製片、化妝師、服裝師等。別說女攝影師，女劇照師都難得見到。錄音師陳光第一次在現場見到鄧璐，以為她是劇組裡的翻譯，「我印象裡，在她之前我沒有見過女攝影師，當時挺震驚的。」
曾有一位朋友為鄧璐介紹了份拍攝長鏡頭的工作，她給導演遞去簡歷後，遲遲沒有收到回音。從朋友口中她得知自己被拒絕的原因：「這個鏡頭太長了，不敢冒險讓你來拍，因為你是一個女孩。」那部片子的導演找了兩位男攝影師，輪流攝影。
鄧璐需要讓自己入場。她選擇的首要方式是提高性價比——既能做焦點，又能背斯坦尼康，才能夠在縫隙裡尋得機會。她什麼都學，「人家會覺得，你一個女孩能幹什麼呀？搬不了這個，搬不了那個，但如果我告訴他，我除了能拿這個、扛那個之外，我還能幫你幹這個那個，他就會說，那還行，」鄧璐說，「有的時候要用這個代價去換工作機會。」
如果說對女性的排斥來自於生理條件的限制，龐大、沉重的斯坦尼康就是那塊天花板，她告訴自己，要先去摸到它，再去打破束縛。
首先是身高。鄧璐1米65，遇上1米8以上的演員，她得用上增高柱，用腰腹力量支撐著機器。其次是力量。要撐起50、60斤的機器，鄧璐必須瘋狂增肌。曹樂形容她，「簡直就是住在健身房裡了。」沒有拍攝的時候，她一天練上7到8小時，有氧和力量訓練輪換。累，又擔心來不及趕上別人給出的機會，經常邊練邊哭。臥推的重量慢慢提升，增加到了30kg，手臂練得很壯實。她說自己，訓練成了支撐斯坦尼康的堅硬的「人肉支架」。
這些之外，她還要隨時面對可能的欺凌。
第一次在劇組做學徒，想要幫忙順線。她剛把電線從地上拿起，就聽到跟機員喝斥，「放下！這不是你們娘們兒能碰的。」她咬咬牙，忍著眼淚回他，「我不會順，我得學會順吶，學會以後，看起來不就不娘們兒了嗎？」
她留了下來，爬升到了跟焦員的位置。一次拍攝結束，整理完設備，她晚了一步去吃盒飯，發現沒有人給她留飯。「我的飯呢？」鄧璐問。「導演不是喜歡你的鏡頭嗎？你去找導演吃呀。」
再後來，她做跟焦員兼背斯坦尼康。一年，在山裡拍戲。夜裡，氣溫降到了零下十幾度，她凍得手指彎曲不了了，搓了搓手。幾秒的工夫，在一旁的掌機大怒，一腳踹到了鄧璐的後腰上，「你能不能快點？」
吃苦的故事太多了，曹樂常常接到鄧璐的電話，她會抱怨，有時候哭得厲害，但扭頭就把事情拋開了。在曹樂看來，為了讓這個行業接納自己，鄧璐一點點地撕去人們對女性的刻板偏見，「第一天（他們對你）有標籤，第二天還有標籤是你的問題，你要自己把自己的標籤抹掉。」曹樂又補上一句，「可是，有時候最大的問題是，你可能連第一天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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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陽記得她和鄧璐關於飲水機的對話。2017年，她在一家咖啡廳裡見到鄧璐，是國內第一位採訪鄧璐的記者。那時，任陽從事體育賽事報導，因為是女性，她有時會被看作「花瓶」、「輔助」。「在這方面我們有相似之處。大家會覺得女球迷、女記者對這些項目的認知是非常淺薄的，她們的知識水平。」她覺得鄧璐和自己面對相似的境遇，也因此對鄧璐產生了興趣。
「假設有一臺飲水機，水喝完了，你會怎麼辦？把水桶擰下來自己換，還是叫邊上的男生幫你？」鄧璐問她。
「當然是自己換，」任陽回答，「為什麼要找男生幫忙？」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去邊上找個男生，讓他來幫我。」鄧璐說。
鄧璐的答案改變了任陽對她的預判。在採訪鄧璐之前，任陽想，她一定是個很像男人的女人，有暴烈的性子，做事粗粗魯魯。「那次交流讓我知道，儘管她在做的事情需要非常強的韌勁，但她內心是很少女的，我們對她的外在認知，和她本人內心實際上是不一樣的。」
鄧璐擁有很多隻Hello Kitty毛絨玩偶，把床和沙發塞得滿滿當當。拍攝不太順利的時候，她會在T恤的肩處縫上一隻小Hello Kitty，「一扭頭看見它，心情會變好」。還有一隻大一些的，出遠門拍攝，她讓媽媽寄過來陪著她。
今年年初，她買了一套水手服和紅白相間的Lolita裙子，穿上以後抱著半人高的毛絨兔子拍照，身後是一張INS風的掛布。她還特意去網上淘了一卷螢光粉色的3M膠帶（攝影師將這種膠帶貼在攝影機表面，可防止機器被劃傷和磨損），給斯坦尼康前前後後裹了一圈，裹完大笑，「我早就想這麼幹了！」
毛絨玩具、水手服、Lolita裙、螢光粉色膠帶……是鄧璐在黑冷的機器、殘酷的機制之外，為自己搭建的少女王國。
因為要背斯坦尼康，需要有力，外界喜歡把她稱為「女漢子」，鄧璐不喜歡。「我不希望別人認為我是一個女漢子，顯得多橫啊。我想做一個討喜的女孩，做個開心果。」
那次暴雨過後的拍攝也是如此。拍攝結束後，導演喊，「無關人員請全部退出場外！」沒有人應，全場依然嘈雜。「好！」鄧璐突然舉起右手大喊。她笑著，向上蹦了幾下，揮舞著雙手，「聽見了嗎？聽見的人說句話吧！」其他人注意到她的動作，笑了。她稱呼現場的搬運工為「小哥哥」，和導演對戲時，會偶爾撒嬌，一條腿勾起來，露齒而笑。
另一些時間裡，鄧璐又需要抹掉性別特徵，不能「惹麻煩」。「一個沒有女性的行業，突然間衝進了一個女性，所有人都不知道會有什麼狀況發生。」她曾拍一場雨中的戲，恰逢生理期，雨水順著脖子灌進衣服，全身都溼透了，包括衛生巾。尤其背上斯坦尼康後，腰背非常酸痛，腦袋發暈，但她忍下了，行動盡力如常，「我也怕別人覺得我事兒多。」
這個行業需要快。開工的時候，她醒來臉一抹、衣服一套，三五分鐘就能出門奔現場，沒有時間化妝。但你仍然可以在她鮮亮的寶藍色指甲油和精緻的耳環裡窺到一點意趣。
閒暇時，鄧璐在社交媒體上發自己拍的小視頻，最多的主題是「反差」。上一秒力量飽滿、看起來威猛無比的她，下一秒在用嬌弱的語氣賣萌——她性別操演的兩個側面。在叢林裡生存，不能過於男性化，也不能過於女性化，她要做出平衡。她積極地更新自己的動態，當媒體塑造她剛強、和男性相像的特質時，她總要往回扯一扯，向人們露出自己身上女性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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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談論一個女性攝影師時，「女性」是唯一應該被注意到的限定詞嗎？
術文強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仙兒姐是個獨特的人，即使剝離開性別，放在整個圈子裡也是如此。」他舉了打光的例子。專業院校出身的術文強謹記打光的規矩，不同角度射來的光對應不同場景的使用。但鄧璐有自己的野路子，不管教條，她打出一束怪異的光，「你這是路燈還是月亮？角度這麼平？」鄧璐不應，「好看就行了不是嗎？」
朋友們都提到了她的「瘋狂」。一件事本可以做到90分，鄧璐偏偏求100分的極限值。陳光記得，鄧璐舉著斯坦尼康爬上了飛機機翼，幾乎沒有保護措施，「那是我一定不會幹的事。」術文強曾經極力勸阻她去雪山拍攝，「在海拔那麼高的地方背斯菜，不是玩命嗎？」沒有用，勸完第二天，鄧璐就到達了山頂。
她還要用平衡車搭配斯坦尼康，這種搭配可以大幅加強鏡頭的速度感，但平衡車轉向半徑很小，轉彎猛且急，攝影師被固定在車子和攝影機之間，稍有不慎就會被狠狠甩出去。術文強勸她不要用，鄧璐不聽。兩人爭過兩次，爭得面紅耳赤，「她就是不聽，再勸她，她還是這麼幹。」
術文強做了11年攝影師，「我在電影學院的時候，也總是想藝術要怎麼表現，但我現在擔心的是，這麼做會不會出事，別把器材摔了，別給製片主任找麻煩……我的性格被這些事情給磨平了。」 而鄧璐，「她就是個天真爛漫的女中學生，偏執地認為這個事情就應該這麼做。」術文強說，「有時候我想，她怎麼能在這個行當裡混這麼多年的？」
2015年，鄧璐擔任中超聯賽的電視攝像。觀眾注意到，她是中超聯賽史上第一位女性攝像師。鄧璐得到了業界外的關注，卻陷入了職業的低谷。業內有人認為，「她能受到關注，不就是因為是女孩嗎？」大多數導演不喜歡鋒芒太銳的攝影師，加上對女性存在的質疑，有很長一段時間，鄧璐沒有電影可拍，只能靠接廣告維持生計。「她那時候的成名其實很尷尬，大家介意你是女『斯菜』，會更想找低調的攝影師。低調的比較好掌控。」術文強說。
拍廣告不比拍電影輕鬆。廣告拍攝時間短，攝影師必須在短短的半天或者幾個小時內，設計路線、打光，迅速和導演及演員磨合。最難過的日子裡，鄧璐去紋了身，耳後紋了一枚拇指蓋大小的水滴，形狀是自己設計的，草草地畫在紙上。紋身師問她有什麼寓意，「就當它是眼淚吧，以前受過很多苦，我希望自己以後不要再流淚了。」她說，「它也是一枚水滴，水滴石穿的水滴。」
鄧璐靠持續的工作走出低谷。2017年，和導演胡波拍《大象席地而坐》地下通道那場戲時，她給胡波建議，重新設計了光線的走位。拍完，胡波笑了，「挺好的，挺好的。」近兩年，有劇組找到鄧璐，希望她能擔任掌機——攝影師的下一階段。野生女孩走入了叢林更深處。
「你們用『斯坦尼康攝影師』或者『女性攝影師』這些詞，我都沒有太大的意見，但如果把她寫成一位攝影師，我們會更感激。因為那才是個真正的職業。」曹樂告訴《人物》。
鄧璐希望能給這個行業帶來一些改變。
「有的攝影師曾經在做助理的時候被那樣踹過，於是當他們自己成為攝影師時，覺得終於可以去踹別人，這個令人髮指的現象就這樣延續下來……我想告訴更多人，我們從現在開始都拒絕這樣做，以後的人就不會再受到那樣的對待。」她從未對身邊的人動過粗。有人犯了錯，鄧璐的處罰方式是「彈腦門」，她作勢輕輕一彈，「哎，下次記住了啊。」「當一個人犯錯的時候，你越兇他，他就越惶恐，為什麼不能用更溫柔的方式呢？」
溫柔與堅持，缺一不可。不顧術文強的勸阻，鄧璐還是用了平衡車。有一回，她踩著平衡車拍攝，突然颳起大風，樓頂上的招牌掉下來，拍到她臉上。由於平衡車的限制，她沒能控制住身體，朝地上滾去。事後，她發現衣服上糊滿了泥土和血，臀部的韌帶也拉傷了。
「你知道嗎？被颳倒後，頭也磕地上了，眩暈得站不起來。我躺在那裡休息了一會兒，發現天好藍啊，雲好白啊，那天的天氣真舒服。」回憶起那段故事，鄧璐閉起眼睛，笑了起來。
在那個故事裡，她享受了短暫又綿長的一刻，直到被人拉起，又聽到導演叫她，「小仙兒呢？過來看下鏡頭走位！」鄧璐迅速應了一聲，「好嘞！」掛上機器，提著腿，跑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