髒話是「語言垃圾」嗎?語言學家眼中的趣味髒話史

原標題：髒話是「語言垃圾」嗎？語言學家眼中的趣味髒話史

語言發展的歷史有多漫長，髒話就幾乎與它如影隨形了多久。可惜的是，在象牙塔裡，對於語言的學術研究大多正襟危坐，詼諧風趣在字裡行間被消磨殆盡，那些對於荒腔走板的推敲也就逐漸淡出了正統研究者的視線。然而，在大眾那裡，富於時代性的語言在不斷延展的過程中衍生出體量相當之大的信息群，被處於不同地域、文化的層次的人再加工，成為他們吞吐於日常生活的慣用語並從而形成體系，當然，這些散布於民間的俚語也少有人去挖掘其意義及產生的背景。

這條無人之徑終究會有探索者涉足，澳大利亞語言學家露絲·韋津利(Ruth Wajnryb)曾輾轉多地揀拾被人忽視的「語言垃圾」，在《髒話文化史》中，她以專業化分析解釋語言中一度被人稱為糟粕詞句的起源、演變以及文化差異。韋津利打破了大多數語言學家不敢觸及的禁忌，小心試探，大膽求證：「每當遇上新辭典，我首先直接翻到F字部，看看辭典怎麼說。如果書上的定義不令人滿意，不符合我對這個字在現實生活中各種行動脈絡裡實際用法的了解，我就會放下那本辭典，另尋其他。」

《髒話文化史》，露絲·韋津利著，顏韻譯，文匯出版社，2019年8月。

在髒話研究這個看似有些生僻的領域，韋津利並非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學術上的偏見，相關資料的短缺，溝通中陷入的僵局……所有這一切障礙都沒有阻擋先鋒姿態的語言學家們對這個問題的進發，原因很簡單，不能因為它的粗鄙醜陋，就將其排除在語言之外，作為出口成章的邊角料，「出口成髒」同樣舉足輕重。

罵髒話：發洩出來的文化史

髒話是有序語言中的些許無傷大雅的點綴，「無傷大雅」在此之意並非從語言的文明度上出發，而是在語義理解層面上，它的加入沒有幹擾到雙方領會彼此的意思，反而在字眼上強化了情緒的表達。大多數人將語言文明與公共衛生的清潔相提並論，這種傳統偏見迫使他們將汙穢的詞語等同於清除的死角，也意味著公共道德敗壞，教育程度與社會程度的低下。事實上，文化的獨特性賦予了語言的多元，其中的權力分配讓有些人還未出口便敗下陣來，也就是「語言勢利眼」慣常認為的「人以群分」，背景與地位決定著語言的養成，在他們看來，這些出口屎尿屁之流的人不僅褻瀆了語言，還在無意間流露出了他們本身詞彙的匱乏。

歷史上就有「罵戰」的傳統，從古代盎格魯-撒克遜社會一直延續到十五世紀的英格蘭，時至今日，這種帶有強烈責罵或爭吵的對罵競賽仍然活躍於美國黑人社群。哪一方在用詞上技高一籌就佔了上風，這場看似「脫口秀」的現場演出，與其說是圍觀一場罵架，不如說是見識雙方語言看家本事的比拼。從個人仇恨到街頭表演，從吃瓜群眾到娛樂大眾，旁門左道炮製出其不意的文詞，侵略性的惡語相對，用字詞進行人身攻擊或者觸犯了禁忌，脫口而出的暴力反而避免了一場肢體衝突，滌除內心的汙垢，露出人類本質的吶喊，舒壓解愁如同一種生理釋放。

資料圖

引來口舌之爭的緣起眾說紛紜，如此低下的情緒管理缺乏自制力，不經大腦的非理智衝動被譴責為「社會病頑疾」的顯性表現，他們或受到流行文化譬如娛樂節目、街道塗鴉譁眾取寵的薰染而效仿裝酷，或是叛逆的外在張力故作強硬，以強詞掩護內心的懦弱，抑或僅僅是司空見慣與社交相關聯的一種調侃的共鳴，沒有惡意攻擊的意思，毫無貶義也無冒犯，相處自在隨意的狀態。條條大路通羅馬，咒罵本身具有毀滅性，摧毀了語言的清潔度，然而從另外一角度看，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為語言開闢出了新的景觀。

為了避免骯髒字眼，有人將反諷、雙關等文字遊戲微妙地融入到了其中，罵人不帶髒字在古今中外亦有人盡皆知的經典，《論語》中有「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不可汙也」，《莊子》裡有「井蛙不可以語於海，夏蟲不可以語於冰」，《小窗幽記》中有言「人不通古今，襟裾馬牛；士不曉廉恥，衣冠狗彘。」魯迅向來被奉為「罵人專家」，懟天懟地的架勢無人能敵，他在《「意表之外」》中有言，「我的雜感常不免於罵」。其「罵人」八大技巧：正對要害，一擊致命；不留情面，常取類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旁敲側擊，以退為進；預設埋伏，小題大做；嬉笑怒罵，冷嘲熱諷；品題貼切，形象生動；揭穿假面，現其原形。莎士比亞在《溫莎的風流娘兒們》裡有句對白，「一句話，別再纏著我了，我又不是你的絞刑架，老吊在我身邊幹什麼？」馬克·吐溫也不是等閒之輩，他說，「亞當是全世界最幸運的男人——因為他沒有嶽母。」在文人墨客那裡，罵人不再被認為是文明的蛀蟲，而是扭轉尷尬局面的拐點，一掃根深蒂固的成見。

在如今的社交之中，咒罵又有了新的意味，開黃腔拉攏關係，拿人開涮、摻雜搞笑的成分不同於以往因惱怒而發威，反過來，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咒罵養成的無事生非的習慣也來自於社群的習氣，疏解壓力或是表示強烈不同的觀點，他們的逆反心理即是針對社群約定俗成的禁忌，這些避諱也為咒罵提供了詞語依據。

誰擁有了髒話權？

咒罵的存在使人類認識到，並非所有人都能恰如其分地和諧共處。罵人的言詞不僅出於邊緣分子，犯罪分子、酗酒者、都市浪人，還有都市白領、知識分子之間。與此同時，髒話的使用者男女皆有，他們不僅在表達上各有差異，然而在他人的刻板印象裡，女性咒罵更容易受到公眾的斥責。

顯而易見的是，男性比女性在髒話上具備更多話語權。《英語的髒話》的作者託尼·麥克內裡（Tony McEnery）說：「到十七世紀末，女性從具有威力的物種，淪為聽任指使的純潔天使——這與語言乾淨開始作為『女德』的新標準不無關係。」十八世紀男女語言風俗就有了「男子要有力，女子要貞潔」的說法，女性在言辭上注重委婉，躲避重口味，即便在今天，女性說髒話引來的議論要遠遠多於男性。英皇查爾斯二世的御用牧師理察·阿萊斯特裡（Richard Allestree）出版的《仕女之思》曾寫道，婦女頻繁使用髒話便會導致性別上的變異，「神形俱化」，最終導致「姿態若男子」，性別一方面顯性的，與生俱來的，另一方面是隱形的，後天習得的，甚至不為人所知的。通過外化的語言塑型人格。髒話儼然成了女性跨越性別鴻溝，追求平權的工具。

資料圖

在當代，罵人不再是男性的特權，女性在家庭、工作的壓力之下口無遮攔大有人在，屢見不鮮。打破以貌取人的判斷，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到屬於男性的領域，罵髒話也成為她們快速提升信任，儘快融入他們之間的一招。男女雙方在罵人習慣上各有偏重，但在字詞的選擇上卻殊途同歸，大多數語義圍繞著性、社會、家庭，暗含生理缺陷、肆意挑逗的性關係、社交缺陷等異於常人的個性展開的。比如，巫婆、母夜叉、潑婦、男人婆、小羊羔、母狗、母牛、騷貨、蕩婦……魯迅在《論他媽的》裡挑明了罵詞的來歷：「無論是誰，只要在中國過活，便總得常聽到『他媽的』或其相類的口頭禪。我想：這話的分布，大概就跟著中國人足跡之所至罷；使用的遍數，怕也未必比客氣的『您好呀』會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說，牡丹是中國的『國花』，那麼，這就可以算是中國的『國罵』了。」

這些詞常見於男性對女性的侮辱和貶低之中，推敲這些帶有攻擊弱點的敏感詞語無疑可以看出，女性在他們的咒罵之中被妖魔化、動物化，甚至變態化……從古希臘時期便有了一系列的隱喻，鳥身女妖哈比（harpy）兇殘且貪婪，塞壬（Siren）是人頭鳥身的怪物，以美妙的歌喉引來水手，航船觸礁沉沒。燒兔子的人(bunny burner) 則被用來形容精神恍惚，有跟蹤男人癖好的女人。與生俱來的厭女心理迫使男性從女性的左右中解放出來，而在情感上又難以釋懷。遭遇負面情緒時，女性可以放縱淚奔，男兒有淚不輕彈，只能出此下策。比如公路上的發飆咒罵抑制暴力傾向，讓暴躁的情緒得以發洩，避免進一步的肢體衝突，也可能會與對方一觸即發。性別、權力、咒罵三者之間，開啟咒罵模式的一方往往掌控住了話語的主導。

因社會階級而有所不同，即便身處同一文化背景中也有著個體差異，因一個詞、一句話而對一個人下定義的時代已經過去，如今，更多的女性追求獨立自主的個性，偶爾一兩句戲謔抹殺了她們曾經脆弱時的淚水，卻不曾改變她們堅定在社會上與男性比肩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