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問 張國燾變節叛逃時，貼身警衛員都沒能帶走。林彪作為一代名將、元帥，叛逃時同樣沒能帶走自己的警衛員。為了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我軍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建立了一整套基本制度和措施。為什麼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
1938年4月，正當全國人民戮力同心與日本侵略者作殊死鬥爭時，中共內部發生了中共一大代表、時任陝甘寧邊區副主席的張國燾叛逃事件。
耐人尋味的是，張國燾叛逃，連貼身警衛員都沒能帶走。他的貼身警衛員張海對周恩來說：「我是個共產黨員，難道他不革命我也不革命嗎？」
1938年11月6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總結歷史教訓，明確提出：共產黨不爭個人兵權，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爭人民的兵權。他形象地將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表述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
這條根本原則，是在長期革命鬥爭實踐中確立並逐步完善的。大革命失敗後，我們黨深刻認識到獨立掌握軍隊和獨立領導武裝鬥爭的極端重要性，在全國組織了百餘次武裝起義。南昌起義標誌著人民軍隊的誕生，也標誌著黨對軍隊領導的開始。
1927年9月，秋收起義部隊在三灣改編，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連上」，為實現黨對軍隊的領導奠定了重要的組織基礎。
1929年12月，毛澤東主持制定古田會議決議，理論上闡明黨對軍隊領導的原則，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確立了黨領導軍隊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政治委員制度成為一個嶄新創造。1932年9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關於紅軍中黨的工作訓令》第一次明確提出：保障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
縱觀我軍80多年發展壯大的歷史，就是在黨的絕對領導下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歷史。國外研究者發現了一個有趣的規律：在解放軍歷史上，出現過高層領導人脫離、叛變這個組織的事情，但從未出現過成建制的「叛軍」。他們得出結論：解放軍不會譁變！
這個發現只是表象，背後的奧秘正是「黨指揮槍」。
1971年9月13日，歷史出現驚人相似的一幕：林彪作為著名戰將、元帥，叛逃時與張國燾一樣沒能帶走自己的警衛員。
改革開放環境下，黨指揮槍作為一條根本原則，成為劃清中國特色基本軍事制度與西方軍事制度的一個重要界限。黨指揮槍這個建軍之本、立軍之魂，決定了我們什麼時候都不可能搞什麼「軍隊非黨化」「軍隊國家化」。
鄧小平反覆強調：「軍隊任何時候都要聽中央的話，聽黨的話，選人也要選聽黨的話的人。軍隊不能打自己的旗幟。」江澤民明確提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永遠不變的軍魂。」2004年9月21日，胡錦濤主席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指出：「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建設和發展的首要問題。我們對這個問題要始終關注、抓住不放，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含糊和動搖。」
2010年重新修訂頒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第一章第四條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其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屬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軍事委員會。
黨指揮槍，確保了我們這支軍隊不斷創造輝煌的歷史。黨指揮槍，同樣能確保我們這支軍隊擁有輝煌的未來。 (張毓育)
追問 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寫進黨章。黨的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寫進黨章。江澤民提出「打得贏不變質」兩大歷史課題，胡錦濤深刻闡述「三個提供一個發揮」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歷史使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次飛躍，推動了我黨軍事指導理論的兩次重大創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我軍建設有何意義？
1927年8月9日，瞿秋白正式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後，很希望毛澤東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不料，毛澤東婉言謝絕：我不願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
毛澤東婉言謝絕，是因為黨內許多人不理解不支持他「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主張。豈止黨內，就連史達林也很疑惑：「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從槍口裡，還是從槍屁股裡出呢？」
秋收起義失敗後，毛澤東和戰友們幾經挫折，終於找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1945年，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切工作的指針寫進黨章。
1977年7月，隨著鄧小平第三次復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就在醞釀之中。
這個醞釀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題，實現了許多歷史性突破。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直接稱為鄧小平理論，並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之一寫入黨章。
不同階段的軍事實踐面臨不同的歷史條件和歷史要求，黨的軍事指導理論隨之不斷發展。回顧歷史，完全可以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次飛躍，推動了我們黨軍事指導理論的兩次重大創新。
毛澤東軍事思想，依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條件，就如何建設一支無產階級新型人民軍隊和奪取武裝鬥爭勝利，以及在取得全國政權後如何建立現代國防的問題，為黨的軍事指導理論奠定了堅實而深厚的基石。
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科學回答和解決了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我國進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下，如何走中國特色精兵之路，建設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的重大課題。
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繼承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成果，江澤民提出「打得贏不變質」兩大歷史課題，胡主席深刻闡述「三個提供一個發揮」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歷史使命，進一步推動了軍隊建設的全面發展。
歷史將永遠銘記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次飛躍，對我軍建設所產生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偉大意義。 (孫 彤)
追問 紅軍時期，一些官兵不習慣黨對軍事工作的領導，毛澤東一度被迫離開軍隊從事地方工作。解放戰爭時期，各野戰軍首長和軍區首長除作戰方針必須隨時請示報告外，每兩個月向軍委作一次綜合報告。我軍為什麼堅持民主集中制？
1928年4月，毛澤東任工農紅軍第四軍黨代表。當時，紅軍長期處於分散的農村遊擊戰爭環境，一些官兵不習慣黨對軍事工作的領導，甚至認為政治部妨礙了司令部的工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爭論無果，1929年6月，毛澤東被迫離開紅軍從事地方工作。
10月下旬，陳毅返回紅四軍向前委傳達中央指示，邀請毛澤東回紅四軍工作。12月下旬召開的古田會議規定，黨內 「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反對極端民主化和非組織觀念，防止黨與軍事分離、黨不能領導軍事的危險。
縱觀我軍80多年歷史，從我軍誕生之日起，黨就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在軍隊建立黨的組織，為黨領導軍隊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證。
南昌起義時，黨在起義部隊中設立了前敵委員會，軍、師設黨委和黨代表，各團設黨的支部。三灣改編，把支部建在連上，從組織上解決了黨直接掌握士兵群眾的重大問題。1928年7月，黨的六大的軍事工作決議案規定，黨的一切軍事工作都集中於中共中央軍事部。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軍針對現代化建設新的實際，明確提出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是黨對軍隊的領導制度。此後，歷次修改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都對這一根本制度作了強調和完善。
「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決定了，不論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重視發揚民主與維護部隊高度集中統一相結合，是我軍貫徹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則。解放戰爭時期，全軍廣泛開展新式整軍運動，毛澤東在《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指示中，第一次將軍隊內部的民主生活概括為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軍事民主，確立起軍隊內部基本的民主制度。
歷史和現實表明，提高部隊戰鬥力、完成以作戰和訓練為中心的各項任務，必須成為軍隊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2004年4月，中央軍委頒布《中國共產黨軍隊委員會條例(試行)》，把黨委議訓作為一項制度固定下來。近幾年，我軍在重大軍事演習中建立了與信息化作戰體制相適應的聯合作戰黨委。
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我軍什麼時候堅持民主集中制，什麼時候就能創造輝煌；什麼時候破壞民主集中制，什麼時候就遭遇困難和挫折。(張卿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