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網特稿在奧地利心裡學家、精神分析學派的開山鼻祖弗洛伊德看來，每個人與生俱來擁有生本能與死亡本能。
生本能很好理解，即性慾和保持自我，人們的行為原則總是下意識的遵循著追求快樂的原則，並對周遭的環境不斷適應和匹配，趨利避害。
死亡本能則是弗洛伊德晚年間對自己觀點的修正。自然經驗告訴我們死亡必將來臨，我們在無意識的行為中都包含著對死亡的願望，形成對自我破壞的欲望。
所以生本能在與死亡本能是天然的矛盾，因此這種內在的破壞的欲望會從內部轉向外部，由此形成了對外敵視、仇恨、攻擊行為，在極端條件下轉換為戰爭的形式。
《白絲帶》預告片
而在弗洛伊德的同胞，另一位心理學家洛倫茨看來，這種攻擊性行為指向的卻是生物的自我保護本能。以上這些觀點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一個根本的問題——人類的暴力行徑從何而來。
無論如何，他們的這些觀點，也融入到了奧地利導演麥可·哈內克的作品中，否則我們就不會看到《白絲帶》裡，那些出生在20世紀早期，德國北部村莊裡的孩童們，是如何瘋狂施暴的。
大學期間學習哲學與心理學的哈內克，將對人性的洞察和心理的分析，融入到了真實的歷史當中去。所以《白絲帶》的故事要更加複雜。我們跟隨他的鏡頭清晰的看到，在德國社會的特殊構成下，是如何孕育並默許了這些集體性的暴力行為的，並將其固若金湯的融入到意識形態中，最終在歷史的作用下演變成人類的劫難——納粹上臺。
《白絲帶》上映十周年之際，再和大家聊聊這部驚世駭俗的影片。
麥可·哈內克
納粹的童年
《白絲帶》故事是從一名教師嘴裡講出的。31歲時，他曾在一個鄉村學校教學，村子裡發生了一連串匪夷所思的暴力事件，在經歷了大半段人生後，他又幡然想起了自己年輕時的這段經歷，似乎從中明白了什麼。
故事是從一場「意外」開始的，鄉村醫生在騎馬回家時，被院子裡綁著的細繩絆倒，醫生墜馬骨折，住進了醫院。
這起事故顯然是人為的，但兇手是誰卻毫無頭緒。緊接著，隨著男爵家裡一位女工的意外（？）死亡，使得暴力行徑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接連發生，男爵的兒子遭人施暴，等候採摘的包菜被破壞，穀倉在深夜被點燃，男爵的兒子被推進了池塘裡，而助產士智力低下的兒子也被虐打。
但如果像傳統的懸疑片那樣，以事件的發生——推理——受阻——找到兇手的來進行類型化的敘事，這顯然不是麥可·哈內克會做的。他並不急於告訴我們兇手是誰，而是有條不紊的展示20世紀初德國鄉村的社會生活。仔細觀察影片中角色的設計，我們便會發現哈內克將德國鄉村社會結構清晰的展現於我們眼前。
男爵是影片的核心角色之一，他是德國特有的容克地主階級，掌握著整個鄉村的經濟命脈，整個鄉村的經濟和文化活動圍繞他的意志進行。
如果說男爵是經濟領袖，那牧師便是鄉村的精神領袖。布爾格哈特·克勞斯納飾演的牧師就是位十分嚴苛的新教路德派牧師，他依照新教的訓誡，對兒女們施以最嚴格的教育——就連臂膀上也要綁著白絲帶，提醒他們要保持純潔。
在醫療條件還不太發達的鄉村，醫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影片中的醫生顯然擁有高人一等的地位，這也讓他肆無忌憚的達到不倫的目的，與自己的女助產士通姦，甚至將女兒作為發洩獸慾的對象。
與這些擁有一定地位的人士不同，農夫在影片中則是另一番形象。他們的物質生活完全依賴於與男爵的僱傭關係，精神層面又依附於宗教領袖牧師，他們在社會關係中處於完全被動、受人擺布的狀態，當農夫的妻子——男爵的女工身亡時，農夫並沒有能力查明真相。
而這些不同階層的人在家中都有共同的身份——父親。隨著影片的深入，父親在影片中更多的是以壓迫者的形象出現，儀式性的吻手，嚴厲的懲罰比比皆是，壓迫的對象就是他們的孩子和女性，他們活在威嚴的父權陰影之下。孩子們意識到自己並沒有能力與極端父權正面對抗，在長期專制的家庭環境和社會氛圍下，這種壓抑伴隨成長與日俱增，成為極端暴力行為產生的根源。
不過哈內克的野心不只是揭露個體暴力存在的根源，而是個體的暴力如何成為時代的洪流。在影片中父親構成了矛盾的一方，他們的孩子構成矛盾的另一方，畢竟在那個女性還未解放的時代，男性是主要的生產資料擁有者，是構成社會生產活動的主體，而哈內克精心選擇了有代表性的不同階層的家庭來描繪，由此將家庭問題轉化為了自上而下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反抗父權即代表著反社會。
所以當這種矛盾普遍存在於那時的德國家庭時，反抗意識也存在於多數孩子的腦海中，為反抗意識的匯集創造了條件，為集體性暴力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因此具有極其的破壞性，野蠻生長為左右時代發展的巨大能量。
頗為諷刺的一幕是，當所有的事件以醫生搬出村子為了結時，教師的畫外音告訴我們，村子裡一時間謠言四起，似乎想將所有的罪惡推到一個已經離開的人的身上，以此保持表面上體面。
在影片中的最後一幕，孩子們組成的合唱團出現在教堂二樓，作為視覺重心對整體構圖形成壓抑之感，而唯一理智的教師站在最邊緣處，他的畫外音再次響起，提醒我們孩子們正在用歌聲為即將出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年輕人送行。這是影片中第一次提到明確的歷史事件和時間節點，由此將這一系列荒誕事件鑲嵌於真實歷史中——1914年一戰爆發時他們還是孩童，將時間向前延伸，等1939年納粹黨開始執政時，他們正是瓦解原有的民主政治制度，支持希特勒上臺的社會力量。
歷史如何還原
希特勒的心腹海因裡希·希姆萊是二戰時著名的劊子手，他正是在1900年出生於一個像《白絲帶》那樣十分嚴格的資產階級家庭，父親是一名學校校長，同時還有一位親王成為其教父，雙重的父權壓抑下，他遵守秩序，認同父輩的價值觀念，對自我要求極為嚴格，同時又渴望擺脫這種壓抑，渴望得到釋放。最終他選擇加入納粹黨施展拳腳，既符合他的價值觀念，又支持他的野心。
哈內克談到《白絲帶》時，談論最多的不是歷史而是教育。在他看來，嚴苛的教育體系是造成悲劇的其中一個誘因，也是我們了解問題出在哪裡的其中一個窗口。20世紀初的教育是失效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溝通的渠道並不暢通，「納粹世代」表面上順應，背地裡卻以暴力回應。
影片中有一幕很容易被忽視的情節，牧師的兒子馬丁，在危險的橋欄上來回走動，以此來試探上帝是否會降罪於自己，在他看來，沒有跌落就表示自己的行為得到了上帝的默許。
同樣的一幕發生在牧師身上。在聖體禮中，牧師要在教堂裡當眾將聖餅給予自己的女兒，他猶豫再三，內心經過一段複雜的心理鬥爭後才將餅給了她，因為此時他內心已經懷疑自己女兒就是暴行的罪魁禍首，給予餅就代表著對她的原諒甚至認可，是包庇和縱容，這是父權動搖的時刻。
這些行為都展示了新教價值體系在教育中所具備的核心位置。德國人馬丁·路德作為基督教的改革者，將新教的種子牢牢的種在了德國的土壤之上，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一大半的宗教人口屬於新教，而影片中的北方正是傳統的新教教區，這樣看來，人們用教義審視自我的言行不足為奇，但問題在於。
對歷史的高精度還原是哈內克在拍攝時秉持的宗旨之一。《白絲帶》的取景地位於德國北部的偏僻小鎮耐佐，影片的美術指導驅車6萬公裡，在歐洲的各個村莊裡不斷拍照、選景，才最終敲定了這個滿足哈內克要求的地方，這裡還保留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痕跡。
村子裡只有一條大路，而在大路的盡頭就是一座新教教堂，而在與當地政府協商拍攝事宜時，正好村子裡打算修路，於是便同意了劇組的「過分」要求，依照歷史將路面上的瀝青挖走，將沙子路鋪在上面，還原成20世紀初歐洲鄉村路面的模樣。除此之外，劇組還將全村三分之一的房子用裝飾板面遮住，將廢棄的穀倉改造成那件舉行慶典時的大房子，所有的女性角色頭髮都要往後梳……將這個村莊翻了個底朝天之後，終於還原出了一戰前德國鄉村的面貌。
即使如此大費周章的對時代進行還原，但在哈內克看來，依然不能對歷史進行精確的展示，因此他從創作層面故意讓觀眾對影片的時代保持既熟悉又懷疑的角度。
說熟悉是因為通過黑白影像，觀眾本能的對畫面產生一種熟悉的距離感，這是因為我們了解的那段真實歷史都是通過黑白的資料進行保存，既可以很容易代入到歷史的氛圍裡同時也能意識到年代的久遠。說懷疑，則是因為哈內克在片中加入了教師的旁白，他以講故事的口吻對歷史進行講述，讓整個故事又保留了一份粗糲，多了一份寓言的質感。
《白絲帶》也遭遇到了所有以黑白制式發行時遇到的麻煩，製片方擔心這樣的形式會帶來市場的牴觸。其實哈內克是用彩色底片進行拍攝工作的，但這樣做是因為他對個人美學的極致追求，現存的黑白底片感光度太低，並不能支持他用自然光和可使用的光源來營造視覺效果的想法，於是在用彩色底片拍攝後再轉制黑白影像，最終，卓越的光影質感說服了製片人，也說服了觀眾，雖然作為藝術影片票房不會太高，但2011年《白絲帶》在德國電視臺首播時，打破了收視率，有超過450萬人在電視機前欣賞了影片。
在2009年第62屆坎城電影節上，《白絲帶》擊敗了昆汀的《無恥混蛋》，樸贊鬱的《蝙蝠》，阿莫多瓦的《破碎擁抱》，拉斯·馮·提爾的《反基督者》，李安的《製造伍德斯託克》，婁燁的《春風沉醉的夜晚》等一眾名片，成功摘得金棕櫚大獎。
隨後影片又連續摘得了幾乎它在當年能夠拿到的所有獎項，並且順利入圍當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只是最終，有些「意外」地輸給了更具人文關懷情調的《謎一樣的雙眼》。
在《衛報》最近評選的新世紀以來最偉大的百部影片中，《白絲帶》高居第21位，而《謎一樣的雙眼》早已不見蹤影。
—En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