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玲玲（化名）長著一雙大大的眼睛，笑起來會彎成一對月牙。玲玲的爸爸在福建省永安監獄服刑，父女倆已經很久沒見面了。
在「穿牆引線」親情拓展營，工作人員為玲玲錄了一段視頻，小小的臉蛋塞滿了整個屏幕，隱約能看到面前的文具和紮起的馬尾。玲玲說，「爸爸，我好想你，你什麼時候回來？你要快點回來，我們都快長大了！」說完，她不好意思地把頭扭到一邊，靦腆地笑笑。
「這個視頻我看過很多次了，每次都會流淚。」「穿牆引線」組織機構、福建省教育援助協會（又稱紅蘋果公益，下稱「紅蘋果」）工作人員邱添英說，和許多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視頻一樣，玲玲的視頻會被送入爸爸服刑的監獄。
像玲玲一樣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遍布全國。據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課題組的調研，截至2005年年底，156萬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近46萬人，約佔在押犯總數的30％，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總數超過60萬。
河南師範大學社會學院教授王君健長期關注這個群體，他做過一個估算，以每年平均新增1.5萬名在押犯人計，截至2018年，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數量約為69萬。
紅蘋果幫扶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小俊（右二），與舅舅家的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新京報記者 鄭新洽 攝
因父母健在，這些孩子不屬於法律意義上的孤兒，也不能享受相應的補貼和援助。但因為父母正在服刑或對他們遺棄不顧，他們又在事實上處於無人撫養的狀態。
為了照料這些孩子，自1996年起，太陽村、紅蘋果等公益機構在陝西、福建等地陸續成立，有的對孩子們集中撫養，有的為孩子提供經濟援助。對60萬服刑人員子女而言，他們與獄中父母的關係、來自外界的歧視、童年留下的心靈創傷等，都是難以解決的問題。
高牆內的會面
和玲玲一樣，許多服刑人員子女多年沒見過父母了。為了緩解孩子對父母的思念，自2014年11月起，紅蘋果開始組織「穿牆引線」親情拓展營。總共4天3夜的活動分為兩部分：前三天在監獄外，志願者會和服刑人員家屬、子女一起參加專業課程、生日會、戶外拓展等，希望在活動中獲得情感支持；最後一天，志願者會和孩子、家屬一起進入監獄，零距離進行親情會見，久未團聚的一家可以看視頻、做遊戲，享受短暫的天倫之樂。
在志願者林聰燕眼中，前三天的活動彌補了孩子們日常生活的遺憾。一個小男生告訴林聰燕來拓展營特別開心，因為這裡的零食非常豐富。「他說我從來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零食，其實那只是一些小麵包和牛奶糖。」
邱添英還記得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媽媽因販毒被判了21年。2011年媽媽服刑後，爸爸組建了新家庭，男孩再沒見過媽媽。
男孩和邱添英兒子差不多大，就連頸椎和背部前傾的毛病都一樣，但他還有500度的近視。為了給獄中的媽媽準備一份禮物，他長時間地趴在地上畫了一幅漫畫。
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小俊，和舅舅家的兄弟姐妹在牆上印了許多手印。新京報記者 鄭新洽 攝
拓展營的重頭戲是請孩子們為服刑的父母錄製視頻，這是最打動志願者的環節之一。2019年的一段視頻中，一名個子小小的、胖乎乎的男孩眼睛盯著地板，偶爾瞄一眼鏡頭，拿著話筒憋了半天才說出一句「爸爸，我想你了」，然後迅速把頭埋到爺爺懷裡。再抬頭時，他的眼裡有了淚水，講話的聲音開始顫抖：「我希望你能早點回來。」
一個缺了門牙的小女孩扎著兩個羊角辮，手指不停摳弄寫有自己名字的胸牌，「爸爸，我愛你，你今年還好嗎？我今年很乖。」
最後一天的親子見面，更加牽動人心——孩子們可以越過厚厚的玻璃牆與父母親密接觸。
以邱添英的經驗，這種高牆內的相聚並不容易：有的孩子離父母的服刑地遠隔千裡；有的老家屬不知如何帶著孩子探監；有的家庭非常窮困，拿不出去監獄的路費……但參加「穿牆引線」的孩子不用掏錢，所有活動經費都來自紅蘋果和愛心人士的籌款。
志願者邱炎紅記得，一次活動中，一個小學五六年級的女孩精心準備了一段舞蹈，想要跳給獄中的爸爸看。但見面時，爸爸一直在和弟弟說話，忽略了女孩。
邱炎紅髮現，小女孩有些不開心，站在旁邊把頭埋得低低的。到了拍照環節，爸爸一手抱著弟弟，一手抱起女孩，原本悶悶不樂的小姑娘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在紅蘋果創始人林敏明看來，面對服刑的父母，年齡較大、上了初中的孩子心理更加矛盾。有的孩子見面前裝作滿不在乎，有的錄視頻時一句話不說，「但真見到父母，情感表露得最明顯的往往也是這兩類孩子。」
林敏明見過一個初中快畢業的女生，父親在服刑，她和奶奶一起參加拓展營。錄視頻時女孩不肯對父親說話，「還說他跟我沒什麼關係，我不想來，是奶奶叫我來的。」但見到父親後，女生在父親懷裡淚流滿面，是所有孩子裡哭得最慘的。
從一棟鄉村小樓開始
72歲的張淑琴曾在陝西省監獄管理局工作，與服刑人員接觸多了，她發現他們最惦念的就是孩子。有人說，「派出所帶走我時，我正給孩子穿襪子，一隻腳穿上了，一隻腳還沒穿」；有人說，「這麼多年都沒有孩子的消息，我做夢夢到他被野獸吃了，你能不能幫我打聽打聽？」有的服刑人員因為子女下落不明崩潰自殺；也有人嘗試越獄，就為了回家看看孩子。
對於夫妻都在服刑的家庭，張淑琴會趁著節假日去做個家訪。比如陝西某縣的一對夫婦，丈夫被判了17年，妻子被判了四五年，兩人有5個孩子。
1996年，張淑琴在兩人老家找到了夫婦倆的4個孩子，他們和70多歲的奶奶住在兩個破窯洞裡。張淑琴問奶奶，不是5個嗎？「奶奶說大的生病沒治好，已經死了。」
也是那一年，張淑琴和企業家郭建華一起，在陝西省三原縣創辦了第一家太陽村（兒童村）。那是一棟鄉村小樓裡的一層，面積大約200平方米，屋裡擺著定製的木質小床和愛心人士捐贈的生活用品、食品等。
1996年，陝西三原太陽村（兒童村）開村儀式。圖片/受訪者供圖
張淑琴參考了孤兒院的集中養育模式，把陝西省內的16名服刑人員子女接到一起同吃同住，再和普通孩子一樣到外面上學。對孩子們而言，這棟小樓就是他們的另一個家。
經過媒體報導，太陽村越來越有名，目前已在北京、江西、河南、青海、陝西等省份設立了9家，幫扶服刑人員子女上千人。「陸陸續續的，各地公檢法常把辦案過程中發現的涉案人員攜帶的嬰幼兒往村裡送。僅2016年，上海一家法院就往北京太陽村送了16個孩子。」張淑琴說。
與張淑琴相似，48歲的林敏明也在司法系統工作，是福建省司法警察訓練總隊教官。2014年，他到北京太陽村做過志願者，還考慮過創辦福建太陽村，但最終放棄了。
林敏明認為，與太陽村相比，孩子更需要一個真正的家。另外如果由親屬撫養孩子，同樣的錢可以幫助更多人。「60萬孩子太多了，都要有人管。」
2014年6月，林敏明在福建省福州市成立了紅蘋果，目前已累計幫扶2000多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覆蓋全國451個縣市。與太陽村不同，紅蘋果提倡親屬撫養，幫扶的孩子住在各自親人家中，紅蘋果會根據不同孩子的家庭困境評估，為孩子們提供分類幫扶，包括經濟援助、心理輔導、安排親情見面會等。每個孩子接受哪種幫扶措施，由志願者入戶走訪後評估決定。
邱添英展示了一份《困境孩子評估表》，填寫內容包括家庭經濟情況、親子關係、孩子成長需求等。其中，家庭經濟情況下又包括收入、支出、居住環境3項；居住環境又被細分為房屋所有權情況、孩子是否有獨立房間、家電設備情況等具體問題。
邱添英說，工作人員會根據這些問題評估每個孩子的困境程度，由此確定每年的具體幫扶項目。
儘管紅蘋果的幫扶面更廣，但在張淑琴看來，集中撫養有時是必需的。
張淑琴記得，陝西的一對夫婦合謀殺害了同村的一名男子後，丈夫被判死刑，妻子被判死緩。這對夫婦的女兒與死者孩子同班，悲劇發生後，老師組織學生為死者的孩子捐款捐物，卻對罪犯的女兒惡語相向。「女孩上學路上，有人朝她扔石頭、吐口水，她就不敢去學校了。在這樣的環境裡，他們怎麼生存？」
張淑琴還見到過一對雙胞胎少女，父母服刑後一直跟著奶奶住。孩子們15歲時被親叔叔侵犯了，奶奶卻捂著不讓說，她們從家裡逃了出來。
有的孩子再也找不到了
無論太陽村還是紅蘋果，最初都是從監獄裡獲得服刑人員子女信息的。
張淑琴記得，太陽村成立前，她在陝西省女子監獄發過一次調查表，以尋找需要幫扶的服刑人員子女。兩百多份表格發下去，至少90人申請幫扶，還附上了孩子情況、家庭住址等。
紅蘋果也在福建省內的監獄做過類似調查，收到服刑人員的幫扶申請後，工作人員會對其家屬進行電話訪問。「我們會告訴家屬我們是誰、是怎樣得到他的信息的，會簡要了解孩子與家庭的情況。」邱添英說，確定家屬意願後，志願者才會入戶探訪。有的家庭不想讓孩子知道父母在服刑，會直接拒絕；有的家庭警惕性很強，誤以為這是個騙局，會直接掛斷電話。
更多的挫敗感，出現在上門找孩子的過程中。
為了獲得家屬信任，張淑琴曾多次穿著警服到村裡找孩子。「但很多人以為孩子父母犯罪了，我們也要把孩子關起來，根本不理我們。」後來，她會先找村幹部溝通，再讓村幹部帶著找家屬。
林敏明也遇到過不少拒絕。一次，福建省女子監獄的一名服刑人員向紅蘋果申請幫扶，林敏明等人找到了她的老家。向村裡人打聽具體位置時，沒人願意指路。「那家孩子的媽媽殺人啦，你們還去幹嗎？你們可以幫助其他小孩。」
通過村小的老師，林敏明輾轉找到孩子的家，沒想到，爺爺得知來訪目的後把他們趕出了家門。「老人嘴裡一直說，他家沒有這樣的人。」
在太陽村，孩子們自己收拾房間、疊被子。圖片/受訪者供圖
還有一些情況，申請被幫扶的孩子根本找不到。張淑琴想要救助的孩子中，有下落不明的，有被賣掉被送人的，有出門流浪乞討的，形形色色。
1996年，張淑琴和陝西省司法部門的工作人員到農村尋找一個男孩，爬過滿是黃土的山坡，穿過泥濘的莊稼地，打開生鏽的鐵門，卻只看到一個孩子生活過的房間：桌椅上布滿厚厚的灰塵，土炕上的棉被破成了絮狀，房角胡亂堆著一些紅磚，煮飯鍋扔在地上。村裡人說，孩子已經離開兩年了，沒人知道去哪兒了。
據司法部2006年的調研，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面臨著家庭經濟貧困、輟學現象嚴重、部分孩子在外流浪乞討等問題。調研結果顯示，其中94.8%的孩子從未接受任何形式的社會救助，整體生存情況並不樂觀。
幫他們接受現實、改善自己
在紅蘋果秘書長傅雪蘭的印象裡，不少服刑人員家庭不會對孩子透露真相，他們會說爸爸媽媽出門打工了，要很久才能回來。因為許多小夥伴的父母也在外地務工，孩子們一般都會相信。
林敏明說，包括在親情拓展營，他們也會把服刑人員稱為學員，因為許多孩子並不知道實情。
儘管如此，不少孩子仍會發現大人的秘密，他們會裝作毫不知情，把所有委屈壓在心底。林敏明說，這些孩子非常內向，「很能藏得住心事」。
紅蘋果辦公室的牆上，貼著一封11歲女孩的來信，字跡歪歪扭扭，但心思細膩。女孩寫道，自己三四歲時，爸爸因為偷東西被抓了，直到現在媽媽還在騙她。她知道有人叫自己「小偷的女兒」，也會在別人問到爸爸時「不好意思地低下頭」。媽媽現在有了新家，有了新的孩子，「不會把愛放在我身上了」。
接受幫扶的孩子，寫給紅蘋果的一封信。新京報記者 李桂 攝
看到這樣的信，林敏明非常心疼，他認為孩子上到小學三年級後，家長就該適時告訴孩子真相。但依據紅蘋果2018年對福建18所監獄的調研，17922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中，近一半可能不知道父母在服刑；約3/4的父母在孩子探監時未告知自身犯罪、服刑情況。
為此，紅蘋果特意開辦了線上課程，想讓家長理解為什麼要對孩子說實話、怎麼引導孩子理解並接受現實。林敏明會告訴家長，有些孩子長大後才知道真相，反而會更加生氣，「即便是孩子，也有知情權。」
另一方面，預防服刑人員子女犯罪也是一個重要課題。2006年司法部的調研結果顯示，這一群體的犯罪率遠遠高於未成年人的整體犯罪率。林敏明說，他和工作人員分析過服刑人員的犯罪原因，發現近一半人的犯罪根源在於生活貧困、親情缺失、教育不足，「服刑人員的孩子也面臨著同樣問題。」
2015年冬天，傅雪蘭到一個男孩家家訪，在村裡轉了一圈沒找到，無功而返。3個月後，她再到村裡尋找男孩，才發現男孩已經因為盜竊摩託車被收押了。
根據紅蘋果2018年的調研，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中超過1/5存在觸犯法律的行為，超過1/5存在網癮、菸癮、酒癮等不良嗜好；存在心理問題的孩子更多，約佔總數的30%。
在張淑琴的印象裡，剛接到太陽村的孩子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一般孩子有的毛病他們都有，甚至更多。」有的孩子不講衛生，不剪指甲，脖子黑得要命；有的孩子喜歡打架，會用棍子打破其他孩子的頭；有的孩子會偷東西，甚至會翻訪客的包……
為了改變這些不良習慣，張淑琴會每天檢查個人衛生，不洗脖子的孩子脖子乾淨了就獎勵一袋奶，遇到不剪指甲的小孩就打三下手掌心。為了防止孩子們打架，太陽村在周末組織了很多活動，比如接待、餐廳服務、指揮車輛等，還開設了二胡、手工、繪畫等興趣班。只要讓孩子們動起來，他們就沒了打架的時間和精力。
對於犯錯的孩子，太陽村也有懲戒措施，比如面壁、打掃衛生、蹲馬步等。如果一個孩子很愛打籃球，他的懲罰可能就是別人打球時，他在旁邊看著。
「前三個月是糾正調整的最好時機。三個月後，大多數孩子的問題都有改善。」張淑琴說。
社會還不夠寬容
6歲的小愛（化名）是紅蘋果的幫扶對象，每年享受2000元經濟援助，也參加過「穿牆引線」親情拓展營。此外，紅蘋果每年還會到小愛家家訪兩次，以了解孩子的生活、學習情況。
在新年的第一輪寒潮中，紅蘋果再次來到小愛家，不僅帶來了大米和食用油，還為小愛準備了兩本童話書。小愛圓圓的臉蛋上長著一雙明亮的大眼睛，穿了一件粉色羊羔毛外套，剛看到紅蘋果的白色商務車，就從門口躲到了二層的房間。
1月7日，小愛得了感冒，在家中吃藥。新京報記者 鄭新洽 攝
小姨說，小愛媽媽5年前被帶走時，公安局就開了一輛白色商務車，當著小愛的面，媽媽被戴上手銬押走了。從那以後，每次看到白色商務車和穿警服的人，小愛都會躲起來，這已經成了孩子的習慣。
據林敏明觀察，不少服刑人員子女都有心理陰影，還要承受外界的歧視。司法部2006年的調研結果也顯示，如果父母都在服刑，孩子的生活狀況將受到嚴重威脅。
2014年林敏明家訪時，發現一個男孩手臂上、後背上都是鉛筆、小刀劃出的傷痕，問他怎麼回事，他卻不敢說。從鄰居口中，林敏明得知傷口是男孩班上的同學劃的，同學們叫他「犯人的孩子」。
為了掌握服刑人員子女在校情況，也為了更好地保護他們，林敏明試圖推動一個項目。他請老師們每周抽出半小時，一對一和孩子談心，每談心一次，老師可以得到50元補助。
通過家長，林敏明要到了100位老師的電話，向他們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但最終答應的只有5人。說到這裡，這個中年男人流下了眼淚，「你能想像嗎？只有5個人。而且有的老師說話非常難聽，其他孩子都關心不過來，怎麼關心這些孩子？」
童年遭受的歧視、「服刑人員子女」的標籤，有時會伴隨孩子一生，讓他們難以走出陰影。張淑琴就遇到過這樣的事，兩個在太陽村長大的孩子相識、相愛，最終走進了婚姻的殿堂，但婚禮上，他們卻不希望張淑琴出現。
婚禮前，男孩找人給張淑琴捎了話，「張奶奶，你能不能不要參加我的婚禮？」張淑琴很傷心，卻能理解孩子的顧慮，「我一去，就證明他是在太陽村長大的。孩子們還不夠勇敢，社會還不夠寬容。」
她把預先準備好的一對戒指託人轉交給新郎新娘，關上手機，大哭了一場。
1998年，張淑琴和孩子們在陝西三原太陽村。圖片/受訪者供圖
「對於這些孩子，我不要求特殊照顧他們，但至少不能讓他們被邊緣化，他們應該得到和其他孩子一樣的平等對待。」林敏明說。
新京報記者 李桂 韓沁珂
編輯 滑璇 校對 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