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究竟是什麼，又為了什麼？電影《辛亥革命》一直在追問。
清王朝的兩廣總督在問林覺民，你家境優越，知書達理，為何要革命？西方的銀行資本家在問孫中山，你勢單力薄，寡不敵眾，為何要革命？不僅僅是這些聽得到的追問，間接的問題也一直在以隱喻、象徵的方式出現，它通過仁人志士的前僕後繼在問，通過鎮壓者的痛恨憎惡在問，也通過戰鬥的悲壯慘烈在問：「革命為何？所為何事？」
於秋瑾，革命是「為孩子造一個寧靜溫和的新世界」，所以她讀書擊劍馬上行，從容就義；於林覺民，革命是「為天下謀永福」，所以一封《與妻書》雖溫婉纏綿卻又慷慨堅定；於黃興，革命是萬裡驅馳一鞭，「誰沒有失敗過呢」，所以他豪氣萬丈，拼將一身性命；於孫中山，革命「不是死人，是改變命運」，所以他嘔心瀝血，畢生只為民主共和的種子能落地開花。
以「革命」為題眼，電影《辛亥革命》攬下的無疑是一個大命題。百年辛亥，以一股浩蕩的解放力量衝決了兩千年的封建帝制，「從今日起，為新國民」，1912年的元旦在為中國社會啟動了新的時間和空間的同時，也預示著寶貴的中國革命的可能性。《辛亥革命》不迴避，正面而上，以大手筆的製作再現革命之波瀾壯闊，無論是恢弘的戰爭場面，豐富的人物群像，還是精彩的視聽特效，都顯示了一部歷史大片的分量與高度。可貴的是，它又能謹慎地將故事時間集中在1911年到1912年，以時代的橫截面見歷史的縱深感，角度精到，平衡感強。
然而，辛亥革命成功了，又失敗了。這是一個不得不面對、也不能不反思的歷史課題。與此相應的，電影也沒有一味沉溺於史詩謳歌，而是以情節、人物和情感來介入對這一問題的思考：血染黃花崗，是《革命軍》、《警世鐘》影響下的年輕人對革命最初的踐行；武昌城首義，革命的必然性與偶發性碰撞到了一起；陽夏保衛戰，一城的得失關係到一國的命運；創建共和制，革命的困難不僅僅是顯性的戰場，更有看不見的硝煙瀰漫，影片中孫中山的一句「需要戰爭，也需要政治」，該是太多歷史教訓的喟嘆！
對於重大歷史題材的主旋律影片創作來說，一個不小的挑戰就是怎樣保證人物不被廣闊的時代背景和複雜的歷史關係淹沒，電影在歷史敘事上的「野心」往往會犧牲掉飽滿鮮活的人物形象。《辛亥革命》接住了這一挑戰，靠的不是「明星臉」，而是挖掘每一個重要歷史人物的性格內核，讓這個「核」帶動人物的動機、情感、行為的運轉，從而讓孫中山、黃興、徐宗漢們在浩蕩的歷史洪流中立得起來，也在快速剪切的電影敘事中留得下來。
提到影片的人物形象塑造，不能不佩服導演對角色的設定和對演員的選擇。無論是飾演孫中山的趙文瑄，飾演袁世凱的孫淳，還是飾演隆裕太后的陳衝，都不僅有外在的形似，更有氣質上的神似，表演貼切到位，讓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其中的「關係戲」，孫中山與黃興作為革命同道中人的知己之交，黃興與徐宗漢在戰爭顛沛中的相逢一瞬間，讓人動容。最為出彩的是袁世凱與隆裕太后之間幾齣「短兵相接」的對手戲，細微，尖銳，而又深入，將一個竊國之臣的老奸巨猾表現得淋漓盡致，也從一個側面暴露了彼時封建專制統治的千瘡百孔。
辛亥革命所留下的遺產不僅僅是一個沒了皇帝的新世界，更是一種以民族國家的命運為重、以歷史責任的擔當為重的革命精神。革命不是為了一己之私，不是為了一時之利，而是一種無私的家國之愛，是對人類理想與信仰的不懈追求。如何保持和珍重這種堅定情懷，這是《辛亥革命》留給一百年後的今天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