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誕生於西方中世紀的「大學」被引入、移植到中國的土地上，最早發生在明末清初「西學東漸」的第一次浪潮之中。1571年，歐洲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在澳門創辦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所西式小學——聖保祿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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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哪一所大學才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對於這個問題，學術界長期以來都是眾說紛紜，爭論不止。從邏輯上講，答案理應是唯一的，只要有一種說法能夠被證明與史實完全相符，那就意味著其他所有說法都是無法成立的。
不過，由於「大學」一詞本身並沒有一個明確而統一的定義，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和彈性，再加上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在非常特殊的社會背景下產生與發展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如若在「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一語中附加上若干特定的修飾用語，那麼，多個冠以「第一」名號的說法也是可以並存的，而且還能更好地反映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多元化特徵。本文作者以梳理史上各式各樣的「第一」大學，構築了一條近代高等教育在中國的土地上萌芽、滋生，並不斷成長、推進的「時空軸」，客觀地展示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在非常特殊、複雜的社會環境下多源萌生和多樣發展的真實歷史進程。
「西學東漸」中誕生的中國第一所西式大學：澳門聖保祿學院
誕生於西方中世紀的「大學」被引入、移植到中國的土地上，最早發生在明末清初「西學東漸」的第一次浪潮之中。1571年，歐洲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在澳門創辦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所西式小學——聖保祿公學。1594年，其升格為大學，並以聖保祿學院（俗稱「三巴寺」）之名正式註冊成立。這不僅是中國的土地上出現的第一所西式大學、教會大學，而且是整個遠東地區創辦最早的西式大學之一。
聖保祿學院的辦學體制以葡萄牙歷史上的第一所大學——科英布拉大學當時的章程為參照，並因地制宜地進行了修改。其課程設置既包括神學、拉丁文、哲學、文學、歷史、地理、法律、藝術、音樂、人文學、語言學、邏輯學等在今天被視為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科目，也包括數學、天文、物理、化學、醫學等自然科學方面的內容。其教學形式、考試方法、論文答辯、學位授予等制度均仿照歐洲大陸的大學制度而設立。學院還擁有一個藏書4000多冊的圖書館以及印刷廠、診所、藥房、天文觀象臺等辦學設施。總之，就當時的歷史條件而言，這所學校在各個方面都可謂達到了大學的標準。
1762年，聖保祿學院被葡萄牙政府當局關閉。在其前後長達168年的辦學歷史中，這所學院培養了數百名高級專門人才，對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其師生中不乏利瑪竇、徐光啟、艾儒略、畢方濟、湯若望、南懷仁、吳漁山這樣的著名學者。雖然它早已永遠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但其在中國土地上開西式大學之先河的歷史地位，卻是不容抹殺的。
國門洞開後教會大學的再度出現：登州文會館和聖約翰書院
過去一段時間，有不少學者認為上海聖約翰大學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聖約翰書院1891設立正館（即大學部），首批招收學生2人（次年再招1人），正式開設了三年制的大學課程。1895年，正館首批3名學生畢業。
1896年，聖約翰書院經改組、擴建，成立由文理、醫學和神學三科組成的大學部。1905年，該校將正館學制統一改為四年，年底，按照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大學條例成功註冊，「得授予美國大學畢業同等之學位」，其中文名稱也在不久後正式改為「聖約翰大學堂」。
聖約翰書院（聖約翰大學）建校初期，曾經在中國教育史上創造過多個「第一」：第一份文理綜合性大學學報，第一場運動會，第一個校友會，第一個研究生院，第一份學校發行以及學生自辦的英文刊物，第一次引入考試名譽制、選科制等西方教學制度，第一座現代化的大學體育館……
然而，近年來，隨著一些學者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大家逐漸發現，中國近代最早的教會大學是位於今山東蓬萊的登州高等學堂。
1864年，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在山東登州府城開辦了一所學制6年的蒙養學堂。到了1873年前後，添設「高等科」，「分置正、備兩齋，正齋視高等學堂之程度，即隱括中學於內。備齋視高等小學堂之程度，而隱括蒙學於內」，學堂的英文名稱也隨之而更改為登州高等學堂。
此時，登州高等學堂的實際程度已與當時西方的高級中學大致相當，還附帶開設了相當一部分大學課程。正齋學生進行了大量自然科學實驗，實驗課的內容甚至比狄考文早年在美國讀大學時所見的還要多。1877年1月，登州高等學堂第一屆3名學生畢業，狄考文在為他們舉辦隆重的畢業典禮的同時，將學堂名稱正式更改為文會學館（簡稱文會館），「因此館將天下至要之學匯聚於茲，取以文會友之意也」。後來，由文會館沿革演變而來的齊魯大學，便將這三人視為該校的第一屆校友。
登州文會館在中國教育史上創造的眾多「第一」可謂數不勝數——第一套全面、系統的自然科學課程，第一批通行全國的新式教科書，第一個使用阿拉伯數字等西方現代數學符號，第一個引進X射線理論知識，第一個使用發動機、亮起電燈、製造電子鐘，第一個使用白話文教學和寫作，第一個引進西方現代音樂聲學理論，第一首學堂樂歌，第一個發展學生自治組織……
事實上，登州文會館不僅僅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更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最好的大學之一。當時，文會館擁有「中國最多和最好的物理、化學儀器設備」，與同時代的「美國普通大學一樣好」。曾先後擔任京師同文館、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丁韙良，曾盛讚文會館為「偉大的山東燈塔」，認為「中國任何高等學校都沒有像狄考文博士創建的登州文會館那樣進行完全的科學教育」，為此，在1897年京師大學堂尚在籌備之時，他就一次性地聘請了12名文會館畢業生前去任教（目前能核實姓名的有8人），其所聘西學教習中只有1人不是文會館的畢業生。
1901年，山東巡撫袁世凱在省城濟南籌辦山東大學堂（次年改為山東高等學堂），並聘請登州文會館第二任館主赫士來堂擔任總教習，赫士親率18名文會館師生受聘前來，並以文會館的辦學實踐為藍本，制定各種管理及教學制度，只用了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就讓山東大學堂成功開學，成為全國各省大學堂創建工作的突出典範。
至20世紀初，在登州文會館「領有畢業憑照，效力於教界、學界者，以三百數。蹤跡所至，遍十六行省」，北至東北，南達雲南。除了京師大學堂與山東大學堂之外，在聖約翰大學、南洋公學、震旦大學、燕京大學、山西大學堂、金陵大學、江南高等學堂、兩江師範學堂、浙江高等學堂、之江大學、雅禮大學、河南高等學堂、雲南優級師範學堂等全國各地的多所高校（包括它們的前身在內），均有文會館畢業生在其中任教，在這些地區的近代高等教育事業逐漸興起與初步發展的過程中，輸出了大量寶貴的人才資源，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