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4年，武漢城管與河南攤販王天成一家打了一場拉鋸戰，一邊是有著空前決心的執法者，一邊是被稱為最牛攤販釘子戶的70歲老人，雙方上演了諸多超過想像的交鋒。這場拉鋸戰被導演陳為軍拍成了紀錄電影《城市夢》，正在院線上映，中國社會最現實的問題之一——騰退小商販出現在大銀幕。影片以城管幫王家尋找其他場地，後者搬離結束，但這不是王天成一家城市生存故事的終局。
王天成老了，馱著背，個子像縮水一樣小了一截。再也背不動大包衣物，還總是忘事。就在五年前，影片裡70歲的他精神矍鑠，腰杆筆挺，還有一身精壯肌肉。在和城管的鬥爭中衝在最前面，氣勢甚至蓋過對方。
雙方「交戰」地點位於武漢洪山區魯磨路，王天成佔據前任城管局長給予的廢棄報刊亭，在繁華路口闢出二三十平米的地攤，和老婆賣衣服皮帶，兒子王兆陽和兒媳賣水果。2014年，當地城管用史無前例的決心，準備拔掉這個最牛擺攤「釘子戶」。
面對城管，在此地經營十四年的王天成絲毫不退卻，他撕掉執法單，掌摑城管隊長，宣讀憲法支持殘障人士的條款，最激動時躺在馬路中央抗議。
當地城管都稱呼王天成為「王爹爹」，面對這個最頭疼的對手，他們亦計謀頻出，有人臥底成培訓機構老師統計王家每日營收，最後出動一大巴車的隊員，手持防爆盾圍住王天成，才成功測量攤位面積，下達執法通知書。
這些場面都被鏡頭捕捉，呈現於紀錄片《城市夢》。這也是紀錄片導演陳為軍的收官之作，陳為軍的作品多聚焦家鄉武漢，有《請給我投票》《生門》等代表作，而拍攝《城市夢》時，正是中國舊城拆遷最激烈的時候。
爭執背後是城市夢帶來的衝突。來自河南農村的王天成一家渴望成為城裡人。影片有一幕，為辦理貧困證明，兒媳婦回到鎮平老家，站在滿院子齊人高的雜草裡，背靠著已經開裂的老屋說，「就算撿垃圾，也要在武漢生活下去。」 而城管們的職責則指向一個更宏大的夢想，正如城管隊長在鏡頭裡反覆念叨的，「城市要發展，武漢要成為大城市。」
和大多數影片一樣，《城市夢》也有一個算得上「圓滿」的結尾，城管幫助協調了其他場地，王天成一家妥協搬離，至今依舊留在武漢以賣水果為生。
2020年，影片在拍攝結束四年後終於上映，這個河南家庭也變了模樣。王天成老了，妻子因癌症去世，孫女上了大學。守衛家庭的人換成了他的兒子，年輕時就斷了右手現年43歲的王兆陽。不變的是，他們融入城市的夢想依舊在繼續。
王兆陽講述了一家人在武漢20年間的生存故事。以下是他的口述：
老弱病殘佔全了
我們以前沒去過電影院，一張票幾十塊錢，總覺得花那麼多有點划不來。電影（《城市夢》）上映後，城管邀請我和丫頭去看了首映，後來找劇組要了兩張票，丫頭陪著老爺子去看。老婆沒去，她看著店，也不會再買票去電影院，就等著啥時候電腦上可以看吧。
電影院裡大家鴉雀無聲，沒有交頭接耳，和小時候在農村露天廣場看電影很不一樣。電影還是比較抓住人心的，有些東西順序顛倒，好像更緊張了，比如城管和我們兩方面好像在鬥爭，但對我們來說，當時只覺得一直頂著壓力，不知道前路怎麼走，不知道城管會怎麼安排，也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弄，沒有想怎麼樣對付城管，但大體上就那麼回事兒。我看網上很多評論說，是不是刻意演出來的，我也沒去反駁，但就是真的事。
我們家真的很典型，老弱病殘佔全了。我媽是癌症晚期，大概06年檢查出來的，子宮肌瘤惡性，一開始做放療，每次都是上千塊，後來就吃中藥。我學過點中醫，自己開方子，像紅參沒少吃，也不敢吃太好，當時三七特別貴，就買來打成粉，放一點點。那些年吃的中藥得有一卡車。
我是77年出生的，殘疾人，1998年在深圳一個臺資企業打工，衝壓車床碾掉了右手。之前在日本企業，都有紅外線防護，這家臺資企業沒有。官司從春天打到秋天，從勞動所打到勞動局，從初級法院打到中級法院，電話卡都整整一沓，最後公司賠了四五萬，當時還上了報紙。
回到河南老家，用這筆錢結了婚，然後買了輛農用拖拉機，3000多塊錢，加上車棚啥的，一共四五千塊，又買了農具，花的也差不多。家裡有四畝多的地，就想著種種地，維持一下生活吧。
後來不種地了，主要因為那時候對農民不像現在那麼好，村裡面亂收費，除了農業稅，還有些亂七八糟的，老百姓承受不了，我們家沒交，就把家裡的一些東西像鐘錶就給抬走了。老頭（王天成）一氣之下就不在家了。
一開始去了漢陽，我媽有親戚生意做很大，說要給筆安家費，但後來也沒給。然後就到了武昌，有親戚在擺攤，就問能不能生存，他們說吃碗飯沒問題，就來了。過了兩三個月我和老婆也跟來了，那時候丫頭還是抱著過來的，只有幾個月大。
老爺子有腦梗，容易激動，脾氣暴，說實話我們也怕他。但他也是保護家人，保護我們，就為了守住這個地盤。老爺子身世比較可憐，家庭也單薄，我爺爺因為饑荒死的早，大伯和兩個姑姑長大都去了外面，家裡就老爺子一個人，完了之後被欺負，他一直和人鬥爭，就形成了這樣的性格。
我們家成分不太好，沒分到房子，始終都是饑寒交迫的狀態。改革開放以後，老頭經營這，經營那，才逐步走向溫飽，蓋了三間房子。
但老家肯定是回不去了，回去也沒什麼好做的事，屋子前後都裂了縫，下雨頂上還會漏雨。有時候我回去辦個證啥的，都是在旅館裡住，一天也就二三十塊錢。
所以影片裡呈現的壓力，和現實壓力比差遠了。以前也去工地打過工，沒掙到錢，就這個攤位能掙錢，沒這個攤位，一家人吃喝開銷從哪來？在城市裡生活什麼都要錢，那時候房租不貴，但也要四五百，孩子上學，老人治病，都要花錢。（撤掉攤位）那時候壓力真的太大了，飯也吃不下，想釋放，想喝點酒，我也不敢喝，身體不好，那段時間噁心、嘔吐、便血，我老婆她耳朵聽不到了。就感覺到了人活得太累太累了。
你個老百姓，也不能不知進退
剛到武漢的時候，我們還不在魯磨路，在對面馬路一條小巷子，華中科技大學西三門那。那條街很紅火，都是擺攤的，搭個棚子，叫墮落街，大學生起的名字，主要賣吃的多，燒烤什麼的，大學生喜歡吃。
我們也是像無頭蒼蠅一樣，沒有什麼想法，沒有具體的項目和計劃，什麼都賣，賣過小百貨，賣過鞋、襪子，還有小收音機這種小電器。吃的也賣過，我賣過兩天煎餅，一隻手不方便，全靠老婆沒法弄，賺不到什麼錢，就又改回來了。
現在想想，真的耽誤了那麼十多年，沒對路子，主要沒想到社會變革這麼快。最早的時候，賣百貨，拖鞋涼鞋還有人買，後來沒人到地攤買這些了。充電器、收音機、錄音機、磁帶也做不下去了，一年兩年之內，這些東西突然就賣不動了。
後來那一塊拆遷，幾個村子都拆掉了，這條街自然也是要全部清理乾淨，不光是我們，那些有門店的也全完蛋了。出來以後，反正大家都各找各的門路，想辦法擺攤，我們就跑到魯磨路大路邊了。
當時區城管局長照顧，（城管局長）說在家實在過不下去了，給老頭弄個廢棄報亭吧。老頭賣衣服皮帶，我們最開始在那邊也不是賣水果，賣點金魚、鮮花，一天賣幾十塊錢，賣到100多塊錢都很高興，就維持生活。
開始賣水果也有故事，那年夏天，天熱，我到對面門店水果攤買了個西瓜，賣西瓜說是10斤，那時候還不太貴，花了10來塊錢，回來放在秤上一看，7斤多，連8斤都沒有。開玩笑呢，差這麼多，老頭脾氣能饒了他，直接找去了，結果人家還理直氣壯，說賣水果的都是不足秤，你想足秤，自己到水果行裡面批發去。
第二天我一生氣，說乾脆這樣，咱們把這個當作機遇，反正金魚、鮮花也沒什麼生意，乾脆不搞了，咱們也賣水果。找到原來賣過水果的老鄉，一起去行裡面進貨，你們不是差秤嗎，老子不差秤，該多少就多少。我手寫塊牌子——「少一兩賠一斤」，到現在牌子還一直帶在身邊。
一開始生意就比較差，比如說香蕉，我2塊進來的，必須要賣到2塊5才行，但是其他差秤的店就賣2塊。
但賣了一年吧，口碑就出來了，大家才知道同樣花10塊錢，單價高的反而買得多。這樣就有矛盾了，那條街有四五家賣水果的，我動了人家的奶酪，他們聯合起來告我佔道，後來我知道，告我的材料有一大堆。其實他們也佔道，就因為我賣得實惠，把我當成了眼中釘。
這還問題不大，後來關鍵是路口要修珠寶大樓，上面賣珠寶，底下是超市，跟我們挨得很近，我們影響到市容市貌了，那時候城管管理也很嚴格了，就可能下定決心拿掉我們家。
電影裡面，城管裝作培訓機構的老師發傳單，統計我們家的收入。那時我們平均一天大概賣1000多塊錢，可能賺個150到200。一盒香蕉最多就賺5塊錢10塊錢，一天賣兩三盒。一盒香蕉20多斤，壞果損失個兩三斤肯定得有，有的人就買幾個，2塊3毛，那3毛我不收，相當於不掙錢。而且像香蕉，第二天1塊錢1斤你也得賣，5毛錢也得賣，不賣自己吃的完嗎？
到最後實在沒辦法，電影裡我就去和城管局長談判了，老頭子沒去，他那時候精神已經走到崩潰邊緣。我還比較理性，就想辦法爭取到最好的結果。
後來城管給的條件，比當初我想的結果還要好，他們幫找了好幾個地方，包括現在我們在的這個民族大道荷蘭風情園的崗亭，還給了三米乘以四米的棚子，這真的想不到，全國這樣的也不會太多吧。
換了新環境，人脈顧客各方面都沒了，心裡肯定有所牴觸，但畢竟國家給了這麼大的善意，讓了最大的一步，你個老百姓，也不能不知進退不是。
她是不可能回到農村的
從魯磨路搬走後，又出了幾回事，真的可以說是危機重重。
我剛搬來這，焊鐵架子，就扎了腿，差點要命，離大動脈只有一毫米，花了一兩萬塊錢。然後16年，老太太（王天成妻子）不行了，那會兒很痛苦，醫生用了蛋白粉還有胺基酸什麼的，又花了大幾萬，後來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返還來一兩萬塊錢。
喪事是回家辦的，要是我們在農村，像我奶奶死之前十幾年棺材就備好了，現在要新買，老頭子親自到棺材行裡面去挑，花了7000塊錢。老頭子那時候哭的死去活來的。這幾年他老得很快，年齡也到了，瘦了，駝背了，個子也小了，健忘很厲害，一個人做不了事情了。
那時候老頭在另外一個地方擺攤，我說你過來吧，就把城管給的崗亭給了他，隨便賣點甘蔗什麼，也有個住的地方。但他脾氣不好，我們跟他沒法待一塊，老挨批，就在湖北開放職業學院後門租了門店，轉讓費是4萬，月租倒不貴，三四千塊一個月。
那個地方一開始還行，雖然沒有社區，但有個學校，還挨著美食街，而且我考察過的，方圓一兩裡地都沒有水果店。但是運氣特別不好，做了兩個月生意，就來了一家水果大賣場，面積是我的三四倍，還找了幾個人喊喇叭，搞什麼會員之類，小店哪搞得過他們？
但是他們也倒黴，搬來沒多長時間，小吃城拆遷了，基本上一大半人都沒了。還有一點生意能維持下去，是因為有個幾千人的宿舍，學生雖然買的少，但也架不住人多。結果，去年底學校搬遷到郊區了。
那時候是不賺錢，但我想耗死他們，他大門店虧的多，我小門店虧的少，結果今年就碰到了疫情，大家同歸於盡了。
疫情爆發前，大年二十幾，我們正好回了老家，丈母娘生病去看望。我們平常過年也不回家，就在武漢休息一陣，一年到頭沒個休息，過年再不休息，人活著有啥意思。後來形勢嚴峻了，老頭子也去坐火車，火車票便宜，只要五六十塊錢。他上午就去火車站等，結果下午就封城，火車站再不讓進了，他在火車站裡面坐著倒也沒人管，晚上坐火車順利回來了。
本來老頭想走走親戚，結果直接就封在家裡了。一開始隔離了14天，到了時間，又隔離14天。後面一周可以出門買趟東西。農村裡東西便宜，10塊錢能買五個白菜，在武漢可能一個都買不到。
女兒開學，要上網課，從村衛生站拉了網線過來。我說要不給人家錢吧，他們說不用，之後再送點東西吧。誰也沒想到這回疫情這麼厲害，所有武漢人都低估了。
損失太大了，之前租的門店做不成了，沒人了，轉讓費4萬塊全賠進去，還有去年底充的1600塊電費，也相當於打了水漂。我們是5月份回的武漢。租的一室戶，每個月1250塊，房東免了一個月房租，又補交了後幾個月的。那時候好多跑路的，我看有房東半夜堵人的，不讓房客搬走。
老頭說，你們給我租個房子，（你們）還搬回來（崗亭）。就給他租了個平房單間，一個月700塊，他搬走了。
現在這裡和魯磨路肯定沒法比，那地方有兩個大學，還有很多國企。石榴一上，很多退休教授就來買，他們很注意養生，說石榴對腦血栓、心血管有好處。所以我說，我在武漢也見證了武漢人從吃得飽到吃得好。
但現在這裡，石榴就賣不動。附近有個社區，懶得去超市就來我這，主要是晚上生意好，對面有學校公寓，有老師學生來公園跑步，累了買瓶水，買點水果，買一牙西瓜這樣。
以前在魯磨路，一天賣兩三盒香蕉，現在也就一盒，有時候一盒也賣不完，拿貨就拿青一點的。每天早上三四點進貨，不像人家大超市，一下子買個十箱，要和他們磨價格，回到店裡就8點多了，再擺貨，白天有空就躺椅睡一會兒，晚上大概11點多收攤。
大概6月底才開始重新做生意，7月份不行，一天就賣300、500塊，不夠（水果壞掉）浪費的，虧了三千多。8月份好一些，我估摸著不賺錢也不虧錢吧。
我覺得疫情影響可能得持續一兩年吧。大部分人都有房貸，半年都沒有收入，得緊著交房貸，在吃的方面自然就縮減。以前一個禮拜買個兩回三回，現在半個月吃一回。還買的少，過去買一個瓜，有時候兩個瓜三個瓜，還讓我送過去，現在一個瓜我分成4份，還有人嫌大，「老闆能不能再切一點？」 再切我怎麼賣啊。
我估計下半年學生開學，生意會恢復快一些，老百姓再怎麼緊迫，學生的錢他總是還要給的。
我女兒現在每個禮拜給她兩百塊錢。她自己也在奶茶店打工，因為疫情也排不滿班，一個月去10多天，一天五六個小時，一小時20多塊錢，已經是最高的了，來回地鐵還要8塊錢。
她大二了。正好趕上政策，外地人也能在武漢中考和高考。中考考上了普高，但是路太遠，怕不安全，沒讓她去，念了中專。開家長會老師也說，沒考進重點高中，進中專也不錯。現在進了大專，學的電信。也不錯吧，我看很多碩士畢業生在送外賣，這上的是啥學？
現在生活基本上沒什麼壓力。老太太也算壽終正寢，老頭養老也比較安靜，也沒生大病。我們倆也沒什麼大病，有個經濟生活來源，這就很幸福很好。
落戶、買房什麼，現在還沒考慮。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把女兒培養出來，下學期又要交七千多塊學費了。讀中專時候，怕她談戀愛，現在怕她不談。20歲了，在農村裡都抱娃了。最好是25歲以前能結婚，但丫頭也有自己的想法，我們也只能旁敲側擊說說。
要是能嫁到城裡當然最好，但也看她自己吧。不過我看她是不可能回到農村的，她從小在武漢長大，挺喜歡武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