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在東京灣的密蘇裡號戰列艦上，舉行了日本向盟國的投降儀式，第二次世界大戰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就此落下帷幕。作為最早抗擊法西斯侵略的國家和戰後五大國之一，中國代表光榮的參加了這一儀式，和各同盟國一起，在日本的投降書上簽字受降，為八年全面抗戰寫下一個完美的句號。
那麼，這樣一個隆重莊嚴的儀式，為何不在陸地上舉行，而是選擇空間狹小的戰艦上舉行呢？密蘇裡號為何能成為東京灣中幾百艘盟軍戰艦中的幸運兒？對於在密蘇裡號上掛誰的將旗，美軍內部出現了怎樣的爭論？受降儀式上發生了哪些鮮為人知的細節？當時有幾位中國人在現場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李涵說歷史，今天為您講述：二戰盟軍受降儀式為何在密蘇裡號戰艦上舉行？
1945年9月2日，停泊在東京灣的密蘇裡號戰列艦上，舉行了日本向盟國的投降儀式。而在儀式前後，很多人都產生了這樣一個疑問：盟國為何選擇密蘇裡號戰列艦的甲板這樣一個狹小的空間，而不是選擇空間更大的航母或者陸地，作為日本投降儀式的舉辦地呢？
對於這樣一個選擇，背後有著一連串美國軍界和政客的「爭奪與考量」。
受降儀式對於軍人來說是一種至高的榮譽，美國陸軍和海軍都要爭。二戰中，美國最先參戰的是在珍珠港慘遭日軍偷襲的海軍。在隨後的太平洋戰場上，美國海軍與日軍進行了一系列殘酷的海戰：珊瑚海海戰、中途島海戰，以及後來的硫磺島、衝繩島等登陸戰役，美軍太平洋艦隊功不可沒，特別是海軍陸戰隊在奪島戰役中，傷亡慘重。
戰爭勝利後，接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任命陸軍上將、盟軍駐日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代表盟軍接受日本投降，這對於美國陸軍來說是無上的榮譽。這樣一來，美國海軍明顯受到了輕視，於是美國海軍不幹了，海軍上下的意見都很大。作為太平洋戰爭的重要功臣，太平洋戰區盟軍總司令、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官尼米茲上將情緒很大，他要求杜魯門總統給全體海軍將士一個合理的說法，否則自己將拒絕出席籤字儀式。
這下可難倒了杜魯門。最後提出一個折中的辦法：那就是在海面的軍艦上舉行盟軍受降儀式，突出海軍在戰爭中的重要性。同時也要給海軍「足夠的戲份」，由麥克阿瑟代表盟軍籤字，尼米茲則代表美國政府籤字。對這個提議，美國海軍基本滿意。就這樣，盟軍受降儀式定在軍艦上舉行。
那麼，該選擇哪一艘軍艦作為受降儀式的舉辦地呢？
杜魯門與麥克阿瑟
當時在日本東京灣雲集了380多艘盟軍戰艦，其中包括四艘航母和四艘大型戰列艦，可謂眾星雲集，而且每一艘都戰功赫赫：美軍的「南達科他號」自1942年就在太平洋海域作戰；「西維吉尼亞號」是珍珠港偷襲中的倖存者；英國軍艦「喬治五世國王號」、「威爾斯親王號」和「約克公爵號」，擊沉了包括「俾斯麥號」在內的多艘德國戰艦。即便英軍在太平洋戰爭中出力不多，其軍艦得不到籤訂受降協議的榮耀，美國軍艦中的競爭者也不在少數。
與這些資格老、榮譽多的老牌戰艦相比，密蘇裡號只能算是小弟。密蘇裡號1945年1月才服役，隸屬於美軍太平洋艦隊，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噸位最大也是最先進的戰列艦，不過參戰時間只有短短的7個月。
參戰後，密蘇裡號成為海軍中將米切爾的快速航母特混編隊的旗艦，曾在硫磺島、衝繩島等戰役中直接參加對日軍戰鬥，先後擊落擊傷3架日本轟炸機、引導擊沉一艘日軍潛艇，還曾兩次遭日軍自殺飛機的撞擊。1945年5月18日，密蘇裡號成為哈爾西上將的第3艦隊旗艦。
選擇密蘇裡號的原因其實也簡單，主要有兩個：第一，雖然它的服役時間並不長，但最後它是作為海軍上將哈爾西的旗艦進入東京灣的，這自然使它有了與眾不同的身份。
第二，是因為 「密蘇裡號」甲板的空間，比別的同級戰艦都大，能適應籤訂日本投降協議的需要。協議籤訂儀式，所有參加太平洋戰爭的盟軍高級官員和他們的隨員，包括美國人、英國人、中國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亞人和紐西蘭人等等，共有200多人，還不算日本方面和軍艦本身的官兵，甲板空間不夠大是不行的。
還有一種猜測認為，除了上述原因，選擇密蘇裡號可能還與美國總統杜魯門有關。杜魯門的家鄉就是密蘇裡州，杜魯門的女兒還參加了「密蘇裡號」的下水儀式。在「密蘇裡號」戰列艦上舉行具有歷史意義的受降儀式，杜魯門自然很樂意。於是，美國軍方提出的這個方案很快得到了杜魯門的批准。
作為美國海軍依阿華級戰列艦中的第四艘，密蘇裡號滿載排水量5.7萬噸，噸位雖然不是世界戰列艦第一，卻是歷史上主機功率最大、航速最高的戰列艦，是除了重型航母以外的海上巨無霸。
然而，作為會場，密蘇裡號也有個缺點，就是艦體較窄，只有33米。依阿華級戰列艦可以說是美國為了打通大西洋和太平洋戰場而專門設計的。為了能夠通過巴拿馬運河船閘，便於兩大洋之間的快速調動，在設計依阿華級戰列艦時，美國海軍要求限制其船體最大寬度，為此被迫拉長了艦體的縱向長度，艦長達到270米，艦體長寬比近8.2：1，成為有史以來艦體最長的戰列艦。
從歷史圖片和文字資料可以看出，日本投降儀式的會場，被設置在密蘇裡號二號主炮右側的二層平臺上。這裡左側緊貼著高大的406毫米重炮炮塔，右側和後方是或高或低的高射炮炮臺，是一個狹長的平臺。
不過，從當時拍攝的照片上，看不出會場有侷促之感，布置會場的人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呢？
翻閱當時會場布置的原始檔案，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布置會場的人把密蘇裡號巨大的三聯裝406毫米二號炮塔轉向了一邊，炮尾甩向左側，於是，炮塔右側後方的空間便被騰了出來，讓平臺的面積增加了一倍，形狀也從長方形變成了不規則的五邊形，大大方便了會場的布置。而周圍的炮塔頂部，高射炮炮位，艦橋上方乃至主炮炮管上，都成了居高臨下觀禮的好位置。
即便如此，會場依然不能說寬敞。受降儀式上，各盟國受降代表站成一個方陣，方陣中每個國家代表站成縱向的一列，籤字代表站在最前面，各國的順序按照國名的英文字母排列。當時的排列順序為，從代表方陣的左側開始，美國排在第一列，中國排在第二列。不過，由於儀式舉行時麥克阿瑟上將作為盟軍總代表上前致辭，並把參謀長薩瑟蘭中將和另外兩位美軍將領溫賴特將軍和泊希瓦爾將軍都帶到了會場中間，於是在中國首席代表徐永昌將軍的旁邊，美國代表只剩下了海軍上將尼米茲一人，所以看起來中國代表便成了引領各國的第一列。
東道主美國人顯然很懂得近水樓臺先得月的道理，他們的50名陸軍將領和50名海軍將領單獨排成一個方陣，在會場另一側、二號主炮下方的甲板上列隊，與其他盟國代表一起，分享了參加日本受降儀式的榮譽。
舉行儀式的籤字桌，放在會場中央，正對著盟國受降代表方陣，據說是密蘇裡艦餐廳裡的一張餐桌。會場周圍是人山人海的觀禮官兵和記者，為了方便記者拍照，在會場外側還搭起了一個臨時平臺，供攝影師們使用。
密蘇裡號上更加寬敞的地方也有，比如一號主炮前方的起錨甲板，但觀看過受降過程的人們很容易發現，把會場布置在二層平臺上有著獨到的好處。當日本投降代表到來時，登上軍艦的主甲板後，還要再向上經過一個陡峭的舷梯才能到達位於二層平臺的會場。他們必須從高昂的炮口下走過，盟軍的威嚴和震懾更能得以體現。
據說，直到受降的前一天，各同盟國還在爭吵不休。蘇聯代表要求各盟國都在艦上懸掛本國國旗。這本來是個合理的意見，但各盟國因為國旗如何掛、掛在哪裡、怎樣排序、未派代表參加的國家要不要掛而爭論起來。最後，東道主美國人決定，只掛美國國旗。即便是美國人自己，也為該掛誰的旗幟爭論不休。
美國軍艦通常只懸掛最高指揮官的旗幟。在軍艦上，尼米茲將軍和麥克阿瑟將軍的軍銜一樣，該懸掛誰的旗幟呢？最後負責儀式的官員不得不違背常規，在軍艦的主桅杆上並排懸掛一紅一藍兩面旗幟，紅旗代表麥克阿瑟，藍旗代表尼米茲。
這次受降儀式還有很多別具一格的地方。例如，所有參加儀式的官兵，包括中國代表團的成員，都身著軍便服，不穿禮服，以此表達對於法西斯的輕蔑和戰爭即將結束，軍人們將要停止徵戰、鑄劍為犁的意願。同時，籤字雙方採用的文件版本一致，但包裝卻迥然不同，盟軍保留的是一份真皮包裝的文件，美輪美奐；給日方的一份是帆布包裝，粗糙得多。盟國各國代表在8時30分至8時50分之間陸續到達會場，日本代表則在9時準時到場，由代表日本政府的外相重光葵和代表軍方的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大將帶頭，頹然進入會場。據說梅津得知被委任為投降代表時叫囂著要切腹自殺，後來經日本天皇裕仁開導才同意。日軍投降代表雖然身著禮服，卻面色陰沉，一臉沮喪。
上午9時整，麥克阿瑟宣讀要求日本投降的命令，他說：「現在我命令，日本政府和日本軍隊代表，在投降書指定地方籤字！」
日方代表率先在投降書上簽字。由於屈辱和緊張，深悉外交儀禮的重光葵竟一度找不到籤字的地方，躊躇達一分鐘之久，在薩瑟蘭中將提醒之後才完成籤字。
此後，以麥克阿瑟將軍為首的各盟國代表，陸續在受降書上簽字。中國代表徐永昌，排在籤字的第二位。9時18分，最後一名代表籤字完畢。
當時，在軍艦上觀禮的中國記者朱啟平回憶：「1931年9月18日日寇製造瀋陽事件，隨即侵佔東北！現在十四年過去了。沒有想到這一時刻，日本侵略者在東京灣籤字投降了，天網恢恢，天理昭彰！」
在1945年9月2日的密蘇裡號戰艦上，到底有幾名中國人見證了日本法西斯的落幕，這個問題曾眾說紛紜。根據對當時史料的考證，今天可以確認登上密蘇裡號參加受降儀式的中國人，共有9名。其中，受降代表6名，新聞記者3名，另有一人未能得到完全確認，但很可能參加了儀式。
在美方保留的中國參加密蘇裡號受降儀式代表名單中一共記錄有6人，第一位是中國首席受降代表徐永昌上將，正是他在密蘇裡號上代表中國籤署了對日受降書。徐永昌上將能夠擔任受降代表，既出人意料又順理成章。說出乎意料是因為他並非蔣介石嫡系將領，而是出身晉軍的一名老式軍人。不過他很早就退出了派系之爭，在抗日戰爭中專任軍令部長一職。
徐永昌上將在受降儀式上體現出了出色的政治頭腦。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這樣評價這一時刻：「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個在這裡有代表的國家，也可同樣回想過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訴他有過錯誤，他就應當勇敢地承認過錯而懺悔。」
名單上的第二位是楊宣誠中將，他是中國海軍參加受降儀式的代表。1911年，他畢業於日本海軍水雷學校，並加入同盟會。1919年，他參加了海軍艦隊出兵海參崴的行動，積累了外交經驗。抗戰中，他擔任軍令部第二廳廳長，主持對日作戰軍事情報工作。他曾作為海軍代表籤署《開羅宣言》，並建議在其中加入日方必須歸還澎湖列島的內容。
中國海軍是抗戰中與敵軍力量對比最為懸殊的兵種，幾乎全部艦隻都在戰鬥中沉沒。楊宣誠參加這一儀式，在客觀上也成為對中國海軍抗戰貢獻的承認。
第三位是朱世明中將，他是國民政府中少有的通曉數國語言的儒將。他1916年就讀於清華學校，後來留學美國，先後進入麻省理工學院，維吉尼亞軍校和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獲得博士學位。曾長期在美蘇等國擔任駐外武官，有著豐富的外交經驗。他深厚的知美背景或是被選拔出任受降代表的重要因素。
中國受降名單上的第四位是王之少將，他和朱世明中將一樣，也是有留美經歷的中國將領。他參加過十九路軍淞滬抗戰。七七事變後，曾送工兵器材和人員到延安，支援八路軍抗戰。此後長期擔任與美軍聯絡的聯絡員，1945年被任命為駐日盟軍總部首席聯絡官。
與其他參加受降的人員同團出發不同，王之屬於先期到達日本的人員，據推測，他是由於需要承擔盟軍和我國代表團之間的協調任務而被派赴密蘇裡號的。當徐永昌將軍籤字時，在他身邊站立侍從的便是王之少將。王之少將此後還參加了對日本戰犯的審判。
名單上另兩位受降代表是李樹正上校和王丕承上校。李樹正出身於遠徵軍，與駐華美軍合作較多，曾參加過柳州桂林諸戰役。王丕承上校曾在美蘇德法各國從事軍事外交工作。這兩人的共同特點是與盟軍有較大交集而且都是盟軍代表中少見的青年軍官。
除了六名軍人外，還有三名中國記者登上了密蘇裡號，他們分別是《大公報》記者朱啟平、黎秀石和中央通訊社記者曾恩波。
另外，據說徐永昌將軍的幕僚陳延暉也登艦參加了這一儀式，因沒有出現在代表名單上，無法得到確認。密蘇裡戰艦上的這些中國人，有著共同的特點，便是無論軍人還是記者，都曾親身經歷了這場苦難的戰爭。
密蘇裡號上的籤字受降儀式，見證了正義的人們如何用犧牲維護著世界的公理，也見證了中國人民如何在漫長的戰爭中用鮮血守護民族尊嚴而最終贏得勝利。這一刻作為埋葬法西斯和展開人類新紀元的標誌永載史冊。
著名記者朱啟平先生當時發回的報導《落日》中，這樣總結密蘇裡受降的歷史時刻——「舊恥已湔雪，中國應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