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覓渡》劇照 （受訪者供圖/圖）
作者：張銳
來源：文藝是個局
2019年6月，王思的《美森谷地》在北京蓬蒿劇場展映，他的口袋裡特地放了幾顆石頭。年輕的時候，他讀過歐洲著名導演路易斯·布努埃爾的電影傳記，裡面有一個情節——布努埃爾在咖啡館放映第一部電影的時候，口袋裡會裝滿石頭，因為當時罵聲太多了，以至於維護他的觀眾與那些罵他的觀眾打了起來。
王思口袋裡裝石頭也有這樣的象徵意味，想要回應那些願意支持他的觀眾，只是當時現場的觀眾實在是太少了。他曾在劇院做過多年的導演、編劇和演員，2019年正式成為一名獨立導演。
2020年3月底，蔣能傑蹲守豆瓣，為每一個標記想看他的紀錄片《礦民、馬夫、塵肺病》的用戶發送百度網盤的連結，免費分享給觀眾。
在蔣能傑之後，蟬鳴知了（下稱「蟬鳴」）是第二位「網盤導演」。他的作品《擦一擦你那滿腹經綸的道貌岸然》（下稱《擦一擦》）最初在豆瓣上僅有300人標記想看，網盤「上映」一個月後，4298人看過該片，另有3892人標記想看。
蟬鳴並不喜歡網盤導演這個詞，在他看來，網盤只是存儲介質。「那麼多的視頻網站，扔自己片源的導演們為何不扔在上面，只能選擇網盤，這才是問題。能這麼做，是導演擁有片子的全部版權，或者片子就是導演自己出錢拍的。」
「導演將自己的電影扔網盤是無奈之舉，人都是有訴求的，我沒有放二維碼也不接受任何票錢，所以我的目的並不是賺錢。」蟬鳴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受蟬鳴的影響，王思也將自己的作品上傳到網盤，效果顯而易見。「儘管我沒有辦法組織100人一起在電影院看我的電影，但是網盤放出去後，有那麼多觀眾找到我，說會在他們的人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2020年4月28日，另一部塵肺病題材影片《鬱川浮遊》也以網盤的形式公映。「網盤真的是最後一個被別人看見的辦法了。」該片導演、「95後」邵然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邵然今年25歲，送過快遞、當過收銀員，2019年剛從浙江科技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
2015年，邵然開始接觸塵肺病群體，重慶北部城口縣的一位患者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最喜歡的就是拿著一根核桃樹的樹枝，在手裡把玩，然後眼睛看天花板，發呆，眼珠子一直在轉動。」
蔣能傑看完電影很激動，打電話給邵然，一半聊電影內容，一半聊自己的現狀和經驗。邵然毫不掩飾對蔣能傑的崇拜：「他一直在堅持，我想像不到十年以後是不是還能夠再堅持這個事情，而且他真的可以有進有退，既能把自己保護得很好，又能接著做這個事情。」
5月1日，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大四學生承嘉斌把自己的第二部獨立作品——二十分鐘短片《覓渡》上傳到了網盤，並放出了分享連結。「在後疫情時代，電影或許可以有新的途徑，特別是對於非營利目的的獨立電影、短片。如果這股浪潮足夠洶湧，那麼一定會形成巨大的力量。」
但他很快收到來自學院派的批評聲音：製作粗糙、作品存在很多語法錯誤，可能讓獨立電影被貼上品質差的標籤。
另一種批評來自業內對這種特殊路徑的困惑。通常情況下，一部電影的問世主要有兩種路徑：進入主流電影工業體系，最終進入院線；在電影節、劇場等場合展映。
網盤電影，則在這兩種路徑之外。
《鬱川浮遊》劇照 （受訪者供圖/圖）
極小成本電影
《美森谷地》劇組只有王思和妻子兩個人。王思和妻子互相擔任攝影師，需要同時出鏡時，便用腳架拍攝，把收音麥克風吊在河邊的樹上。在一個有風的下午，兩人念起了電影對白。王思感到遺憾，沒有第三個人幫他們拍照記錄。
王思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給我大三元鏡頭（註：最高檔次的恆定光圈鏡頭），我能不知道好電影怎麼樣的嗎？起碼給我個攝影師和收音師，給我個打板，給我個燈光，但是就我們兩個人和一個蔡司70mm變焦鏡頭，什麼都沒有。」整部電影前後花費了17萬，除了一些戲迷的支持，資金主要來自他的信用卡。王思註冊的公司叫極小成本電影公司。
蟬鳴的電影資金為30萬，全部來自信用卡和網貸App，至今背負著債務，每個月最低要還八九千元，還要利滾利。最煎熬的時候，蟬鳴晚上睡不著覺，想著怎麼說服家裡人把房子抵押出去，支持自己拍電影。
「大部分人的話題就是房子多大、在哪裡，多少平，房貸怎麼還，他們談電影肯定是談吳京和哪吒，但我百分之八十時間都在看電影、談電影，電影遠比房子重要。既然不重要的東西，我要來幹嘛？我自己租房子都可以。」
後期剪輯時，蟬鳴偶爾會想到胡波。「一個人做後期剪輯，孤獨得猶如在太空漫遊，就會想到胡波，與他並不認識，當時也寫了蠻多文字給他，希望有一天可以拿出來。」
與王思和蟬鳴不同，邵然在拍《鬱川浮遊》之前幾乎不懂任何電影技巧，曝光、景深、收音等都是現學，甚至一邊在網上搜索一邊拍，後期剪輯還是跟著B站視頻學的。為了拍攝，邵然曾在水下泡過一天，還翻進被泥石流壓塌了一半的危房裡，甚至抱著相機爬進墓穴中……
邵然曾在十天的素材上發現過黑點，後來才知道是鏡頭髒了。這個由一半同學一半親戚臨時組成的團隊在17天裡拍完了三分之二的內容，之後半年，邵然獨自補拍了剩下的三分之一。
邵然的攝影師總想要拍出好萊塢大爆炸的場面。「哪有錢啊？他最後被我摁住了，那時候吵很多架，我總是想到拍一些鏡頭，人和水、人和樹……但又說不出來為什麼，只是想拍。後來意見分歧越來越大，他們覺得隨便拍拍就得了，有些東西沒必要。」邵然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拍到最後，邵然遭到幾乎所有人的質疑。他連續失眠，陷入自我懷疑中：我到底是不是一個異類？2019年夏天，邵然回到重慶做志願者，在聯繫重慶大學的老師時，意外認識了兩名重大的研究生，得知他們在貴州拍片，他馬上跑到了貴州。
這兩名研究生也在拍攝自己的影像作品，兩年內，三人各自的電影作品相繼完成，總成本加起來不到十萬元。他們帶給了邵然一種天然的歸屬感——「其他地方一定存在著像我一樣的人。」
《擱淺之人》的拍攝地在山東青島，那是導演張興超的家鄉。他在片中設置了這樣一個情節：男主角告訴朋友自己想做一件事，朋友對他說，你才學了半年，就想去做,這是不對的。
2014年，張興超通過海選意外成為《呼吸正常》的男主角，第一次接觸電影；兩年後，他將全部的存款6萬元投入到《擱淺之人》中——彼時，他已厭倦每天千篇一律的廣告工作。他透過電影反問自己：「一個人想要擺脫自己的困境，需要付出什麼？」
一次拍攝結束後，張興超和朋友拿著器材跑到公交車站，趕上最後一班公交，很快大家都躺在公交車上睡著了，張興超看到夕陽就照在大家的臉上，他覺得這個場景很有電影感：「這個場景，最後即使是什麼也沒結果，掙不到什麼錢，也值了。」
「既沒有資方的壓力，也沒有關注的壓力，我可以完全拍出我自己想拍的東西。」張興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擦一擦你那滿腹經綸的道貌岸然》劇照 （受訪者供圖/圖）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電影」
《常州北》和《覓渡》的故事設定在承嘉斌的老家江蘇常州，兩部片子都是對自己某段家庭生活記憶的改編、重現，並與他的夢境結合在一起。「我很怕這種記憶會忘掉，所以當時我就想把它記錄下來。」
《鬱川浮遊》中的「鬱川」是邵然的家鄉——浙江千島湖的一條支流，「浮遊」是指人和水的關係，也有「蜉蝣」之意。除了塵肺病人的故事，電影裡所有的人物都來自邵然在千島湖的一些見聞：喝農藥自盡只為在禁止土葬前入土為安的石匠、嚴控汙水排放下的石料廠、從湖底遷上岸後仍沉淪在過去的人……
承嘉斌向南方周末記者坦承，國內獨立導演正陷入一個不良的閉環：由於缺乏資金難以拍出高品質的作品，又因為不願意妥協而習慣性選擇拍攝偏向自我表達的作品，最後往往效果不佳。「獨立導演大部分拍的都是作者電影（註：泛指具有明顯個人風格特徵的影片），他們拍自己的生活，沉浸在某種比較興奮的狀態中，但這會導致他們沒法考慮觀眾的感受。」
「這次扔網盤的幾部劇情片都不是類型片，都算作者電影，上海的還挺上海的，杭州的特別杭州，北方的特別北方，你能看到很多奇奇怪怪很特別的片子。用一句俗套的話總結，就是『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電影』。」蟬鳴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片長兩小時的《美森谷地》的拍攝地在王思的家鄉湖北襄陽，黑白色調為主，開頭三十分鐘節奏緩慢，講述了一個詭異的返鄉場景，幾乎沒有任何情節的起伏。按照王思的舞臺經驗，堅持到30分鐘之後的觀眾才是那些真正看完電影的觀眾。
王思的電影獲得過南亞兩個電影節的獎項，也入圍過英國和義大利的幾個小電影節。他在參加某電影節時，看了很多國家的片子，感覺「世界電影正在往小裡發展」——有人拍大海上的一塊石頭；還有人就拍一個人走路，走了整整三個小時……
王思曾在B站上用自己的視頻做過測試，一天剪幾個視頻，放在幾個不同的頻道，發現網友喜歡的還是娛樂內容。他感到失望，「那些火的視頻都是通過貶低自我價值實現的」。
他也不喜歡時下最熱的短視頻平臺。「很多人臺詞也說不清楚，演一些很尷尬的段子，這些東西我看了真的會哭，我不希望我的小孩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我希望他認真讀一本書、看一部電影，看一些好的東西。」
蟬鳴認為，直播和短視頻就是當下潮流，「就像網際網路巨頭說要取代傳統電影，一會追IP、一會追VR、一會追直播、一會追科幻，都是一樣的一陣風。」
蟬鳴的下一部電影叫做《馬斯託納的旅行》。他暢想，這應該是一部迷影電影。
但他的《擦一擦》在豆瓣仍評分不佳，有網友批評：「活在自己世界裡的典型文青，嘴上頭頭是道，熱衷於用電影給人上課，整段影像都是作者，作者，作者，何不直接把自己塞進攝像機裡呢？」
「他們批評的對或不對，我都能接受，因為我接受了這麼一個扔網盤的方式，而不是傳統的在一個發行規則裡，有風控、有保護、有提前映、有口碑，有一批人幫你保駕護航，有權威的人幫你圓回來。赤裸而袒露的人應該做好被扔石子的準備。」蟬鳴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擱淺之人》劇照 （受訪者供圖/圖）
「你以為是『窮』，其實不是」
2019年7月，《擦一擦》入圍由西寧市政府與中國電影評論學會主辦的FIRST青年影展。蟬鳴幾次在影院觀看自己的影片，儘管早已熟悉內容，但是在影院燈光亮起的時候，影院的儀式感還是令他無限著迷。
「對獨立導演來說，你站門外往裡望，你以為是『窮』，其實不是。你身在其中親身經歷，還是願意堅守，不願意接受『遊戲規則』。」蟬鳴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目前，國內大部分獨立電影只能參加線下展映或電影節。承嘉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國內大的影展很少，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一年能入圍的只有那麼幾個。不入圍不代表一定就不好，可能就跟今年評委的口味有關係。但你投過之後，你下一年就不能投了。」
「我去了影展才發現，所有公司方、投資方尋找的都是下一個文牧野。」蟬鳴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邵然通過一家電影節投遞中介公司分別向荷蘭、馬德裡、洛迦諾、柏林等地幾個國際電影節影展投遞作品，每一個電影節的報名加中介費都在兩千元左右。邵然拿到了一個入圍、三個提名、一個獎項。那時他正在重慶拍紀錄片，沒能去馬德裡領獎。
邵然對自己的作品仍然信心不足。在北京參加電影沙龍時，他撥開人群拿著電腦把作品放給《三峽好人》的主演韓三明看；在廣州參加劇本集訓的課間，他又拿給梅峰看；在北京碰到自稱拍電影或者混演藝圈的，他都嘗試把電影連結發給對方，之後都石沉大海，反而是那些和他年紀差不多的人更願意提供指導和幫助。
那段時間，邵然常常在網上搜索一個問題：獨立電影的出路是什麼？答案往往是找投資、得到圈內有話語權的人賞識、引入專業團隊、重新做後期……
《美森谷地》拍完後，經人推薦，王思去見了某發行公司，兩位主管看了他的片子，其中一位還沒有看完，就劈頭蓋臉說了一句：「太不好看了，太長了。」
「如果一部電影最後需要在道德上來照顧，基本上都說明技術不夠好。」導演鄭瓊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2018年4月，鄭瓊拿到了自己拍攝的紀錄片《出·路》的公映許可，隨後該片在118座城市做了419場放映，鄭瓊感慨：「當片子開始被觀看的時候，這才是生命真正的開始。」
《出·路》自2008年開始籌備，在六年拍攝、三年擱置硬碟無人問津之後，最終進入了院線。上映後，鄭瓊償還了10萬元欠款，還有15萬元將通過該片在視頻平臺的付費觀看所得償還。
5月，該片資源在網上遭遇盜版傳播，鄭瓊撰文：「我更期待，喜歡電影和紀錄片的朋友，能用合法的方式去看你們喜愛的片子；我也希望，喜歡《出·路》的人，可以用付費點播而不是傳播盜版資源的方式去支持它。」
「假設你的片子真的是好片子，那麼你無論用什麼方式來傳播，一定就像一顆石頭扔到水裡，泛起漣漪；如果沒有人在談論他們電影的內容，而在談傳播的形式，本身就值得商榷。」
《美森谷地》的整個拍攝團隊只有導演王思和妻子兩人，圖為王思正在湖北襄陽的麥地裡拍攝劇中兩位母親和解的鏡頭。（受訪者供圖/圖）
「所有獨立導演都想成為畢贛」
看過一些網盤導演的作品後，科班出身的承嘉斌發現了他們完全迥異於學院派的地方——畫面和風格更加「原始」「野蠻」，甚至常常不那麼合乎既定的創作規則。
「我不可能在中戲或北影看到這樣的東西，我們一直在繼承以往的一種審美，他們覺得這樣的東西才叫藝術。」承嘉斌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大多數受過學院教育的學生，會特別理性地把它當成工藝品在創作，做比較精細的打磨，但是他們可能像潑墨山水畫。」
蟬鳴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很多獨立導演的共性問題是資金不足導致的技術低於水平線，儘管表達很好，但技術粗糙就很容易被錯過、被誤解。
承嘉斌分析，藝術院校的學生也拍短片，但他們太清楚拍電影是怎麼回事，反而對這個行業沒有執念，甚至近乎麻木。但學院之外的導演身上有一種激情，「那個東西對他們來說太新鮮了，與他們生活的對比太明顯和強烈」。
承嘉斌的老師經常會提到一個詞——「十年之約」——如果你想當職業電影導演，那麼從畢業那一年算起，起碼需要十年的時間。這已經算是傑出的創作者了，幾乎很少學生畢業後會選擇成為獨立導演。
畢業季找工作時，別人問承嘉斌以前做過什麼。他回答：拍藝術片的。這時，聊天的氣氛往往就會變得微妙起來，雙方的共同話題也止於此。「（他們）還會問你，你喜歡商業電影嗎？」承嘉斌調侃，「難道我們的宿命是開一家婚慶公司嗎？」
2016年，當時讀大一的承嘉斌看了畢贛的《路邊野餐》，開始對獨立電影、藝術電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路邊野餐》上映時，王思正在旅遊，聽說國內有一個人拍了四十幾分鐘的長鏡頭，他很興奮——國內終於也有這樣的作品。
第二年，承嘉斌拍了自己的處女作《常州北》。他形容在片場就是他最自信的時刻，「那是我活過來的狀態。」之後幾年，他陸續參加了多個國內影展，每次都會和其他獨立導演，甚至一些已經拿過獎的導演聊起畢贛，這似乎成了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他們羨慕畢贛的經歷——如此年輕和天才，幸運地得到評委和業界的賞識。這一切都讓只能自己投資和埋單尋找出路的獨立導演們感到遙不可及。
「畢贛可能唯一執著的就是要拍什麼。他想表達的剛好和一部分觀眾想看的契合，即使他拍的不是一部特別主流的藝術電影。那個時候觀眾想看離自己現實生活很遠的夢幻場景。這是不可複製的，現在，很多人都弄跟他一樣的東西，但那個時間點沒有了。」承嘉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承嘉斌接觸過很多獨立導演，大多數人的年紀在27歲以上，有在電視臺、廣告公司的主業，賺到錢後再去拍電影，成本在幾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這麼多作品當中肯定會有遺珠，但絕大多數在大家眼裡就是不行。」
在王思看來，獨立導演、網盤導演都不如導演兩個字有誘惑力，他甚至願意去拍網絡電影。「（網絡電影）資金和演員都有，為什麼還拍那麼爛？同樣一個爛俗的故事，我可以拍得更精彩。」
「畢贛離我太遠了，我還能怎麼看呢？有很多人願意幫助他，但是我的電影都已經放在網盤了。」王思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對我來說，今年能進一些有國際反饋的大電影節，入圍或者拿獎，可以有資格拍第一部成熟的作品，這就已經算成了。」
「我和我父母發過誓，讓我走一走電影這條路，如果30歲還是沒有一點希望，我一定會回千島湖給他們養老。」邵然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原標題：《網盤上的導演：「讓我走一走電影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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