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父親張餘三「因公死亡」，母親是「遺孀」，那麼誰該為父親的「死」負責呢？
南都記者 張晗 發自哈爾濱
找到張餘三，是這個家庭三代人的心願。1968年6月11日，「文革」中時任黑龍江省水產局供銷公司財會科科長的張餘三，由家中被造反派帶往「學習班」反省。兩個月後，他失蹤了，至今生死未卜。
2013年12月末，張餘三妻子趙淑芬過了87歲生日，外孫女史睿桐為了卻外婆心願，發起網絡尋人。
走不出「學習班」
1968年6月11日，一輛解放牌汽車來到哈爾濱市宣禮街，車上下來幾個人，直奔張餘三的家。
張餘三時年45歲，任黑龍江省水產局供銷公司財會科科長。張餘三妻子趙淑芬回憶，進入家中的共三四個人，均為黑龍江省水產局的造反派，為首的是曹某。這些人將抱病在家的張餘三拉上車，聲稱去參加省財貿幹部的學習班。
學習班全稱「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在全國大規模開展，被認為始於1967年底。這一形式，起初被用於學習毛澤東思想，以形成思想認識上的統一。但發展過程中，不少學習班成了階級鬥爭的工具。
黑龍江省的學習班，始建於1967年。據黑龍江省志記載，這年10月5日，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作出《關于堅決響應毛主席「鬥私批修」的偉大號召，開辦各種學習班，加強幹部教育，把全省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的決定》。20天後，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部署當年冬天以及第二年春天的要點工作，「以『鬥私批修』為綱，大力辦好學習班」在這時被提出。
張餘三被帶往位於通江街的黑龍江省水產局大樓，當天夜裡沒有回家。趙淑芬稱，第二天，她前往省水產局探望丈夫，張餘三表示，沒事，只是辦學習班，過一段時間就能回家了。但在學習班中住了兩個月，他仍沒能離開。在那期間，趙淑芬多次前去給丈夫送些日用品和換洗衣裳，她記得那段時間，並未見丈夫身上有傷。
鬥爭形勢，在張餘三失蹤前愈演愈烈。1968年7月25日至8月6日，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召開全省財貿工作會議。時任黑龍江省革委會主要領導潘復生作了報告，提出財貿戰線的任務是：狠抓「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右傾投降主義」，深入持久開展革命大批判，徹底清理階級隊伍，向階級敵人猛烈進攻。黑龍江省水產局即是財貿系統的單位之一。
1968年8月24日，趙淑芬帶著兩個女兒前往探望張餘三。這時張餘三住在省水產局大樓一樓左側的第二個房間，這裡被稱為「反省室」，與外界有鐵門隔開。
數十年後，女兒張濱蕊回想起這次見面，仍忍不住眼淚。她記得，母親喊了父親，但父親沒有聽到，多年後，她猜測父親的耳朵可能被打聾了。張餘三抱起了張濱蕊，張濱蕊看到父親的左眼和左臉頰腫了，有瘀傷。趙淑芬稱，後來有同被送入學習班的人告訴她，張餘三被人用報夾子毆打。面對妻子的詢問，當時張餘三沒有正面回答，「這是群眾運動，要相信黨，相信組織。多多理解吧。」
這是張餘三與家人的最後一次會面。1968年8月28日晚8時40分許，曹某等三人再次開著解放牌汽車來到張餘三家。趙淑芬得知，張餘三失蹤了。在她印象中，當天下午風雨大作。
那一天距今已超過45年，曹某等人已經離世，南都記者多番尋訪未能找到其他親歷者。1979年，省水產局黨組的一份文件對此有簡短記載，1968年6月11日，革命群眾組織揪鬥張餘三，將其隔離反省，8月18日晚(原文如此，家屬稱為文件有誤)，張餘三於反省室失蹤。
革命家庭變「保皇派」
張餘三失蹤的1968年，哈爾濱市志記錄了一組數據：全市共揪出「漏網走資派」3600多人，其中撤職罷官1400多人。
1968年5月到1969年1月，在「反右傾」中，全市共查出「反革命復闢集團」、「右傾翻案集團」、「反革命階級報復」等案件240起。逮捕了224人，判刑47人。市軍管會決定公、檢、法幹警分批離開工作崗位，參加清隊學習班。辦班後掀起四次深挖高潮，共立案528件，拘留52人，隔離反省273人，迫害致死15人，致殘8人。
張餘三失蹤的第二天一早，宣傳隊就來到他家，貼上了大字報，「打倒維護反革命分子施行的保皇派」。施行時任省水產局主要領導。張餘三的家人後來推測，張餘三被批鬥，可能是因為性格耿直，試圖維護領導，不想把財權交給革委會。
在張濱蕊的印象裡，父親是「毛主席的堅決擁護者」，他常召集家人，很多時候還包括鄰居向毛主席請示匯報。她仍記得父親帶領一群人，揮舞著毛主席語錄，喊著「萬壽無疆」的場景。當時，只有政治上可靠的人才能成為領讀者。
趙淑芬逐一數著家庭成員，她的哥哥和弟弟都是十幾歲當兵，上過朝鮮戰場，張餘三的哥哥則是殘疾軍人，「我們是革命家庭啊，能不跟黨走，能不幹革命嗎？」
但張餘三仍成了「保皇派」，他的失蹤成為了「畏罪潛逃」。張家境遇也因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張餘三失蹤前為行政16級，每月工資為110元，失蹤後，他的工資被停發。趙淑芬沒有收入，家庭失去了生活來源，她的父親曾建議她把子女過繼給兄弟們，但趙淑芬不同意。此後，她依靠父親和兄弟接濟度日。
趙淑芬回憶起往事，對於一些鄰居的慷慨念念不忘。因害怕與反革命分子扯上關係，鄰居們平日不敢走動來往，但到了冬天，有人會悄悄將煤、食物隔著牆送過來。早晨起來，趙淑芬和孩子們會看到堆在院子裡的饋贈。
但趙淑芬仍像失去了主心骨一般，常常會恍惚行事。大女兒張濱紅稱，一次，有鄰居給家裡送了玉米碴子，趙淑芬給孩子們熬碴子粥，但卻將一鏟子煤給填到了粥裡。張濱蕊則記得，有鄰居給家裡送了肉，趙淑芬要給孩子們炸肉，卻把面起子當成了麵粉，難以下咽。這些肉後來在家了放了很久，黴都長了老高還捨不得扔掉。
鄰居盛丁(化名)見過張家被貼大字報，「張餘三失蹤後，他們的家庭成分變成了反革命，受到了許多人的歧視。」盛丁當時只有八九歲，與張濱蕊是同學，他也曾像其他同學那樣，向張濱蕊吐口水甚至推打。「那個年代就是那個情況，不懂事」，他試圖向張濱蕊賠禮道歉。
還能再等幾年呢？
低頭做人大約兩年，張餘三家遭受的批判有所減弱。1971年開始，趙淑芬開始向上級及公檢法機關反映丈夫失蹤一事。隨後，鑑於趙淑芬和五個孩子生活困難，省水產局開始每月給他們發放生活費，按照每人每月4元標準，後來，提升為每人每月6元。
一份文件顯示，1972年起，針對張餘三失蹤一事，供銷社即成立了專案組進行調查。
儘管工資待遇等得到恢復，但在1974年之前，張餘三的家人仍被認為是反革命家屬。張濱紅稱，其進入長春電影製片廠以及入黨等事，均因成分問題遭到阻礙。張濱紅的弟弟則因成分問題，未能當上飛行員，趙淑芬稱，其子曾是黑龍江省僅預計招收的兩人之一。
直到1975年，供銷合作社政治部才出具了一份證明，表示未發現張餘三有外逃和其他政治問題，表現較好，家庭歷史、社會關係均清楚，張餘三失蹤不應影響其子女進步。
趙淑芬雖然稍覺寬慰，但仍對丈夫念念不忘。1977年，黑龍省水產局、省公安廳再次組成專案組。專案組走訪了哈爾濱到通河100多個社隊，訪問了300多名社員，發現並驗證了50多具屍體。但由於案件久遠，未能對張餘三失蹤一事形成定論。1978年，黑龍江省委指示，張餘三失蹤一案不能就此完結，要對案件及可能涉案的李某某、任某某繼續審查，作為清理冤假錯案的重要內容。但此事並無定論。
隨著時間流逝，張餘三失蹤事件的相關人員接踵離世，他的下落更是難以尋覓。曾有人勸趙淑芬「不要再找了，人已經沒了」，但這位獨自拉扯五個子女的母親，仍舊沒有放棄。
子女們長大成人，從母親手裡接過了找尋父親的擔子。然而，在2000年左右，不但張餘三仍然下落未明，他那延續了十數年的110元工資，還因為供銷公司的改制，而被停發。取而代之的是，給予趙淑芬遺孀撫恤費，每月65元。在這份文件中，供銷公司使用了「遺孀」和「比照因公死亡」等字眼。這令張餘三的孩子們難以接受，如果父親「因公死亡」，母親是「遺孀」，那麼誰該為父親的「死」負責呢？
張餘三和趙淑芬的第五個也是最後一個孩子降生時，張餘三為她起名張濱爽。爽字裡，大代表家裡的男孩，四個女孩則聚在他的周圍。他希望家裡人緊緊地在一起。但一轉眼，張餘三離開這個家已經45年。
2013年12月17日，趙淑芬度過了自己87歲的生日。孩子們稱，這些年，每次過生日前，母親都會情緒低落。趙淑芬說，「這些年我咋過的？他(張餘三)讓我相信黨相信群眾，我等了這麼多年，還能再等幾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