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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1927.2.14－2011.12.21），本名孫璞，字仰中，號牧心。出生於浙江省嘉興市桐鄉烏鎮東柵。畢業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著有散文集《瓊美卡隨想錄》《散文一集》等；詩集《西班牙三棵樹》《巴瓏》等；小說集《溫莎墓園日記》等 ；畫集《木心畫集》 等。
文 | 伍國，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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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過木心先生的《文學回憶錄》和一些散文詩歌作品，可以感覺到木心有很多靈光一現的哲思和妙語，有對文學，藝術的極為獨到和個人化的解讀和感悟。他的獨特的人生經歷和縱橫的才情的確是當代中國文化史以及海外華裔移民史上的難得的財富。公允地說，木心的批評者假如沒有在海外謀生的經歷，恐怕無法體會一個中年以後去國，獨自在異國的社會邊緣生存，同時抱有赤子之心的中國文人所經歷那種內心的磨鍊。僅僅認識到這一點，就會對他的存在多一點理解。他不僅僅是作為一個「悲劇」存在，更是作為一種力量。
另一種對木心的苛求，實則基於現有學科體制和文藝門類的某些偏見。現代社會的知識人，總難免下意識地被放進以及把自己放進固有的建制分類中去定義——是畫家，還是作家，還是詩人，還是音樂家，或是學者，而在每一種門類中，批評的觀者又難免持有慣常的標準——若是畫家，代表作是什麼，若是詩人，寫得最「膾炙人口」的是哪首？如果都沒有顯赫的「影響」，其人大概難免有點欺世盜名的味道。然而這種標準在最深處，似乎還是一種「評職稱」，「排座次」式的眼光。
李劼，文化思想史學者，作家，文學批評家，著有《木心論》
按照約定俗成的文藝門類和學科建制以及其中的最高標準來定義木心，顯然是尷尬的，當然這也是因為木心自己所涉獵的較多，難免被人一一放入諸種框子。我以為，旅美作家和學人李劼對木心的解讀最為公允。李劼認為，木心首先「美在洞見」，「最懂得自我救贖」，其出走與回歸體現了「高超的生存智慧」，這也是我看木心的一個基本的出發原點——就是他這樣一個思想者在離開，生存，回歸之間如何自處。他的生存策略中也有極強的自我控制力和謹慎。按李劼的批評性解讀，當這種自控體現在木心的小說創作中，他稍一生氣，又馬上超脫出來，因此無法像現代西方作家那樣帶著內心的極大張力和身體的病痛投入巨著的創作。
殷海光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描述過那種「在時代困局中焦慮掙扎的思想人物」。我以為，這可能是殷海光的自我定位，但也適用於木心，適用於王康這樣的人物。至於這個「家」，那個「家」，倒可以稍微靠後。而一定要封「家」，或許李劼先生也是對的：「木心骨子裡是個文學家」，「不是一個學問家」，而且 「木心並非文，史，哲門門精湛。木心於哲學混沌未開，於史學是依然朦朧，但他一論及文學，滿目彩屏。」
李劼論木心的小說，說是讀出張愛玲的閨蜜，或者胡蘭成的哥們的感覺（我倒不覺得胡蘭成能有什麼好哥們），就是完全的「民國味十足。」 即是說，木心的精神生活和語言風格頑強地停滯在上一個時代，以及他早年所特有的家庭和社會環境中。李劼提到喬伊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自畫像》，我卻首先想到納博科夫的回憶錄《說吧，記憶》。納博科夫同樣定格在一個已經逝去的時代裡，在他的幼年，學英語比學母語俄語還早，有專職的瑞士籍法語家庭女教師，整個家庭有著傳統的，對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親近。他在回憶錄裡用精妙的英語回憶帝俄時代童年生活的種種細節，寫下每一種植物的名稱，每一次遠行，結霜的秋夜，記錄每一個細小的心緒。
從流亡「文學家」這個角度，木心的狀態和心境意趣，和納博科夫或許是可比的，雖然，假如不得不回到世俗的眼光，則納博科夫的文學成就及其社會認可度遠遠高於木心。納博科夫一到美國就在《大西洋月刊》發表被美國人英譯的法語散文，隨即為《紐約客》撰稿，也是二者際遇天壤有別，而木心的生存方式更加「中國」，最終也心心念念要回歸故土。
木心在口授的《文學回憶錄》中表達出了對中西方文學經典和思想種種獨到的洞察。李劼認為，真正讀懂《道德經》的人沒有幾個，木心卻算一個，不過並不是學術的解讀，而是憑藉他「天賦的直覺能力。」 木心的直覺體現於一句句斷語：「事物的細節是規律性的，事物的整體是命運性的。」 當然，在嚴格和理性的「社會科學研究」 越來越居於壟斷地位，滿眼都是「關鍵詞」，「摘要」，「方法」，「模型」 的今天，很多人會對這類籠統的，智者格言式的表述感到陌生甚至排斥，但是只要改換一下思維模式，也會承認這樣一語中的，至少讓人思考的語言帶者一絲純粹理性以外的命運感。因此，李劼把木心的這種非系統，有時粗疏，但不時妙語迭出的表述稱為「花瓣式的精彩。」
李劼認為，木心「靈性十足，但不擅長邏輯性的構架或運籌」，難以進入大部頭的著述，但後來又把這歸之於「民國的貴族」的「慵懶」，這似乎就矛盾也顯得矯情了。思想缺少邏輯性和生活習性的慵懶完全是兩個概念，把慵懶和貴族掛鈎也令人生疑，畢竟懶就是懶，不會因為是貴族就懶得高貴，而懶的人裡同樣包括並非貴族的人。若是只談宏觀架構或者駕馭宏觀架構的能力的話，或許也是木心和納博科夫這樣寫作長篇小說的作家的分野。
木心似乎有意識地拒絕了架構體系——「我會作種種解釋，但不事體系。講麼一直在講。」他更認同帕斯卡，蒙田，尼採那樣不建構體系，而任由思緒奔流的詩性，斷續的，零碎的表達。我覺得，結構謹嚴的著作如同一棟建築，而隨想式的文字更像河流，意趣不同。如果是有意為之，就未必是駕馭力不足，而是一個思想者試圖超越文體限制的一種嘗試，如同錢鍾書著述《管錐編》，以筆記的方式整合跨度特別大而又顯得零散的思想。試想，以錢鍾書的智慧，如果願意寫幾本形式上中規中矩的，有引論有結論的章節體「專著」，又有何難呢。
無論如何評價木心的「成就」，我想，他在博覽群書，精讀部分以後所分享的自己的審美趣味和評判，比如認同拜倫的個人英雄主義，又同時對尼採內心掙扎感到心儀，對「修齊治平」 ，「內聖外王」 的排斥，批判「宗教以人自己的形象來塑造神是一大敗筆」，仍是值得重視的。
《木心論》，廣西師大出版社2015年版
他斷言，「歷史不屬於科學的概念範疇，屬於藝術的概念範疇」， 在我看來不無道理。他又斷言：「一切偉大的思想來自悲觀主義。真正偉大的人物都是一開始就悲觀，絕望，置之死地而後生」 ，我想大概如此。又如，「宗教和哲學的區別，一個是信仰，一個是懷疑」，對於聽講者，應該是有相當的啟發。他認為《詩經》重情，重愛情，在他這個個人主義者看來，寧願要《詩經》也不要西方的宏大史詩，讀來也令人會心一笑。當然他也不忘把詩經的「經」稍加剝離，因為一開始的確是只有「詩三百」沒有所謂「詩經」的。
他也下意識地在歷史人物中尋找一種理想的，實際是超越或試圖超越的人格—嵇康的內在，天生的陽剛，陶淵明式的踐行「中國式的自由」，尼採的自我。木心以歐洲古典音樂比附中國唐詩，或有不準確之處，但他的要點畢竟在唐詩，比如講「李商隱是唐代唯一直通現代的詩人。唯美主義，神秘主義」 就是貼切的。
從一些片言隻語能看出木心的文學審美趣味和寫作手法。當他談到自己的散文《童年隨之而去》，說「這種東西，和魯迅的《朝花夕拾》，是至情至性。」 從這裡一則看出他的魯迅《朝花夕拾》的很高評價，二是看到他對好的散文的要求：「至情至性」，然而木心又不是一味濫情，而是充滿自我審察的理性。一是當回答這篇文字是否紀實，坦承是「半真實」，即在虛實之間，這讓人想到魯迅的《藤野先生》也極可能是虛實之間，因而引發真實性爭議的一種半真實回憶散文。又說，「童年回憶，最易肉麻傷感。所以一當頭，不寫童年，很理性地寫，劈頭冷靜，但馬上拉我身上。」由此，《童年隨之而去》是以成人冷峻憶舊的方式開頭：「孩子的知識圈，應是該懂的懂，不該懂的不懂，這就形成了童年的幸福。我的兒時，那是該懂的不懂，不該懂的卻懂了些，這就弄出許多至今也未必能解脫的困惑來。」 通篇其實是刻意用理性去駕馭「至情至性」的。
他自然讀書極多，但寫散文的時候卻難得地不掉書袋，引名言，而是有意識地，「實在體貼」地去寫門，窗，樹，燈，我覺得這是老老實實地寫法，因為他會很容易掉進過於追求語言「華麗」或動輒引經據典的陷阱，然而他避開了。
木心擅長使用非學術的，形象化的語言，比如，論《紅樓夢》裡的詩「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 我對此的理解則和李劼先生稍有不同。李劼認為，這是因為《紅樓夢》的詩詞曲賦具有敘事功能，因而不能分割出來，我倒覺得，這個解讀太「實」。我猜想木心的本意是說那些詩如果抽離來看，本身價值並不高，但在小說中和人物的命運及情境（而非小說本身的敘事）融合時，讀來才別有一番滋味。也就是說，「好看」是純審美意義上，而非功能性的。
李劼也指出，木心對二十世紀文學和哲學的講解並不高明。他注意到，木心沒有讀過託馬斯·曼，普魯斯特，卡爾維諾，偏愛詩性的哲學家，而對邏輯性很強的哲學著述缺少研讀。因此，木心的直覺主義和詩性本能和他在講解中使用的流派，主義框架就產生了衝突，因為流派，主義本身就是理性思考的結果。另外，木心的閱讀困於漢語世界，所有西文典籍，他都依賴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文翻譯。上個世紀初赴美的木心令人遺憾地錯過了後來的西方名著漢譯高潮，卻苦於沒有英語閱讀能力。在我看來，如果木心對自己哪怕一篇短短散文的謀篇布局都以理性步步支配，似乎也不能誇大他直覺的一面，而從某一次訪談中木心認為dimly一詞的中譯「晦冥」比「模糊」更準確來看，其英語似乎也有一定功力。
木心對「兩希」—希臘文明和希伯來文明的鐘情和熟稔，在中國的作家/詩人（不包括專治相關哲學和歷史的專職學者）中，畢竟還是很特出的，而這一切實際上來源於特定地域和早年的教育。木心在接受訪談時言及：「人們不知道江南的富貴之家，在中國二三十年代已經全盤西化…我的兩個家庭教師，其一畢業於教會大學，這樣，希臘神話，四書五經，聖經，同時成了必須背誦的。」然而他對特定文化的「中心主義」也有清晰的否定：「凡倡言『中心』者，都有種族主義意識。」 他有一種世界主義的格局：「現代文化的第一要義是整體性。文化是風，沒有界限。」
我絕非木心的崇拜者愛好者也非反對者，只是因為好奇大略讀過一些，卻的確接受和認同李劼先生的感嘆，即使這縱橫四海的講談缺陷眾多，不成教科書般的體系，但是「這天底下，能夠如此暢談文學的，不知還能有幾個。」作家木心的意義也不在於究竟把各種「家」 都恰如其分地貼在他的身上，並且讓每個相關領域的人都感到眾望所歸。至於身後被他人拔得過高，或者被膜拜者庸俗化，貼上本來就已經不值錢的「大師」標籤，又再被拉下來，這些事情確實和木心本人已經無關了。
也許還是這樣看合適——一個淵博的，具有跨文化視野和經驗的作家和某種意義上的「通人」，在理智和情感間往還的精神「浪子」（木心說「藝術家是浪子」），從「受難者」，「倖存者」到最終成為一個 「自我救贖者。」
參考資料：李劼，《木心論》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原標題：《該如何定義木心——從「受難者」、「倖存者」到「自我救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