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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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報警電話，往往讓公安機關成為最先介入家暴事件的公權力部門，在很多時候也成為了被詬病的對象。「家暴找警察，但是警察不受理，說了兩句就走人了，我該怎麼辦?」
家暴受害者的需求非常多樣，需要擺脫家暴、需要離婚、需要情緒發洩......但是警察只能做到「抓人、關人」，這能在一定程度上給予受害者安全感，卻不是解決家暴問題的終點。萬飛很清楚，在法律準則之外，許多家暴事件中的「好壞對錯」難以界定。
退休警察、反家暴公益人萬飛一直強調，遭受家庭暴力以後，最有效的求助渠道是打110。但報警之後，還應該做什麼？《反家庭暴力法》施行四年多以來，這依然是個問題。
萬飛曾是湖北監利市的一名法制警察，2015年開始從事反家暴工作，成立「藍天下婦女兒童保護協會」（以下簡稱「藍天下」），推出「萬家無暴」項目，探索出了「婦聯+公安+社會組織」的反家暴聯動模式。
在由多個職能部門和社會機構組建的溝通群裡，當一條家暴線索出現後，公安機關對施暴者做出懲處、婦聯和民政部門為受害者提供生活保障，而公益組織也給予必要的心理疏導。在這當中，政府職能部門介入的效果顯著，「藍天下」最早服務的兩個縣級市中，拘留的41名家庭暴力施暴者，沒有一人再犯。在警方出具告誡書後，家暴的復發率也只在1%左右。
「受害者的需求非常多樣，一個機構解決不了。需要擺脫家暴、需要離婚、需要情緒發洩......」服務了近3000名家暴受害人以後，萬飛更有體會，公權力部門不是解決家暴問題的終點，但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這一切由一通報警電話開始，之後是相關部門的及時介入，以及社會組織的服務，真正讓家暴不再只是一樁「家事」。
▲ 一名女子遭遇家暴後想要輕生，「藍天下」成員到場參與勸說。
▌「打110」
那個女人的情況很危險，她站在6樓樓頂，四周毫無遮擋，因為離婚不成，哭鬧著要自殺。2018年6月底，監利市的消防、公安、醫生都聚集到這棟樓下。事情涉及到家庭婚姻問題，出警的民警第一時間通知了萬飛。
女人癱坐在樓頂，一條腿掛在房簷邊上，情緒激動。萬飛勸解不成，又找來了「藍天下」的會員楊忠，他是監利市的一名法官。
女人的情況一點點清晰：丈夫家暴，她想要離婚，但丈夫告訴她，離婚可以，必須先拿錢來。以自殺相威脅，是她當時想到的唯一辦法。
楊忠把工牌扔了過去，「你要離婚得找法院對不對，我就是法官。你下來我陪你去辦手續。」自九點二十分爬上樓，一個小時後，她終於從樓頂下來了。楊忠先一步陪著她到法院立案，公安局負責將男方帶來。兩個小時後，在執行法官的調解下，雙方籤署了離婚協議。
這是「萬家無暴」一次成功的聯動。第一時間對接了公安局、法院，最短時間內解決了一次家庭暴力引起的危機。
2014年，當時還是監利縣法制大隊隊長的萬飛，組織民警去學校普及女性自衛知識，並以此為契機，在2015年註冊成立了「藍天下」公益組織。同年3月，他們接到了多位被家暴者的求助，意識到家暴問題的嚴重性，決定推出「萬家無暴」項目，項目的核心是公安局、婦聯、其他政府部門以及社會組織的聯動。
多年下來，萬飛深有感觸，即使《反家庭暴力法》已經推行了4年多，很多受害人並不知道這部法律，更不用說以此維護自己的權益。很多警察也依然認為家暴是家務事，不想過多牽扯其中。與之相對的，是在《反家庭暴力法》施行前，已有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和《刑法》也完全可以用來處置家庭暴力。事實證明，隨著政府職能部門的介入，無論是判刑、拘留還是告誡，對解決家暴問題都有明顯的效果。
萬飛介紹，監利和潛江兩個「萬家無暴」最早的項目試驗區的數據反應出，拘留的效果最好。目前，這兩個縣級市共拘留過41名施暴者，他們中沒有一人再犯。警方出具的告誡書也將家暴復發率由口頭處置的12%左右降到1%出頭。
萬飛遇到過一位施暴者，結婚19年，妻子被打了200多次，很多時候，他事後完全不記得自己打了人。最後一次，他的妻子報了警，施暴者被拘留了10天。萬飛去拘留所給他做測評和心理幹預，教他管理情緒。至今，距離最後一次施暴已超過1年半，萬飛後來幾次回訪，曾經的施暴者都沒有再打人。
▲與政府部門聯動是「藍天下」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
▌聯動
在萬飛開始做反家暴工作時，《反家庭暴力法》還在醞釀中。2016年3月1日這部法律正式開始施行，這也成為「萬家無暴」項目聯動更多政府部門的重要依據。
《反家庭暴力法》共六章三十八條，寫明了包括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司法機關、婦女聯合會等在反家暴中的職責：警察要對施暴人出具告誡書，人民法院要受理當事人的人身保護令申請。「政府部門開展工作必須要有依據，要麼是法律、要麼是制度，公益組織要和他們對接，就要把這些東西擺出來。」萬飛說。
對於「萬家無暴」項目的出現，當地婦聯很歡迎，還給予了部分資金支持。監利市婦聯副主席羅靂對深一度記者說，此前，婦聯在面對家暴問題時，沒有執法權，很難第一時間獲取信息，人手也有限，只能做一些幫扶和救助。她很看重萬飛的從警經歷，能獲得很多110報警信息，更及時的掌握家暴線索。
最近幾年，監利婦聯和社會組織的連接越來越緊密，逐步嘗試把自己做不到的專業技能工作，交由社會組織代理。同時，在社會組織與其他政府職能部門對接中存在的限制，婦聯也可以發揮自己的作用。「因為我們是公對公的關係，優勢會更大一些。」羅靂表示，有的當事人離婚官司遇到取證的難題，婦聯還可以通過當事人所屬的社區村幹部、鄉鎮的婦聯了解情況。
當「藍天下」嘗試聯動監利市公安局時，婦聯也成為了其中的一環，萬飛拿到了一份以婦聯名義出具的函件，上面陳述了《反家庭暴力法》中對於公安機關的要求，希望進一步重視反家庭暴力工作。萬飛說，列出法條的目的是，指明作為反家庭暴力的重要職能部門，及時調查取證和依法處罰加害人是公安機關的法定職責。「這就是我們的工作方法，把明確的法律法條拿給負責人看，他就沒有理由推脫。」
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施行，這之後二十天，監利市發出了當地第一份《家庭暴力告誡書》。求助者是一名2001年出生的男孩，因為被父親打，報了警。
與監利市公安局合作後，110接警臺的接警員一旦接到家暴警情後，會發送當事人基本信息到「監利110家暴群」中，群裡除了「藍天下」的相關工作人員外，還包括縣鄉鎮婦聯、法制大隊、法律援助中心、律師事務所、救助站等機構。
最初群裡收集到的信息並不多，後來萬飛想了個辦法，2017年開始，「藍天下」對每條由接警員反饋的涉家暴警情予以5元補貼。他特別強調，補貼是因為這並不是接警員的份內工作。「他們不是警察，只負責接報警電話，然後調配警力。他們值班也很忙，報警電話後半夜都不停。」此後，他們收集的家暴信息大量上升，2018年共接到了419個家暴信息，是2017年的3倍。
對汪橋鎮一個被家暴的12歲男孩的救助，就是從一個視頻的共享開始。2019年底，監利市一位團委的幹部發來了視頻：男孩只穿著內褲跪在路上，被一個成年男子用竹條抽打。萬飛非常肯定這是家暴，不過十多分鐘，他就趕到了視頻中的地點，第一時間通知了當地派出所。
他們了解到，受害人與施暴者為父子關係，男人有過四次婚姻，男孩是男子與第三任妻子所生。男孩的身上，新傷舊傷已經疊在了一起。最終，派出所對男孩父親做出了行政拘留10日的處罰決定。
「藍天下」的工作人員一直跟進對男孩和他繼母的心理療愈，婦聯幫男孩向監利市人民法院申請了人身安全保護令，要求「禁止被申請人毆打、威脅受害人」，「禁止其忽視、冷遇受害人」。男孩的父親被釋放後，拋下家人不知去向。民政部門又對接福利院，出錢資助男孩的生活保障，婦聯則對接了教育局幫助他重回校園。
這個過程被萬飛看作多個部門組織聯動的「模板」，「家暴事件太複雜，不能期待某個機構單獨解決所有問題。需要大家打破信息壁壘，在各自專業的領域貢獻力量。」
作為「藍天下」的工作人員，對於一起家暴事件的介入，幾乎始自警方出警的同時。他們要與受害者儘快取得聯繫，了解傷情、告知自我保護措施，還要評估出警情況和處置結果，提醒受害人及時取證。評估需求後，在監利、潛江的家暴受害人，他們都會爭取上門服務，若是全國其他地方，就線上提供包括心理諮詢、法律援助等在內的多項幫助，再根據需要，指導受害人對接相應的部門。
最初「藍天下」只服務湖北省內的監利和潛江兩個市，最近幾年，萬飛先後到西安、內蒙古開展講座，培訓警察如何解決家暴警情，內蒙古的一位治安大隊長主動聯繫他，希望做些事情。這也是萬飛的工作方法，「讓隊伍中有更多的警察志願者。」
▲一份規範的家庭暴力告誡書。
▌難開的告誡書
「藍天下」的心理諮詢師季碧梅告訴深一度記者，在幫扶的過程中她發現，很多地方的警察和法官至今對《反家庭暴力法》的條款還非常陌生。即使到現在，很多省市都需要他們提供告誡書的模板，在這背後，是理念的滯後。
季碧梅說，每次接到求助，他們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詢問對方有沒有拿到《家庭暴力告誡書》？如果沒有，他們會第一時間把《反家庭暴力法》的內容發送給對方，「這個是必需要拿到手的。」
《家庭暴力告誡書》是《反家庭暴力法》中對家庭暴力受害人重要的保護手段之一，也是對施暴者的警醒。報警了，沒有任何書面材料，依然會留有隱患。
萬飛很認可湖北荊州市和監利市公安局的做法，當地拍了兩期反家暴教學視頻，實行全警培訓，把處置家暴警情的方式由口頭改為書面。在對警方的培訓中，萬飛常講，及時開具告誡書對警察來說也是一種保護，能證明警察已規範作為，「即使發生類似最近網紅拉姆那樣的升級事件，他們也不會因沒依法作為而被追責。」
「告誡書對施暴者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它比口頭教育的威懾力大很多。」萬飛做過統計，截至2019年，監利縣開出了六百多份告誡書，復發率百分之一點多，口頭警告的復發率超過了百分之十。但在其他省市，很多當事人對告誡書的意義不重視，職能部門也一知半解。
2020年4月底，一位來自北京的當事人在聽過一次直播分享以後，加了萬飛的微信。最近再次被丈夫家暴後，她第一次選擇報警，她向警察要求開具告誡書，但被拒絕了。警察告訴她，本地沒有這個政策，只有外地才可以開。她不懂法，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萬飛找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下發的文件：《北京市公安局反家庭暴力告誡工作規範》。當值的警察看到這份文件以後，回覆說要去查一查。在查到這份文件之後，他們開出了這家派出所的第一份《家庭暴力告誡書》。
「北京不是沒有，而是這個派出所沒有學習。」萬飛說，很多基層派出所都有這樣的問題，對文件學習不夠。「我們要做的就是用法律、規章制度反作用於執法部門，推動他們開展工作。」
為了拿到一份告誡書，有時候可能還要用些「特殊手段」。
來自貴州的一位當事人，凌晨被老公打，挨到第二天早晨報警，警方同樣拒絕開告誡書。即使萬飛已經把法律文件發了過去，對方還是很堅決。當事人不知所措，萬飛告訴她，那就不走了。一直耗到晚上，她終於拿到了告誡書，也是當地的首例。在面對不作為的公安機關時，萬飛還曾遇到過當事人以錄音相威脅才拿到告誡書的情況。他坦言，「不得已的時候，這也是一個方法。」
萬飛收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家庭暴力告誡書，從內容到名稱，五花八門。有派出所給出告誡書的依據不是《反家庭暴力法》，而是《治安管理處罰法》。佛山市一派出所開出的告誡書叫《反家庭暴力告誡書》，常州市公安局的告誡書名為《制止家庭暴力告誡書》。萬飛說，「這在語法上就是不通順的。家庭暴力告誡書是在告誡家庭暴力這種行為。反、制止，你還告誡什麼？」
在眾多告誡書中，最離譜的來自蘇州市的一個派出所。該份告誡書把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姓名寫在了最前面，緊接著陳述「你實施的家庭暴力行為」、「現對你告誡如下」......
「我們是法治國家，要有規範的法律文書。全國出現了從名字到格式完全不同的告誡書，這非常的不規範。」萬飛希望先從最基本的法律文書上做出改變，「一直這樣下去，是很奇怪的事情。」
一紙告誡書，看似只是一個告誡，背後展現的是公權力機關對家暴的態度。告誡書一般一式四份，警方存檔一份、一份交給家庭暴力受害人、一份交給家庭暴力加害者，另一份留社區（村委會）保管。
更重要的意義還在於它是當事人被家暴的證據。萬飛說，規範的《家庭暴力告誡書》應該寫明時間、地點、造成的後果、相關證據和被告誡人的籤名，這在離婚的時候可以作為很重要的證據。
作為法官，楊忠也很認同，案件審理要有證據支撐，有了告誡書，法官可能會對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所傾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對判決有決定性作用。「有的家暴受害者，即使有醫院的門診病歷，但沒有報警記錄，沒有《家庭暴力告誡書》，沒有《人身保護令》，我們也無從判斷。」
▲諮詢師季碧梅在給被家暴的12歲男孩做心理輔導。
▌麻煩的家務事
一通報警電話，往往讓公安機關成為最先介入家暴事件的公權力部門，在很多時候也成為了被詬病的對象。「家暴找警察，但是警察不受理，說了兩句就走人了，我該怎麼辦?」網絡上，隨處可見這樣的求助帖。
萬飛說，有的基層民警在執法時一定程度上還把家暴視作家務事。但不可否認的是，警察在家暴警情的執法中，被很多複雜的因素影響著。
監利作為一個縣級市，每個月最多有近一萬警情，平時的數量大概是六到七千。這其中，家暴警情大約四十個左右之間，最多時能達到一百個。這其中，監利市紅城派出所每天的警情大約30個，家暴警情每個月只有個別兩三個，這並不是他們工作的重點。
紅城派出所的一位警官告訴深一度記者，雖然他們遇到的家暴警情相對較少，但家庭矛盾特別難處理，會牽扯很大的精力。有的兩口子打架，若是把丈夫拘留了，妻子一定會跑來鬧，「我只是想讓你們教育一下，你們怎麼就關起來了。」
還有的公婆也跟著鬧，「不解決不能走」。警察想帶回派出所解決，老人不依，就要在家解決。有一家人的家暴問題兩年都還拖拉著：老大的妻子打了老二的兒子，婆家又打了兒媳婦，媳婦的娘家又牽扯到一起。「畢竟是一個家庭，如果沒有這些，我們直接該拘留拘留就行。」民察也很無奈，「這玩意兒，很麻煩。」
有一些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也會成為幹擾。一個23歲的年輕姑娘被丈夫打骨折了，姑娘的父母親朋都很氣憤，強烈要求公安處理。但女孩自己不說話。當值的警官找姑娘做傷情鑑定，被拒絕了，籤字也不肯。沒辦法刑事拘留，最終只能對男方治安拘留十天。「只有極個別的受害人會強烈要求並配合公安機關處理，很多人只是要公安局備個案。然後說一句，自己兩個人再解決一下，以後出現事情再說。」
這樣的難處同樣存在於民政部門。監利市民政局工作人員告訴深一度記者，包括救助站、鄉鎮民政辦、村委會等在內，他們有很齊全的機構設置。如果當事人遭受到家暴以後，主動來尋求幫助，他們一定會全力解決。但如果當事人不來聯繫，他們也很難主動去管。
這名工作人員解釋，監利現在有300多個村莊，每個村四到五千人，工作人員不超過5個，包括環境保潔、脫貧攻堅都是要負責的工作內容。主動走訪在個別基層工作人員看來是件比較虛的事，「他們覺得該幫助的已經幫助了，貧困戶、低保也都關照了。其他的事情就不那麼重要了。所以要想做好這份工作，基層的主要領導要有意識，這也是一個過程。」
作為婦聯工作人員，羅靂有時也很困惑，「有一些求助者是很盲目的，沒有訴求，也不知道要幹嘛，就是來哭訴、發洩。」他們求助的問題可能是：「我不知道該不該和老公離婚」、「我不知道該不該起訴他。」這讓工作人員沒法有針對性地實施救助，這類情況幾乎佔到了求助者的三分之一。
楊忠也很理解法官在家暴案中的難處，「婚姻家庭案子有它的特殊性，不比借貸案子，差多少錢，算得很清楚」。楊忠說，一些離婚案件之後，又牽扯出刑事案件，甚至是殺人案件。「作為法官，你有沒有足夠的判斷力？你的判決會不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加劇社會的不穩定性？這些都會增加綜合判斷的難度。」
▌對錯之外
當了多年警察，如今又從事反家暴工作，萬飛嘗試從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
家暴受害者的需求非常多樣，需要擺脫家暴、需要離婚、需要情緒發洩......但是警察只能做到「抓人、關人」，這能在一定程度上給予受害者安全感，卻不是解決家暴問題的終點。萬飛很清楚，在法律準則之外，許多家暴事件中的「好壞對錯」難以界定。
一個年輕姑娘給萬飛發來求助消息，男朋友讓她削水果，她不願意，對方頂了她一下，她反過來推他，「有點力氣，他差點滑倒。」男朋友又推了她一下，她想起之前男朋友欺負自己的種種，還手了。「他火了，把我按在地上，扇耳光，家暴我。」
另外一位求助者的丈夫喝多了躺在床上，她推他去洗漱，對方不動。求助者說，「我用衣服的帶子抽，他還是不動，我就用衣架抽他，也不動。最後我一不小心把茶杯打破了，他就以為我把電腦弄壞了，起來吼我，打我。」
「這哪是單向的暴力啊，你打他不是家暴嗎？她們都沒有意識到自己也在施暴。」萬飛說，這不是追求「完美的受害人」，但在一個家庭關係裡面，一定是相互的。除了個別的極端案例之外，大部分家庭暴力的產生都是雙方情緒的累積。除去為受害者提供人身上的保護，萬飛也一直希望，能給予他們心理上的疏導。
今年2月，一個40多歲的女性來求助萬飛，因為丈夫家暴，想要離婚。起因是疫情期間，夫妻倆開的小店沒法經營，被困在家。她愛學習，平時聽網課。老公打遊戲、看短視頻，她覺得他不求上進。「她跟我說，念叨了男的很多次，但他還是在那邊笑哈哈地看，她就煩得要死，把手機啪的一打，激怒了老公。」
萬飛一點點詢問：以前有沒有這種情況？男方是否打過你？求助者說都沒有。「這就是一個很典型案例。你愛學習是你的事，是美德。但雙方都已經四十多歲了，夫妻之間要互相尊重各自的習慣。」
發生惡性家暴以後，施暴的一方普遍會遭到從人品到性格的全方位否定。「打人這種行為肯定是不對的。」萬飛說，在這種前提之下，作為專業的反家暴組織，也要考慮施暴者的處境。施暴者也都是普通人，精神病和反人格障礙是極個別的。「每個人在家庭中都有自己的體驗和情緒，過多地否定、指責一方的過錯無助於解決問題。矯枉過正反而會影響反家暴工作，會加劇施暴者的反感情緒。」
萬飛說，求助者中有至少60%的人需要心理諮詢服務，學習如何處理親密關係。他希望能夠提前預防家暴的發生，讓當事人學會控制情緒，包括施暴者也包括受害者，「我們會引導求助者梳理自己的溝通方式和行為模式，看有無改進之處。家庭關係是個互動關係，只要一方有改變，另一方也會變。」
在萬飛幫助的諸多求助者中，有人給他發來了長篇個人感悟，其中有一段寫道：他動手是不對的，但是這個互動模式是可以改變的。之前覺得對方什麼都遷就自己，就越來越任性，甚至會居高臨下，言語中多有貶低、傲慢，無休止的發脾氣、指責，發生暴力行為兩個人都有責任，而且是可以避免的，只享受不付出不反思不花心思，換一個人，依然可能發生類似的行為。
臺灣地區一位家庭治療師的做法讓萬飛很受觸動，他請經常吵架、施暴的夫妻24小時背著錄音機，想記錄下雙方的衝突過程，結果他們1個月都沒有爭吵。諮詢師問為什麼會這樣，兩個人都說，一生氣就想到錄音機，如果先開口那不是我的錯嗎？在那一刻，沒有來自外界的警告，僅僅是一個錄音機，就讓他們度過了想要惱怒、動手的關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