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建築史的學子沒有不知道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和鑑眞大和尚的。鑑眞遠在一千二百餘年前為中日兩國文化、藝術的交流做出傑出的貢獻。今年大和尚圓寂周年期間，在中日兩國舉行紀念祭，是有其重大的意義的。
鑑眞所處的時代正是唐朝的開元、天寶「盛世」，是中國封建經濟和文化、藝術空前高漲的時代，是李白、杜甫、王維、吳道子、楊惠之、大小李將軍的時代。這時期中國的建築，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特別是經過漢、晉、南北朝以來的發展，也已達到成熟的時期，成為唐朝燦爛的文化藝術的一個構成部分。
兩晉、南北朝的三個半世紀中，佛法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的匠師們就在中國傳統建築的基礎上，創造了中國特有的佛敎寺塔建築。在這時期之末，佛法通過新羅、百濟而傳到日本；中國寺塔建築的影響也到達日本。大阪四天王寺、奈良法隆寺等日本最古的佛敎建築和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敎建築的血緣關係是無須在此贅述的。
唐朝統一穩定的政治局面下的經濟繁榮和文化、藝術、工藝的發展，為建築的發展創造了空前的有利條件，同時也向建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隋代創始的大興城的基礎上興建起來的唐首都長安以及洛陽等城市的城市建設工作，許多宮殿和無數寺覌的建築就是在這樣的條件和要求下所形成的唐代建築活動的三個最重要的方面。
長安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按全盤規劃建造的城市。像長安那樣有明確的分區——皇室居住的宮城、衙署所在的皇城和一般坊裡——和系統化的街道和坊裡布置的城市在當時是罕見的。
東漢的洛陽在布局上是《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裡，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租右社，面朝背市」的城市規劃理想的初步嘗試。但生活實踐證明，宮城梗居城中，造成了城市交通的不便。因此三國初年曹魏營建的鄴城和北朝末東魏營建的鄴南城就將宮城布置在城北部的中央，宮城以南全部是居住坊裡，改正了這缺點。隋、唐長安的全局正是鄴城、建康城和鄴南城的繼承和發展，這對於當時和後世中國的城市乃至鄰國城市的規劃，有著深遠的影響。
作為都城核心的宮城和宮殿，在這幾個城市中都採用了沿南北軸線左右對稱的布局形式，文獻紀載很多，恕不在此敘述。
唐朝的城市和宮殿，雖然現在已一無所存，但是解放以來，中國的考古學家已經在洛陽、長安等城市遺址做了不少工作。這些城市的城墻和城門遺址以及若干街道和市場的準確位置已經發現或發掘。鑽探發掘工作還在繼續進行。從唐長安大明宮麟德殿遺址可以看出唐朝宮殿的宏偉規模之一般。一些殘存的刻花磚和石柱、螭首等也顯示這些宮殿建築的藝術水平。
唐代皇室雖然並崇佛、道，但民間崇信佛敎的則佔大多數。南北朝以來建寺造像的功德，經過隋及初唐百餘年的發展，到了開元、天寶之世更臻全盛。從《京洛寺塔記》、《歷代名畫記》等紀載可以看到當時寺塔建築、壁畫、造像的盛況。
鑑眞的時代，正是上述這樣一個文化、藝術、建築百花盛開的時代。他自己就是一位熱心的建造者。佛敎史籍中說他先後十年間曾營造寺院八十餘所，造像無數。在他第五次東渡失敗，飄流到海南島之後，還在振州（今崖縣）大雲寺重建佛殷。
鑑眞東渡的主要使命是弘傳佛敎，但是圍繞著他的宗敎活動，他和他的弟子們對日本天平文化在漢文學、醫藥、雕塑、繪畫、建築等方面都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天寶二載他失敗的第二次東渡，同行的就有「玉作人、畫師、雕檀、刻鏤、鑄寫、綉師、修文、鐫碑等工手」多人。這說明大和尚對於弘法所需的各個方面技術人員的配備都是十分注意的。在建築和造像方面，在他和弟子們營建的唐招提寺中，為後世留下了珍貴的遺產。它不僅是日本建築遺產中的重要文物，不僅是研究唐代中國建築的重要參考範例，而且是中日人民千百年來傳統友誼的紀念堂。
唐長安城和宮殷，對於日本的城市規劃和宮殿建築也是有顯著的影響的。第八世紀中日本先後營建的平城京和平安京，在規劃原則上看，可以說都是和長安城完全一致的。雖然三個城市的大小，比例各有不同，但大體上都是方形城廓；宮城都位置在城中軸線的北首；都布置了正角相交的棋盤式街道系統，從而劃分出方形的坊裡；坊內各有「十」字或「並」形的小巷；幹道都直對一個城門；宮城正門都同稱為朱雀門，門前幹道同稱為朱雀（門）大街（路）。這一切當然不是偶合的。日本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和建築史學者早已指出他們之間的關係了。中日兩國的考古工作者各在本國的這些古城遺址進行了發掘，進一步明確了它們相同之處。在中國，解放以來對唐長安城城牆、城門、若干街道、坊裡和東西兩市的位置、尺寸，都已作了初步勘察或發掘，對於平城京和平安京的研究也將有所幫助。
由於明清以來的西安城正位置在唐長安宮城的故址上，對唐故宮遺址進行大規模的發掘工作是十分困難甚至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從文獻紀載略知其梗槪。但位置在城外北面的大明宮宮城和各城門以及含元殿、麟德殿等主要殿堂基址已經勘測或發掘。
大明宮的主要殿堂都是以南北軸線為依據而布置的。南面正門為丹鳳門，正殿含元殿在其北610米。從基址可以看出殿堂本身東西長約60餘米，南北寬約40餘米。臺基殘存部分高出當時地面約十餘米。從殘址上發現的柱礎（方1.40米，上作復盆）可以推測殿柱直徑當在70釐米左右，從而想像殿的宏偉規模。含元殿前左右兩側有東西向的宮牆相連，向前又引出翔鸞、棲鳳二閣。基址顯示，兩閣相距150米。含元殿利用龍首山為基。文獻紀載，有龍尾道上達殿基。在殿基前150餘米處發現的（已被農民掘出的）青石柱，長1.40米，被認為是龍尾道石扶欄的望柱。
含元殿之北約160餘米處可能是宣政門，又北約130餘米是宣政殿。殿址東西長近70米，南北寬約40餘米；兩側也有東西向的宮牆。
含元殿與宣政殿之間，還有若干基址，可能是門下省、中書省、弘文館、史館、少陽院、昭德寺等建築，尚待鑽探發掘。
宣政殿之北約60米處是紫宸門，又北約70米是紫宸殿遺址。殿址東西長度已不可考，南北寬度約50米。
紫宸殿迤北約200餘米是太液池。池南由東至西有排列不整齊的殿基七處，考古學家認為可能是太和殿、清思殿、珠鏡殿、蓬萊殿、金鑾殿的遺址（其中兩處待考）。
遺址比較完整且經全部發掘的是麟德殿。殿址在紫宸殿西北約600米，距太液池西岸200餘米。麟德殿的臺基南北長130米餘，東西長77米餘；臺分上下兩重，共高約2.50米。臺上由東至西有柱礎痕跡十排，每排由南至北為十七柱。原有墻壁殘基尚存，可以看出是由前後四部分構成約寬60米、深80米的龐大殿堂。殿前有東西階上達臺上。殿內主要部分的地面用精緻的花紋磚鋪墁。
麟德殿主殿兩側還有與之相連並列的鬱儀樓和結鄰樓；主殿與前殿相接處還有東西向的廊屋；兩樓與廊屋之間還有南北向的廊屋相連，形成兩個庭院；院內各有一亭——東亭和西亭，這一切都與文獻紀載符合。
麟德殿的周圍還有門、廊等環繞成一組群。目前我們所知道的還僅僅是它的平面梗槪的片斷。至於它的立體形象，則尚有待於研究復原。
從日本建築史家對於平城京、平安京宮殿的研究可以看出，日本兩京大內裡的宮殿和長安宮殿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它們同樣都有宮城環繞，城內分成若干個以圍牆和迴廊環繞的長方形庭院。每一庭院都沿中軸線前後配置若干座主要殿堂，左右以次要殿堂對稱排列。前後院墻正中都有門，左右墻也可能有門。每一座主要殿堂兩側一般都有廊屋與左右的院迴廊相連，分隔成一進進的庭院。這種庭院式的配置方法，唐長安和日本兩京的宮殿是基本上一致的。
從許多建築物的命名上也可看到許多一致之處。宮城內正殿都同樣稱為太極殿。宮城或皇城正門都稱朱雀門。長安宮城正門稱承天門，平安京朝堂院正門則稱應天門。應天門前左右有廊屋向前伸出，盡端各建一樓，稱棲鳳樓和翔鸞樓，而長安大明宮含元殿前也以同一布置形式安置了棲鳳閣和翔鸞閣。含元殿前有龍尾道，而平朝京安堂院太極殿前也有龍尾壇（文獻中亦稱龍尾道）。此外，平安時期宇治平等院鳳凰堂也是類似含元殿的布局。這些相同之處，都是中日兩國文化傳統之間血緣關係的明證。
當然，上面所舉只是當時中日兩國宮殿一些相同之點，至於不同之處，如唐長安的宮牆是厚實的版築土牆，城門一般都在城牆上建城樓，而平城京、平安京的宮牆和城門，則用迴廊式，門也就地築基。諸如此類的差別，不在此贅述了。
唐朝和平安時期的宮殿到今天已蕩然無存了。但唐招提寺講堂原是以平城京的東朝集殿遷建的。它是當時留下的一座宮殿建築的罕貴的實例。
總的說來，無論是長安還是平城京、平安京，無論是城市規劃抑或是宮殿建築，我們都只能從文獻紀載和考古發掘方面去得到一些不完整的知識，尚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
寺塔建築是唐朝建築活動中一個重要的範疇。其為數之多，分布之廣，遠遠超過了帝王宮殿。宮殿是帝王所獨有，而寺塔則具有廣泛的大眾性。自晉、南北朝有了寺塔建築以後，廣大人民的生活和城市山林的面貌都比以前豐富多了。隨同佛法之弘播，國家和人民以大量財富和勞動，以極大的創造性建造了大量的寺塔，成為中國文化遺產中極重要的一部分。
唐朝的佛寺組群，在中國今天已經沒有一個完整的了，僅能從敦煌壁畫以及少數其他繪畫中略見其形象。壁畫中所見，可能是槪念化的，但也可能是典型的:一般都以迴廊環繞殿堂；外圍廊的四角有角樓；一面設門，亦作樓閣形。比較詳細的殿堂形象，則可見自「經變」中。
至於現存唐代建築實例，除相當數量的磚塔:如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香積寺塔、興敎寺玄奘塔，嵩山法王寺塔、永泰寺塔、凈藏禪師塔等，日本先輩學者如伊東忠太、關野貞、常盤大定等，多年前就已做了調查研究。在日本，飛鳥、寧樂、平安等時代的寺塔，不但保存情況比較好，而且日本學者對它們所做的研究工作也多，本無須在此贅述。但有必要指出，如四天王寺、法隆寺、藥師寺等的伽藍配置和敦煌壁畫所見，可以說是一致的，對於中國隋唐佛寺組群研究是可貴的旁證。
對於中國唐代建築的研究來說，沒有比唐招提寺金堂更好的借鑑了。中國唐以前的佛敎建築在公元八四五年曾經「會昌滅法」的大厄。木構的殿塔，拆毀殆盡。雖然僅僅幾年之後，宣宗又復法，但安史之亂後，戰亂頻仍，生產被破壞，財力匱竭，被毀的佛寺即使有所重建，亦難恢復盛時的宏偉規模。因此，遺留到今天的唐代木構殿堂，據中國建築史家近三十餘年來廣泛的調查所知，僅僅只有兩處，更不用說完整的組群了。
這兩座罕有的唐代佛殿都在山西五臺山。其中較早的一座是南禪寺正殿，建於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七八二年），是一座倖免於滅法之厄的、會昌以前的佛殿。另一座是佛光寺正殿，是宣宗復法以後，大中十一年（公元八五七年）所建。這兩座佛殿興建的年代都在安史之亂以後，藩鎭叛亂此呼彼應，李唐政權日益危殆、民窮財盡的時代，大規模的興建已不可能。南禪寺正殿僅僅廣深各三間；佛光寺正殿也不過廣七間、深四間而已。顯然，充其量它們只能算是唐代佛寺中第二、三流的殿堂，是不足以代表唐代全盛時期的佛敎建築的壯麗規模和最高成就水平的。首先明確了這點，我們就可以它們為一種較低標準的依據，從而推想唐朝全盛時期主要大寺宏偉莊嚴的氣象了。
這兩座佛殿都遲於唐招提寺金堂:南禪寺正殿遲二十三年，佛光寺正殿則遲九十八年。據日本建築史家論斷，唐招提寺地址原是一位親王的舊宅，比起平城京的東大寺、西大寺等確實小得多，也不是日本當時最高標準的寺。因此把它和中國現存的兩座唐代佛殿做一些比較分析也是恰當的。
南禪寺正殿是一座極小的、平面近似正方形的小建築，只有周圍的簷柱而內部沒有金柱。殿頂是歇山頂（歇山頂日本稱「入母屋」）。柱頭上用雙抄偷心單栱造鬥栱，不用補間鋪作。殿內徹上露明造，沒有天花、藻井，梁架結構全部暴露可見。屋頂坡度僅及1:3弱。除了不用補間鋪作這一特點與唐招提寺金堂略似外，並無更多相同處，因此不擬在此做分析比較。
但是佛光寺正殿（圖一），雖然在年代上與唐招提寺金堂（公元七五九年）（圖二）相距將近百年，但在結構上卻極相似。
兩殿平面同是廣七間、深四間；同在內部用金柱一周；同樣是單簷四注頂；內部同樣在柱頭鬥栱上施月梁，梁上施小方格天花（圖三、四）。總的看來，雖然兩殿大小略有差別（佛光寺正殿平面34.00×17.30米，金堂27.88×14.55米），無論外觀或內景，它們都呈現了十分相似的形象和同一格調的風格，那就是唐代建築的風格。但在這共同風格之下，兩座殿在細部的處理上又各有不同之點。這些大同小異之處，正像兩個同胞兄弟之異同那樣。
就目前情況來說，兩座佛殿最主要的差別，除上述大小之別外，有下列四點：
1.屋頂的坡度。金堂現有屋頂的坡度比佛光寺正殿屋頂的坡度陡峻得多。佛光寺正殿頂約作1:2的斜度。日本建築史家指出金堂現有屋頂是後世改建的。從復原圖上看來，兩者坡度基本上相同，因此這差別本來是不存在的。這種比較緩和的坡度正是唐代建築的主要特徵之一。
2.前簷下牆壁門窗的位置。佛光寺正殿正面的牆壁門窗位置在前簷柱的一線上，前面沒有廊；金堂則位置在前金柱的一線上，在前面留出一道通長的廊子，使它的正面的效果和佛光寺正殿有顯著的不同。但必須肯定，這並沒有影響到它們的相似的風格。此外，金堂和正殿同樣都是七間之中，五間設門，兩端盡間開窗，這也就衝淡了它們由於有廊無廊而呈現的差別。
3.鬥栱的組合。就鬥栱的本身來說，金堂和佛光寺正殿之間的差別是很大的，當然，它們也有相同之處:同是雙抄（日稱「二手先」）出下昂（日稱「尾棰」。金堂單下昂，佛光寺正殿雙下昂）；第一抄跳頭「偷心」，不用橫栱（日稱「肘木」）。但是由於它們組合方法和細部處理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效果。
在「材」（即做栱和枋的標準材）的斷面上，中國（唐以來一直到清）的做法一般是高與寬作3與2之比，而日本（金堂及其他建築所見）的做法則似乎近於4與3之比；中國鬥的「耳」、「平」、「欹」三部分高度一般都作4:2:4之比，而日本鬥則似乎接近三等分。這兩種不同的比例就相對地加寬了日本建築的上下兩層栱或枋之間的距離。
在柱頭上的縱中線上，中國唐中葉以後比較通用的做法是在第一層栱以上就用層層相疊的枋；日本則用一層栱、一層枋相間。在這一點上，金堂的做法和中國唐代早期的做法是相近的（圖五）。
在佛光寺正殿的鬥栱上，已經用重栱，而金堂及其前後時期的建築都只用單栱。在日本，到了鐮倉時代（例如圓覺寺舍利殿），重栱才被比較普通採用。正如日本建築史家所說，這是禪宗傳入在建築上的反映。這時候，鬥栱上用重栱，如宋《營造法式》所示，在中國已經是通常的做法了。南禪寺和佛光寺所見，則是中國現存最古的實例。
下昂的處理手法上區別尤為顯著。金堂的昂嘴微微向上灣起，其截斷面與地平垂直，正立面上呈現矩形的平截面；佛光寺正殿（以及晚唐的敦煌壁畫和遼宋以後建築實例所見）的昂嘴不但不灣起，而且從上面向下斜截成「批竹昂」，呈現尖嘴的形狀。在昂嘴上的橫栱上，佛光寺正殿上所見，有耍頭與之相交，而金堂則沒有。
此外，佛光寺正殿上，在兩朵柱頭鬥拱之間用了比較複雜的補間鋪作，而金堂則僅僅在上下枋間用矮柱和一個鬥承託著。這是南北朝、初唐和飛鳥、寧樂的古風，在晚唐的佛光寺正殿上已經看不到了。
這些鬥拱的處理手法雖屬細節，但對於建築風格上卻有重大的影響。
4.牆壁的處理及其它。佛光寺正殿的外牆是中國北方常用的厚實的磚牆，而金堂的牆是較薄的牆。因此外簷一周的柱，在金堂上是完全顯露在外面的，而佛光寺正殿則除前面外，後面和兩側的柱是掩藏在牆內的。金堂兩側三間全設窗，而佛光寺正殿則僅最靠後面的一間設窗，在形象上也造成輕重虛實的區別。
至於內陣的布置，由於前面有廊，金堂內部就顯得侷促一些。但佛光寺正殿的佛壇長貫五間，而金堂則僅三間，這樣，侷促的感覺也相對減輕了。
儘管有這許多差別，總的說來，這兩座殿堂在風格上相同之處還是十分顯著。無論在中國或者在日本，一千多年前的木構殿堂都是極為稀罕的。這兩座十分相似的殿堂正可以作為當時中日兩國建築的研究上互作參證的最可珍視的實例。
在鑑眞大和尚圓寂一千二百周年之際，我以興奮的心情接受了中國佛敎協會轉來的日本朋友的囑咐，不忖愚昧，欣然執筆，以表達私心對於這位一千二百年前中日友好往來的偉大使者的崇敬以及對於日本朋友的深厚友情。
我出生在東京，後來在橫濱和神戶附近的須磨渡過了我的童年，到十歲時辛亥革命之後才回到我的祖國。五十餘年來，我並不諱言自己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深切仇恨，但腦子裡童年的美好回憶卻始終如一地縈繞著。我愛美麗的日本和我童年記憶中和靄可親的善良的日本人民。這裡面有在幼稚園和小學裡敎導我的師長，有在須磨海濱敎我遊泳的漁人，有我坐火車上學時每天在車上照料我的車掌，……還有許多當年在一起嬉戲的日本小朋友。
當然，在我開始研究中國建築史的時候，日本先輩學者如伊東、關野等先生的著作對我的幫助是巨大的。近年來我還接觸到好幾位日本建築師。我們都有共同的目標，為人民創造更美好的生活和勞動的環境，為中日文化交流，為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為亞洲和世界和平而奮鬥。
當我執筆凝思的時候，一個童年的回憶又突現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隨同父母到奈良遊覽，正遇上某佛寺在重建大殿。父母曾以一圓的香資，讓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塊瓦上寫下了我的名字。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童年的綿綿心意還同那片瓦一樣留在日本。我不知道當年是否到過唐招提寺，但是今天當我紀念鑑眞而執筆的時候，我仿佛又回到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同時，我也不禁有所感槪。一千二百餘年前，大和尚東渡弘法，曾經遭受多少挫折!但他和他的弟子們以堅韌不拔的精神，終於克服一切困難，衝破重重障礙，實現宏願，為中日兩國人民結下千百年的善緣，積下無量功德。他當年遭受了大自然的打擊，還多次受到唐朝官方的阻難，今天，在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之路上，美帝國主義和日本的反動勢力卻設下重重障礙，這是與兩國人民的願望相違的。讓我們學習鑑眞的崇高精神，粉碎一切人為的梗阻，為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的友誼的進一步鞏固，為兩國經濟、文化、藝術、科學、技術的交流互助，並肩攜手，努力奮鬥！鑑眞大師的精神必將日益發揚光大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