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學之父」——「文藝復興」的造神運動
伽利略被稱為「近代科學之父」，然而伽利略所使用的科學方法卻是來源於李奧納多•達文西。達文西被公認為是整個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最完美的代表，同時也是西方「近代科學」的開山祖師。
1452年的4月15日達文西出生於名為芬奇的託斯卡納小山鎮，阿爾諾河流過的山谷附近，當時這個地方是美第奇家族統治下的佛羅倫斯共和國的領地。
「文藝復興時代富於偉大的描述作品，這裡面包羅了人生經驗的全部。這時代的興趣的範圍，見之於一個人的種種成熟，他本身就是那個時代的縮影——就是那偉大的、全能的工程師、科學家和藝術家雷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1]
「李奧納多……幼年時他已經表現異常的才智，使他的同輩與後輩都覺得他的確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他的秀美的人材，優雅的態度，更是錦上添花，增進了他的思想與品格的力量。他對各種知識無不研究，對於各種藝術無不擅長。他是畫家、雕塑家、工程師、建築師、物理學家、生物學家、哲學家，而且在每一學科裡他都登峰造極。在世界歷史上可能沒有人有過這樣的紀錄。他的成就雖已非常，但與他所開拓的新領域，他對於基本原理的把握，以及他對每一學科中的真正研究方法的洞察力比起來，就微不足道了。如果說彼特拉克是文藝復興時代文學方面的前驅，李奧納多就是其他部門的開路先鋒。……在他看來，對於自然界的觀察與實驗，是科學的獨一無二的真方法。……李奧納多是從實用方面接近科學的。正是由於這個幸運的情況，他的治學態度才那樣的富於現代精神。為了要滿足他的各種技藝的需要，他才去做實驗，晚年時他對知識的渴求竟勝過對藝術的愛好，他作為畫家，因而不能不研究光學的定律，眼睛的構造，人體解剖的細節以及雀鳥的飛翔。他作為民用及軍事工程師，因而不能不正視一些只有了解動力學和靜力學的原理才能解決的問題。亞裡斯多德的意見，對於修改一幅不合畫法的繪畫，引水灌溉或攻取設防城市是沒有多大幫助的。在這些問題上，事物的實際情況，比無所不知的希臘人對於事物的實際情況應該怎樣的意見，要重要得多。」[2]
「但李奧納多也是哲學家，我們把他的思想方式和前一代的人比較一下，就可以看見有顯著的不同，那就是他差不多完全擺脫了神學的成見。羅吉爾·培根雖然愛好研究，也仍然以為神學是一切知識的真正頂點與歸宿，並且毫不懷疑一切學術如果了解得正確，必定不會與當時的主要教義發生牴觸。但李奧納多卻用完全不存成見的態度去推理。在他偶然論及神學的時候，他也對於教會制度中的惡習與不合理的地方坦白地、輕鬆地加以攻擊。他自己的哲學好象是唯心主義的泛神論。從這個觀點出發，他到處都看見宇宙的活生生的精神。但他又抱著偉大思想家的持平態度，看到不相干的惡下面的善，接受了基本的基督教義，作為他的內在的精神生活的可見的外在形式。他說，『我把聖經放在手邊，因為它是最高的真理。』他是君子，也是偉人，他絕沒有破壞偶像論者的狂熱。他生在教庭既開明又講人道的那個短短的時期裡。當時一切跡象好象都說明就要出現一個新的無所不包的天主教，既準許人們虛誠地信仰基本信條，也準許人們保持思想自由。這個夢想不久便成泡影，羅馬教會日益反動，思想自由不能不通過路德所開創的不足取的粗暴方法緩慢而艱苦地爭奪回來。李奧納多死後五十年，再要保持他那樣的態度，就不可能了。」[3]
「在文藝復興時代，畫家、建築師和工程師的職業是不分的。一位畫家也許會受他的城市或君主之召，也許出於自願，來鑄銅象、大建教堂、排洩積潦或圍攻城鎮。大匠總要懂得物料的性質，以及處理它們的手段。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家必須曉得所有這些，並且還要多許多；他必須有意識地仿照古代，把幾何學和力學灌注到他的工作裡去。雷奧納多·達·文西作為藝術家和博物學者，已經達到最高的境界了，而在這範圍內也顯示了他的最大才能。例如，當他向米蘭公爵自薦時，就提起他所能製造的若干軍用器械，最後還說，『在繪畫方面，我也不弱於別人。』從他的筆記簿裡，可以看出他怎樣敏銳地研究金屬工作和機器工作的各項操作，而他自己又怎樣成為第一位力學和流體力學大家。雖然註定失敗，他的最偉大的嘗試是想做到機械飛行——這是工程研究中的一件傑作，要觀察鳥類並結合製造模型、計算和按實際大小的試驗。
雷奧納多設計了並繪成了差不多不計其數的巧妙機械，從輾壓機到可移動的挖河機。……」[4]
在歐洲學者們的筆下，說是在中世紀歐洲的一個小鎮上，在蒙昧的精神狀態的籠罩下，忽然就出現了一位名叫雷奧納多·達·文西的「偉大的、全能的工程師、科學家和藝術家」，說是他發明了差不多供任何用途的機器，並把它們繪製得精良無比。達文西本人於是就成了「文藝復興」造神運動所塑造的一尊「西方神聖」。
作為「全能的工程師、科學家和藝術家」的達文西、不過是一則神話
「他能發明差不多供任何用途的機器，並把它們繪製得精良無比，但是幾乎沒有任何一件，而其中最重要的更絕無一件，真會起作用，即使他真能弄到足夠的錢來製造它們的話。文藝復興時代的工程師缺少靜力學和動力學的數量的知識，又沒有象蒸汽機那樣的原動機，事實上絕不能超越傳統實踐的限度。他的影響在機器發展上並不大，而是給學術界一種深刻觀念，即自然界的種種操作可用機械來闡明。」[5]
原來達文西繪製了大量的「機械製圖」，並提出「機械原理」，在天文、物理、光學、數學、醫學、建築、軍事、水利、地質學、生物學等領域，為近代科學的形成奠定了最早的基礎不過是一則神話。
達文西的所有發明，「幾乎沒有任何一件，而其中最重要的更絕無一件，真會起作用。」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行萬裡路」，孟席斯環球考察「地理大發現」遺蹟
為了探索在哥倫布之前，中國人的船隊與足跡早已遍布了包括新大陸的整個世界的歷史真相，英國歷史學家、英國皇家海軍退役軍官孟席斯（Gavin Menzies），曾跟隨哥倫布、狄亞斯、拉布拉爾和達迦馬的航跡行遍世界。他造訪了一百二十個國家，併到九百多個博物館與圖書館與中世紀末期的各大海港收集資料。
「過去十年來，我和朋友去那些仿佛遙不可及的地方——我們攀越安第斯山脈、喜馬拉雅山脈和興都庫什山脈，沿著亞馬遜流域航行，長途跋涉巴塔哥尼亞的冰川以及玻利維亞高聳入雲的阿爾蒂普拉諾（編按：西班牙語，意謂高原）。2005年，我們從塞維亞出發走過白銀之路（譯按：即Silver Way，西班牙西部一條南北向的古代貿易通道），從當年西班牙徵服者航向新世界的地方出發，往北抵他們的家園埃斯特雷馬杜拉。」[6]
無意間、孟席斯發現蹊蹺線索：中世紀的「水泵」
「沿途我們探訪了這些西班牙徵服者出生與成長的城鎮，託雷多是其中之一，艾爾·葛雷柯曾以精湛的技藝將此城美景盡收畫底。而令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這座設防山城用來從遠遠底下的河流汲水的中世紀泵。」[7]
「託雷多」是一座小山城，山城裡一座老建築摩爾式宮殿裡舉辦一個特別展覽，陳列著達文西及其馬德裡抄本，主要作品是達文西發明的水泵、引水渠、水閘和運河——這些都和這座小山城密切相關。
作為「發明家」的達文西
我們所了解的達文西是一名全能的發明家。達文西被作為中世紀這座小山城的水利設施「發明人」，發明了水泵、引水渠、水閘和運河也很正常。然而，我們不禁要問，作為一名畫家、達文西是從哪裡得來這些農機水利機械知識的呢？
「託雷多」小山城的「水利設施」展覽中有一則說明：「達文西（達文西）著手進行水道的透徹分析。1490年在帕維亞（譯按：義大利城鎮）邂逅法蘭西斯柯·迪喬治，對達文西的訓練而言是關鍵時刻，一個轉折點。達文西要寫有關水的論文。」[8]
原來，達文西之所以能夠發明這些水利設施，是因為邂逅了一位神秘人物「法蘭西斯柯·迪喬治」！
「法蘭西斯柯·迪喬治」何許人也？
「研究達文西的專家，拉迪斯勞·雷提博士（Dr. Ladislao Reti），曾對法蘭西斯柯·迪喬治·馬汀尼所著〈論工程暨其抄襲者〉（「Treatise on Engineering and Its Plagiarists」）一文有以下評論：
法蘭西斯柯·迪喬治·馬汀尼（一四三九~一五〇一）這位偉大的錫耶納畫家、雕塑家與建築師，跟他同年代的幾位工匠一樣，也對機械裝置的研究與發展感興趣。這很符合當時依然盛行的維特魯威傳統（Vitruvian tradition）。他的工程學專著至今仍鮮為人知，主要致力於民用與軍事建築，裡面有數百張各式戰爭器械的插圖，雖然小，但是畫得十分精美，還有起重機、磨坊、水泵等等。……有關法蘭西斯柯·迪喬治的藝術與建築作品，雖然已有一些研究發表，但是他在科技方面的作品，後人偶爾才會注意到。」[9]
達文西收藏過迪喬治的著作《論民用和軍事建築》
雷提博士隨後列出了收藏迪喬治的《論民用和軍事建築》（Trattato di architettura civile e militare）的圖書館和博物館，然後繼續說道：
還有一份不完整的手稿（佛羅倫斯「國立中央圖書館」與錫耶納市立圖書館所藏副本），一度為李奧納多·達文西所有。這份手稿日後特別重要，是因為達文西加了旁註和素描；手稿目前是在佛羅倫斯的羅倫佐圖書館[10]。此外，有幾篇論文及其圖畫的舊副本也在義大利其他的圖書館被發現，這反映出法蘭西斯柯之作品在早期所引發的關注。
這些論文手稿，特別是關於機械工程學與工藝學的部分，一直未被充分地研究或完整地發表。直到一八四一年，卡洛·普羅米（Carlo Promis）利用薩盧佐（Saluzzo）擁有的那份抄本，第一次發表了該論文[11]後，學者才獲得對於法蘭西斯柯·迪喬治·馬汀尼之作品相當準確的描述。……
薩盧佐抄本（上引）和羅倫佐抄本（就是李奧納多·達文西擁有的那份）雖然出自同一人之手，包含的圖畫也幾乎相同，但是長久以來都不歸屬於同一作者（法蘭西斯柯·迪喬治），因而造成更深的混淆。羅倫佐抄本在早期引人關注是由於達文西加進去的旁註。[12]
達文西的作品「B手稿」與迪喬治著作內容完全一致
「然後雷提博士列出該論文的內容：
在這些對開本中，我們可以找出不下五十種各類型的磨粉和輥軋機，包括了臥式風車……鋸木廠、打樁機、重量輸送機，以及各種絞車和起重機；滾柱軸承和抗摩擦裝置；機械車……許多的水泵和揚水裝置。……和一個非常有趣的揚水機或揚泥機，一定是離心泵的原型。……[法蘭西斯柯]描述了原始的進攻和防禦的戰爭器械，包括有後座液壓系統的槍。還有潛水和遊泳裝置，內容幾乎與李奧納多·達文西畫的B手稿完全一致。[13]
很顯然地，法蘭西斯柯·迪喬治是個創新精神令人驚異的設計者和工程師。他的著作《論民用和軍事建築》目前仍然有幾個版本。我和馬塞拉已經研究過在佛羅倫斯的副本，這個副本一度由達文西（達文西）擁有並加以註解。我們被他那一系列的圖畫所震驚：對我們來說，達文西似乎是位完美的立體繪畫員，他把迪喬治的機械圖拿過來，畫出更好的圖。達文西（達文西）在我們眼中的角色改變了；他是第一流的插畫家，而不是發明家。因為就我們所知，他所有的機械幾乎早就被法蘭西斯柯·迪喬治發明出來了。」[14]
迪喬治的著作哪裡來？
法蘭西斯柯·迪喬治著作中的一系列圖畫是他的原創作品嗎？不是。迪喬治從一個名叫「馬裡奧諾•塔科拉」的義大利人那裡繼承了筆記本和論文。
原來，法蘭西斯柯·迪喬治的著作來源於這位「馬裡奧諾•塔科拉」。
「迪喬治是一個大肆抄襲者。以下有八個例子是他掠奪塔科拉的作品，而迪喬治自己卻從未承認。
迪喬治有一張倒塌的塔樓圖，幾乎與塔科拉的一模一樣；迪喬治也同樣地複製塔科拉的水下泳者和馬背上的騎士（見《一四三四》網站）。
迪喬治的圖畫晚於塔科拉的，他採用了與塔科拉同樣獨特的投石機。他的能把縱向動力轉化成橫向動力的起重機與磨坊，以及輪槳船，是複製塔科拉的，他的測量距離的裝置、重錘式輪與牛轉泵亦然。在我們的《一四三四》網站上有多個例子。」[15]
歐洲技術發展史上的關鍵人物——「馬裡奧諾•塔科拉」
「從一四三〇年到他去世的一四五四年間，塔科拉創作了一系列驚人的圖畫，出版成為兩個合集《論發動機》（De ingeneis，四部）與《論機械》（De machinis），以及一補遺。他的主題涵蓋範圍相當了不起。《論發動機》的第一部包含港口、鬥式泵、騎馬的炮手、熔爐的風箱、水下潛水員、漂洗廠和虹吸管。第二部的特點在儲水池、柱塞泵、龍、帶有士兵的兩棲式機動車輛，以及用牛拉的酒吧。第三部包括鏈泵、潮汐磨坊、變速升降機、絞車、採石機、回收下沉圓柱的浮選機、施工用起重機、機械梯、風帆車和水陸兩用車。在第四部中，他著眼於三角測量、隧道工程、拔樁的機器、尋寶工具、風車與水磨，猴子、大象、駱駝的畫像，投石機、裝甲船、槳輪船、屋桁託梁和反光鏡。《論發動機》之後有《論機械》（約一四三八），主要是一冊軍事器械的圖畫（詳見第十九章）。
普拉格和斯卡利亞形容塔科拉在歐洲技術的發展上是一個關鍵人物。在他們看來，塔科拉結束了中世紀許多工藝行業的長期停滯，他的《論發動機》成為大家爭相仿效的起始點。」[16]
「馬裡奧諾•塔科拉」其人其事
「塔科拉於一三八二年二月四日在佛羅倫斯附近的錫耶納受洗命名。他的父親是一個葡萄酒經銷商，姊姊法蘭西斯卡（Francesca）嫁給家境殷實的絲綢商人。
為了易於保衛，錫耶納建造在一座小山上，下面的土地是沼澤地，所以取得乾淨的淡水和沼澤的排水是持續必需的工作。因此自然而然地，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就要熟悉引水渠、噴泉、輸水幹管和水泵，以及那些部署來保護城市的中世紀的武器——投石器等等。
錫耶納過去是個繁榮的城市，但受到南方的羅馬與北方的佛羅倫斯的威脅。神聖羅馬帝國時期，錫耶納是一個「自由城市」，但西吉斯蒙德皇帝（Sigismund）太軟弱，無力保護錫耶納。（在塔科拉的年代，皇帝正忙於胡斯戰爭[theHussite war]）
一四〇八年，塔科拉與皮革商人的女兒麥當娜·那納（Madonna Nanna）結婚，這使他的社會階層有所提升。一四一〇年，他被提名進入錫耶納法官和公證人同業公會，在那裡接受了六或七年的學徒訓練。他似乎經常考不及格。一四二四年，塔科拉成為一個著名的慈善機構「慈善會所」（Casa di Misericordia）的秘書，這個職位也擔任了十年。因此，那些造訪錫耶納的有力人士他應該都認識——例如教皇尤金四世、萊昂·巴提斯塔·阿爾貝蒂（在一四四三年），還有佛羅倫斯人布魯內萊斯基與託斯卡內利。
一四二七年，塔科拉開始寫技術性的筆記本，包含他「殫精竭慮」所獲得的那些知識。如同普拉格（Prager）和斯卡利亞（Scaglia）的說明，塔科拉在其筆記本中早期所記載的都是有關錫耶納的防禦工事和港口的運作。」[17]
一個小山城辦事員神奇地畫出了劃時代的「機械製圖」？
「塔克拉住在錫耶納，是個公共工程管理員，他從來沒有見過海，也沒有打過仗，但他卻可以繪製各式各樣的海上機械——槳輪船、蛙人、沉船起重機，以及火藥武器，甚至還有製作火藥與設計一架直升機的先進方法。
看來每一幅技術圖都是發軔於塔克拉，日後經過迪喬治與達文西加以改良的。……義大利偏遠山城一個的辦事員，既沒有出過國，也沒有受過大學教育，如何畫出這些驚人的機器的技術圖示？」[18]
「一個小山城的辦事員，怎麼會突然創作出來這樣大範圍的發明的圖冊，其中包括當時在錫耶納知之甚少的直升機與軍事器械？」[19]
科學史專家的見解
「普拉格和斯卡利亞這兩位依我看來是研究塔科拉的泰鬥，他們認為《論發動機》的第一和第二部大約是在一四二九至一四三三年出版。塔科拉大約在一四三四年或一四三八年開始第三和第四部，並一直工作到一四五四年他去世為止；《論機械》是一四三八年以後開始的，而附加圖畫則是在一四三五年左右。
根據普拉格和斯卡利亞的說法，附加圖畫大約在一四三五年以後插到這四冊書中，是塔科拉一個重大的改變。新技巧很具有小縮尺的士兵與發動機之特色，在最後兩本書與續集中，素描插入並以小字作註解。主要是軍事功能的發動機，其素描幾乎可以在第一與第二部的每一頁看得到；這些素描總是放在主圖的周圍，並且常常大量地展示。這一段在我看來，意味著其他作者（法蘭西斯柯·迪喬治）已開始在第一和第二部中為塔科拉的圖畫作註解。
塔科拉的圖畫在一四三五年後肯定被迪喬治增補過。保羅·加盧齊（Paolo Galluzzi）在其絕妙之作《發明的藝術：李奧納多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工程師》（The Art of Invention: Leonardo and Renaissance Engineers）中寫道：
塔科拉的籤名手稿《論發動機》第一、二部的最末幾頁有法蘭西斯柯·迪喬治所做的一系列注釋和圖畫（圖二十六）。沒有文件能更佳地體現出錫耶納工程研究的傳統之連續性。這些注釋和圖畫可以說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快照，抓住塔科拉與法蘭西斯柯·迪喬治薪火相傳的真實片刻。（Galluzzi,Art ofInvention,p.35.）
這個歷史鏡頭的複製品，經佛羅倫斯的科學史博物館附設圖書檔案館（Istituto e Museo di Storia della Scienza）慨然許可，在我們的《一四三四》網站上看得到。所以眼下我們可以說達文西有法蘭西斯柯·迪喬治的機械書籍，而法蘭西斯柯·迪喬治的機械書籍則是改編自塔科拉的圖畫。」[20]
達文西所繪「機械圖紙」與中國早期「機械圖紙」如出一轍
「比較達文西[21]的機械與中國早期的機械，可以看出它們非常相似，包括齒輪與大齒輪、棘輪、梢釘和軸、凸輪和凸輪形搖杆、飛輪、曲軸系統、腳鐐、輻條車輪、軲轆、鏈條裝置、吊橋、分段的拱橋、等高線圖、降落傘、熱氣球、直升機、多管機關槍、可拆卸式大砲、裝甲車、石弩、大砲與射石砲、漿輪船、水平旋轉式橋、印刷機、裡程表、羅盤和圓規、運河和水閘。
即使是達文西（達文西）的最忠實的支持者（就像我的家人和我）肯定也會好奇，他的作品酷似中國的工程學，是否純屬巧合？1434年中國人的來訪與六十年後達文西的設計之間難道有任何關聯嗎？
……不管達文西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身處的文藝復興時期隨處可見中國的影響。例如，阿爾貝蒂應用透視畫法於繪畫與建築學上的書籍。阿爾貝蒂的著作基礎是來自於中國用以解釋太陽系的數學。以中國的赤道系統取代阿拉伯人、希臘人和羅馬人的黃道坐標系統，是與古代世界的一個根本性的決裂，推翻了亞裡斯多德和託勒密的權威。」[22]
「馬裡奧諾•塔科拉」的「發明」來源於中國元代活字本《農書》
「塔科拉和迪喬治所「發明」和畫出的軸、輪及曲柄，每一種變化在《農書》裡都有圖示。這展現在用於鼓風爐的臥式水動力渦輪。此種複雜和精密的機械有一個臥式水驅動輪連接一條傳動皮帶。傳動皮帶提供副軸動力，該軸通過滑輪銜接到一個連著曲柄接頭的偏心曲柄，並且推動（通過搖擺滾輪和活塞杆）一隻風箱，將空氣打入爐中。
正如李約瑟所言：『這裡顯示的是重機械中從旋轉的轉換到縱嚮往復運動，藉由後來蒸汽機特有的經典方法，功率傳輸開始，但是往相反方向產生。因此，這項機械裝置的重大歷史意義，就在於它的蒸汽動力的形態起源。』
依我判定，塔科拉和迪喬治所描述的每一個類型之動力傳輸都見於《農書》。《一四三四》網站上有幾個例子。
迪喬治的圓柱起重機利用到嚙合齒輪、直角齒輪、風車與紋釘滾筒。
迪喬治在有操縱杆的貨車插圖（小手稿Codicetto）上，顯示了一個曲柄臂安上連杆，而且嚙合齒輪把橫向動力轉成縱向動力。
塔科拉的可逆式起重機圖（《論發動機》）有平齒與嚙合齒輪，將橫向動力轉成縱向動力，連同一個差動絞盤和平衡錘。塔科拉也是這樣設計。
「帶有葉片的立式水輪」說明了藉由嚙合齒輪、曲柄和連杆、凸輪和凸輪從動件以及直角齒輪，將縱向動力轉成橫向動力。
迪喬治的鏈泵是以獸力的臥式水輪來運轉，具有輪輻上的筒、偏心柄、鬥式泵以及連續傳動皮帶。」[23]
迪喬治抄襲了「塔科拉」和中國元代著作《農書》
「迪喬治抄襲了塔科拉和《農書》，這可以由加盧齊下面的一段話得到支持：
法蘭西斯柯的四個基本類別的機械錶現出一些有趣之新特色。首先，列入文字解說，用要點文字說明旨趣、原料與尺寸方面的數據、特別的建造限制以及特殊的應用，加強了機械裝置的圖示（《農書》裡面有文字解說）。……在一些磨坊的圖畫上，他對齒、輪和小齒輪半徑之間的關係採用定量分析。
不過，作者顯然一心想定出準則來整理他的材料——實際上，這種考量不僅在塔科拉的作品與法蘭西斯柯早期著作中是沒有的，連以前的所有機械書籍也沒有（《農書》是按照準則編排的）。……
有關磨坊的章節大大地擴增至五十八種單獨項目。……在《論民用與軍事建築》第一冊有關泵的章節同樣地也有擴增，探討了大量的這種裝置。相反地，有關貨車與『拖曳和起重裝置』的章節減少。……特別是吊起和搬運圓柱和方尖塔的機械數量更是大幅削減。縮小討論每種機械型態之基本例子，這個趨勢在所謂第二稿的作品（《論民用與軍事建築》第二冊）裡益發地展現出來。……只有十張磨坊的插圖留存，但現在它們完全是依照所用之能源加以排列：上射式戽鬥水輪、臥式槳（a ritrecine）輪、橫軸式風車、有飛輪承載金屬球的曲軸（a frucatoio）磨坊、人力的與獸力的磨坊（三種不同的傳輸系統之設計），最後有馬提供動力的踏車（二種設計；一種是牲畜從裡面轉動輪子，另一種是牲畜在外輪緣施加壓力）。[24]
加盧齊接著說：
因此，《論民用與軍事建築》連續的草圖追蹤法蘭西斯柯之工藝方法的進展，從可能極大量的例子，到少數「類型」的定義。它們每一種都體現了特定技術系統的基本原則，然後基本原則可變化無窮以適應不同工匠的需求。（迪喬治本人也在《論民用與軍事建築》第二冊中證實）『我們就此結束施工工程中有關拖曳重物之工具的章節，因為從這些人們可以輕易地引申出其他的。』[25]
我的看法是迪喬治以複製《農書》中的獸力的機械開始，接著他從《農書》複製中國利用臥式和立式水輪的基本的水動力機械，之後他改造《農書》的臥式和立式水輪，為各式磨坊和泵提供動力——就如同加盧齊所形容的。
他使用《農書》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說，憑藉嚙合齒輪使水力由橫向的轉化成縱向的。迪喬治透過大小不同的齒輪來改變功率係數，又透過凸輪軸及搖臂軸承來改變方向，以便設計一批水力的與獸力的鋸木廠，以及各種抽水系統。
加盧齊成功地總結了迪喬治所作的修改；迪喬治自己說：『從這些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引申出其他的。』」[26]
達文西「機械圖紙」是抄襲中國元代《農書》的「三傳手」
「達文西（達文西）之機械是迪喬治之機械的一流圖解副本和改良版。他運用其敏銳的頭腦洞察這些機械的本質，他沒有把這些機械當成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奇之作，而視其為諸多零件之組合體。根據加盧齊的說法，達文西能夠理解從數量有限的機制可以衍生出各式各樣的機械，他把這定義為「機械的原理」。正如加盧齊所言，他對機械和人體的解剖學觀察，被珍藏在一系列標示著現代科學圖解之誕生的精巧圖畫中。
藉由比較達文西（達文西）的圖畫與《農書》，我們已經證實了達文西精採地加以圖解的每一個機械的原理，中國人在比較簡單的手冊上早就用圖說明過了。」[27]
達文西的「發明」抄襲自法蘭西斯柯•迪喬治的著作《論民用和軍事建築》，而法蘭西斯柯•迪喬治的作品又是從馬裡奧諾•塔科拉那裡抄襲來的，馬裡奧諾•塔科拉則抄襲自中國元代的活字版《農書》。
原來從達文西之前開始，當時的提水機、碾米機、排水機、運河開鑿機等農業機械，都以中國原創的圖示為藍本，是對1313年問世的中國元代活字本《農書》（著者王禎）的抄襲！
「三傳手」抄襲簡歷示意
達文西 → 迪喬治 → 塔克拉 → 王禎《農書》（1313年元代活字本）
西方「科學革命」發端的關鍵人物——「馬裡奧諾•塔科拉」
從1430年到1454年間，塔科拉創作了一系列驚人的圖畫，集結出版了劃時代的科技著作《論發動機》（De ingeneis，四部）與《論機械》（De machinis）及其補遺。學者認為塔科拉在歐洲技術發展史上是一個關鍵人物，他的《論發動機》為開風氣之作，成為大家爭相仿效的起始點。
原來西方「科學革命」發端的排頭兵，既不是牛頓，也不是伽利略或達文西，而是中世紀小鎮這位不為人知的、名叫「馬裡奧諾•塔科拉」的神秘人物。
在這位神秘的排頭兵背後，隱藏著的秘密是中國元代王禎所著的《農書》。
《農書》是怎樣一部書？其來歷如何？
《農書》作者王禎,字伯善，東平( 今屬山東) 人,為元代地方官。曾任宣州旌德、信州永本縣尹。他提倡種植桑、棉、麻等經濟作物和改良農具, 政績顯著。在任旌德縣尹時編寫此書。王禎《農書》自序時間為「皇慶癸丑三月望日」，「皇慶癸丑」換算為耶誕紀年即1313年，「三月望日」就是農曆三月十五日。
王禎《農書》自序：「農, 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 或授之飢; 一女不織, 或授之寒』。古先聖哲敬民事也, 首重農, 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 至纖至悉。禎不揆愚陋, 搜輯舊聞, 為集三十有七, 為目二百有七十。嗚呼備矣! 躬任民事者, 倘有取於斯歟!皇慶癸丑三月望日 東魯王禎書」
《農書》的內容：從流傳至今的庫本及民間刻本來看，王禎《農書》有十三萬六千餘字, 插圖約二百八十幅。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農桑通訣》，包括有農業史和耕墾、灌溉、收穫、蠶繅等農業科技；第二部分為《百穀譜》分論了糧菜果木的栽培方法；第三部分為《農器圖譜》，是全書的重點和精華, 主要描繪了農具農機圖, 並附有文字說明, 為農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圖象資料。「在我國古代農學著述當中，本書算是篇幅比較大而價值也比較高的一種。全書十三萬餘言，插圖二百八十餘幅，除了估計沒有什麼學術價值的兩節以外，仍然保存完整。」[28]
《農書》的資料來源：「古先聖哲敬民事也, 首重農, 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 至纖至悉。禎不揆愚陋, 搜輯舊聞。」這裡明確說明，《農書》的資料來源於千百年來中國的社會實踐。
《農書》的流布：本書由於其實用價值較高，受到社會普遍承認，不僅在元代即有刻本流傳，如「據戴表元的序文，作者當時給他看的只是農桑通決和農器圖譜兩個部分。本書末後提到了江西命工刊板，那應當是與戴氏寫序大約同時。因而可以推想，當時刊行的應當也只是那兩個部分。……康熙廣永豐縣誌賢牧傳裡面曾說到作者「著有農書，刻於廬陵」，……後來莫友芝的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列舉本書的各種版本，其中有《元刊本》。」而且還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視，在明朝被收入《永樂大典》，到了清代又從《永樂大典》錄出抄入《四庫全書》，形成「庫本」。[29]
《農書》的編纂目的：「躬任民事者，倘有取於斯歟！」為了給負責社會產業的官員們提供無償的科技知識。這裡反映出來中國文化思想與西方專利觀念完全不同的思想路線。
就是這樣一部樸實的中國科技著作，輾轉流傳到佛羅倫斯，因其圖文並茂，被少數西方知識分子依樣畫葫蘆、並當成是自己的「發明專利」傳播開來，催生了西方的「科學革命」。
佛羅倫斯學者大量複製來自中國的各類知識
「佛羅倫斯數學家們似乎是從中國人那裡複製了不少知識，數量之多，如今讓我開始感到不安——關於數學、測量學、透視製圖學和密碼學，塔科拉、法蘭西斯柯·迪喬治和阿爾貝蒂從《數書九章》複製；雷喬蒙塔納斯複製郭守敬在球面三角學方面的成果；託斯卡內利和庫薩的尼可拉斯複製郭守敬在天文學方面的成果。我可以解釋一本或兩本中國的小冊子流入威尼斯人和佛羅倫斯人手中——但這麼多，又是如此廣泛的不同領域？似乎過於巧合——不大可能是真的！另一方面，有關託斯卡內利的知識轉移的證據無疑是真實的——有地圖為證，騙不了人。
不只看李約瑟的描述，眼下，去看中國的原著似乎是合理的。難道這些都被以某種方式斷章取義？或許也有許多中國的發明從來沒有被歐洲人複製。或許那僅僅是一個巨大的巧合。伊恩·哈德森（Ian Hudson）負責我們的研究團隊和網站的工作已有五年之久，他自願前往中國，上中國大陸與香港的圖書館去檢閱我認為歐洲人曾複製的那些原著。
他沒有發現任何異常，就我們所知——首先，塔科拉、迪喬治、雷喬蒙塔納斯、阿爾貝蒂、李奧納多·達文西（達文西）『發明的』所有事物似乎已見於當時的中國書籍，特別是星曆表、地圖、數學論著以及民用和軍事器械的作品。因此，轉移是如何發生的？」[30]
「近代科學」概念隨「文藝復興」而來
「在近代之初，科學還沒有與哲學分離，科學也沒有分化成眾多的門類。知識仍然被視為一個整體；哲學這個術語廣泛使用來指稱任何一種探索，不管是後來狹隘意義上的科學探索還是哲學探索。然而，這些變化已經發生。近代科學先驅者們的數學和實驗傾向，不可避免地導致分化成精密科學即實驗驗證的科學和純思辯的哲學。……科學的近代是跟著文藝復興接踵而來的……」[31]
歐洲「文藝復興」之火既由中國點燃，西方「近代科學」也因中國影響而來。
西方「近代科學」的中國源頭
被「神學」統治的千年黑暗的中世紀自身，生長不出近代科學。近代科學的源頭既不在古羅馬，更不在「古希臘」。
達•芬奇被認為是歐洲文藝復興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如果我們要在古今人物中選擇一位來代表文藝復興的真精神的話，我們一定會指出李奧納多•達•芬奇這位巨人。」[32]
達文西（1452年4月15日-1519年5月2日）是西方近代科學之父伽利略的先行者，他提出「理論脫離實踐是最大的不幸」，「實踐應以好的理論為基礎」的方法，後來得到了伽利略的繼承，並由英國哲學家培根從理論上加以總結，成為近代自然科學的基本方法，為近代科學家哥白尼、伽利略、克卜勒、愛因斯坦、牛頓等人的發明創造開闢了道路。
然而，正是這位在偉大「發明家」盛名之下的西方神聖，不折不扣地、大量地抄襲了來自中國原創的作品。
「追隨託斯卡內利和雷喬蒙塔納斯的歐洲人，是將他們的天文學建立在中國的、而非希臘的基礎上。越來越多達文西（達文西）的發明似乎早就由中國人發明出來了。」[33]
「近代科學」舉例：哥白尼「日心說」來源於中國
哥白尼的理論直接抄襲雷喬蒙塔納斯。而雷喬蒙塔納斯的知識來源於中國元朝郭守敬的《授時曆》。
「哥白尼的理論認為「地球每天繞自己的軸自轉，每年繞靜止的太陽公轉」直接抄襲雷喬蒙塔納斯，芝加哥大學歷史系諾埃爾•斯瓦德羅的研究論文《哥白尼行星理論初稿與起源》，在縝密的文章中用1543年哥白尼向教皇做的有趣的解釋作為開頭，當他出版了革命性著作《天體運行論》，哥白尼告訴教皇保羅三世他極不情願發表這項理論——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因為怕受到民眾的譏笑。他說他不願意，「不僅僅是9年，已經有4個9年了」，即大約從1504年起，哥白尼已在波隆那獲得雷喬蒙塔納斯的《星曆表》和《概要》（編案：全名為《天文學概要》）之後的日子。……結果——哥白尼採用雷喬蒙塔納斯的《概要》第十一卷，其中包含導致哥白尼的革命性理論的分析。」[34]
「藉由比較鄭和的《星曆表》與雷喬蒙塔納斯的《星曆表》，我們可以約略了解到雷喬蒙塔納斯透過託斯卡內利（而不是透過希臘和阿拉伯的天文學家）從中國人那兒繼承的一部分東西。……
青納等人宣稱有30萬筆數字、費時31年完成的雷喬蒙塔納斯的《星曆表》，是使用經過觀測後修正的阿方索（希臘的/阿拉伯的）星表的結果。如果雷喬蒙塔納斯的《星曆表》根據阿方索星表，它們將無法預測太陽、月球和行星的位置，也少了足夠的精確度來預測日月食乃至經度，因為阿方索星表是奠基於一個完全錯誤的宇宙體系，把地球當成宇宙的中心，而且行星是繞地球轉動的。
雷喬蒙塔納斯很了解，是用舊的阿方索星表是無益的。他在自己的1475-1531年曆書中指出，阿方索星表裡的1475-1531的56年間，有30年的復活節（在天主教教會裡最重要的一天）日期是錯誤的。……
另一方面，鄭和的《星曆表》則是以郭守敬為基礎，這仰賴對地球與行星繞著太陽系的中心——太陽旋轉的真正了解。……在雷喬蒙塔納斯去世後多年，哥倫布、韋斯普奇等人真的利用雷喬蒙塔納斯的《星曆表》來預測日月食、緯度和經度。……雷喬蒙塔納斯一定從託斯卡內利那兒獲得他的資料。……
自1474年雷喬蒙塔納斯的《星曆表》出版後，歐洲人首次可以計算緯度和經度，知道他們在海上的位置，到達新世界，精確地將它標示在圖上，並且安全地返回家園——這是一場海洋探險的革命。」[35]
中國的天文學才是歐洲近代天文學的基礎
歐洲近代天文學的來源既不是古希臘，也不是阿拉伯。來自中國的天文學才是歐洲近代天文學的真正基礎。
「正如在1434年之後，亞裡斯多德的/託勒密的宇宙規範被束之高閣，阿拉伯的天文學方法和天文導航也無法倖免。阿拉伯的系統，連同其方位星座標系統與仰賴黃道，在1269年由扎馬魯丁傳入北京，它僅持續了9年。郭守敬在1276年奉命制定《授時曆》之後，他就捨棄了阿拉伯黃道坐標，並且創造了簡儀，後來庫隆的尼可拉斯和雷喬蒙塔納斯都使用過。
赤基黃道儀被引進歐洲後，星盤，阿拉伯和歐洲的天文學家曾傾其畢生算術於此，也跟著失寵了。郭守敬的赤基黃道儀——歐洲現代儀器如天文羅盤的先驅——至今尚存於世。從那時開始，歐洲天文學家就仿效中國的方法。」[36]
中國 「日心說」從1434年《授時曆》傳入歐洲，經過百餘年的發酵，到1543年由哥白尼抄襲並發表《天體運行論》，對歐洲學術與思想產生巨大衝擊波。
簡而言之，從所謂「文藝復興」的歐洲人文主義時期開始，從世界觀到方法論，無不打上深深的中國烙印。實事求是的實踐理性觀念為近代科學的方法論奠定了思想基礎。達文西繪製的大量「機械製圖」，提出的「機械原理」源於中國元代的《農書》，在天文、物理、光學、數學、醫學、建築、軍事、水利、地質學、生物學等領域，對近代科學的形成發生重大影響；哥白尼的日心說源於中國元朝的「授時曆」，影響到西方的宇宙觀。
愛因斯坦：西方科學的基礎「在中國都做出來了」
1953年愛因斯坦在給J.E.斯威策的信中說：「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裡得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者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用不著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37]
科學自古以來，屬於中國文化的強項，然而中國古人非常睿智，從不誇大科學的作用，將其限制在工具的定義上。科學技術在中國古代大量廣泛存在，但因為它只是工具而已，因此在圖書分類中屬於經史子集四部的子部的技術工具門類，非常合理。在古代的中國，科學屬於博物的範疇，技術則屬於百工的範疇，科學家是博物君子，技術人員則稱為匠人。此人很有技術水平，就說他獨具匠心。
遺憾的是，愛因斯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說「西方科學的基礎在中國都做出來了」說得對；但另一方面他還是蒙在鼓裡，還相信有一個「古希臘」的存在，相信「古希臘」有所謂的「畢達哥拉斯定理」，相信在十五世紀有一個獨自創立的「實驗科學體系」。
愛因斯坦所指西方科學基礎之一：《幾何原本》並非原創著作
「十三卷本的《幾何原本》（Elemente），和一般印象相反，它既非純粹幾何學著作，也不是初級教材，更非原創性專著。它其實是將前此所有已知數學成果加以編纂，並且納入同一邏輯結構的集大成之作。因此書名倘若翻譯為《數學原理》可能更為貼切。事實上，普洛克魯斯用了不少篇幅討論書名《Elemente》的意義，他認為這是指那些基本而必不可缺少的數學元素，從之可以通過推理而獲得其他定理的；換而言之，書名所強調的，是其整體邏輯結構。而毫無疑問，歐幾裡德此書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將前此許多數學家以不同方式、不同途徑所得到的推論、定理、結果，以相同結構熔鑄於一爐，使之形成渾然整體——最少，這是他的目標和理想。他這理想不但深深影響了後世數學，也同樣影響了西方科學。科學並非許多不相干的事實、觀念、知識的集合，而是一個具有邏輯結構的系統，在其中基本觀念、原理、推論、觀測結果各有固定位置，並且是通過邏輯與數學嚴格地聯繫起來的——這樣的理想首次在《幾何原本》中得到實現，而這個範式在後式科學作品不斷重現（雖然也不斷被修訂），以迄牛頓撰寫《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也仍然有意識地反映這個理想的。從此觀點看來，《原本》可以說是第一本具有現代科學性質的著作。」[38]
《幾何原本》是一本具有「現代科學性質」的著作，從這一性質上來看，《原本》出現的時間一定不會很早。道理很簡單，越是包羅萬象的作品、越是抽象的內容越晚出，因其必須對大量原創的作品進行總結、匯總，再進行抽象表述。
歐洲人所編的故事中至少有「三位」歐幾裡得
第一，蘇格拉底（Socrates）弟子雅典人歐幾裡得；
第二，亞歷山大利亞（埃及）人歐幾裡得；
第三，編輯《幾何原本》的亞歷山大的塞翁即歐幾裡得。
據說後來的人們認為亞歷山大利亞（埃及）人歐幾裡得才是編纂《幾何原本》的歐幾裡得。
「由於對歐幾裡得本人的了解非常之少，以致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人們把他與另外兩個人混淆了，一個是比他年長許多的人，另一個是比他年輕許多的人。中世紀的學者堅持稱他為麥加拉的歐幾裡得（Eucleidēs）了，哲學家歐幾裡得是蘇格拉底（Socrates）的一個弟子（他是蘇格拉底最忠實的弟子之一，曾經照顧這位在監獄中被處死的導師），柏拉圖的朋友，而且是麥加拉學派（the school of Megara）的創立者。直至16世紀末，早期的印刷商才證實這是一種混淆。費德裡科·科曼迪諾（Federico Commandino）在他翻譯的歐幾裡德著作的拉丁語譯本（Pesaro,1572）中第一個糾正了這個錯誤。另一種混淆是由這一事實引起的，即有人認為，編輯《幾何原本》的亞歷山大的塞翁（Theōn of Alexandria，活動時期在4世紀下半葉）為其補充了證明！如果情況是這樣，他才是真正的歐幾裡得。這個錯誤非常嚴重，這就仿佛有人聲稱荷馬構思了《伊利亞特》，而真正的作者是以弗所的澤諾多託斯（Zēnodotos of Ephesos）。」[39]
歐幾裡得何許人也？
現代世界，只要受到過中學程度教育的人，沒有不知道歐幾裡得的，也幾乎沒有人不知道歐幾裡得的著作《幾何原本》的。
然而，有誰知道關於歐幾裡得的確切生平呢？他是哪裡人？在哪裡、受到過何等教育？等等，卻無人知曉。關於歐幾裡得的生平事跡，沒有任何確切的史料可資考據。當代世界上最權威的科技史專家薩頓說：我們對他的了解非常之少，而這點寥寥無幾的知識，還是推測性的，並且是在後世的出版物中得來的。
「我們都知道他的名字和他的主要著作《幾何原本》（Elements of geometry）,但是，我們對他本人的知識是不確定的。我們的了解非常之少，而這點寥寥無幾的知識還是推論性的，並且是從後來的出版物中得來的。……有關歐幾裡得的出生地和生卒年月不得而知。我們之所以稱他為亞歷山大的歐幾裡得（Euclid of Alexandria），乃是因為亞歷山大城是唯一的一個幾乎可以肯定與他相關的城市。」[40]
不得已，薩頓勉強稱之為：「亞歷山大裡亞的歐幾裡得」；因為關於這位「西方神聖」的故事都圍繞著這座非洲城市——亞歷山大裡亞而展開。
歐幾裡得所接受的學術傳統來自何方？
「他可能是在雅典接受教育的，如果是這樣，那麼他就是在柏拉圖學園得到了數學訓練。在公元年4世紀，學園是一所傑出的講授數學的學校，而且是他唯一可以很順利地獲得他所擁有的所有知識的地方。當戰爭和政治混亂等大變動使得在雅典工作的困難增加時，他去了亞歷山大城。在託勒密一世統治期間，而且也許在託勒密二世統治期間，他活躍於這裡。」
既是亞歷山大裡亞（埃及）人，卻又跑到雅典去求學。
在這裡，當代世界最權威的美國科學史專家薩頓說：「他可能是在雅典受教育的」。什麼是「可能」？「可能」就是不確定。說到底，最多是一個假定。
薩頓接著說：「如果是這樣，那麼他就是在柏拉圖學園得到了數學訓練。」在假定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假定「如果是這樣」，那一定就是在「柏拉圖學園」。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在薩頓的觀念裡，「柏拉圖學園」是他唯一可能「獲得他所擁有的所有知識的地方」。這樣一來，歐幾裡得的《幾何原本》就可以與「古希臘學術傳統」沾邊了。
然而，從本書考述的情況來看，所謂古希臘的「柏拉圖學園」完全是虛構中的虛構，這樣一來，西方學統中《幾何原本》的來歷就成了問題中的問題。
漢譯本《幾何原本》（耶誕1607年）
《四庫全書提要》（子部天文算法類）：「《幾何原本》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西洋人歐幾裡得撰，利瑪竇旁譯而徐光啟所筆受也。歐幾裡得，未詳何時人，據利瑪竇序，雲中古聞士。……又案此書為歐羅巴算學專書，且瑪竇序雲『前作後述，不絕於世』至歐幾裡得而為是書，蓋亦集諸家之成，故自始至終，毫無疵類。加以光啟反覆推聞，其文句尤為明顯，以是弁冕西術，不為過矣。」
據利瑪竇漢譯本序，《幾何原本》為歐幾裡得的作品，而歐幾裡得據說是西方中古的一位名人（聞士）。
利瑪竇《譯幾何原本引》：「乃至中古，吾西庠特出一聞士，名曰歐幾裡得，修幾何之學，邁勝先士而開迪後進，其道益光，所製作甚眾甚精，生平著書了無一語可疑惑者，其《幾何原本》一書，尤確而當。」[41]
《幾何原本》的漢譯者來華傳教士利瑪竇的證言：歐幾裡得為中古人士，而利瑪竇所得到的《幾何原本》是拉丁文的評註本。
據說「利瑪竇在羅馬便師從克拉維烏斯（Clavius,1537-1612A.D.德籍耶穌會名學者，即利瑪竇所稱的丁先生）學習過後者所著的拉丁文評註本。」[42]而拉丁文《幾何原本》據說來自阿拉伯譯本。
十二世紀《幾何原本》發現於阿拉伯說之疑點
按照通行的說法，《幾何原本》最早的版本為阿拉伯譯本。「歐氏《原本》於十二世紀初被歐洲基督教學者，在阿拉伯世界發現譯本，並轉譯為拉丁文，很快成為文藝復興時代的一門顯學。」[43]
歐洲人偽造「古希臘」手稿，找不到有關該所偽造手稿的出處時，往往繞一個圈子，說某某手稿經阿拉伯語重重翻譯、再回傳到歐洲地區翻譯成拉丁語文獻。然而，7世紀之後才有了統一的阿拉伯語，並且阿拉伯語主要是用來傳播伊斯蘭教的，用阿拉伯語保存古希臘文獻，根本說不通。
阿拉伯的數學、幾何學知識，與其說來源於「古希臘」，毋寧說來源於中國。
「由阿拉伯人以其名義而奉獻的代數學，其中包括這些向我們揭示了希臘思想的「胡人」前往中國那裡（只能是前往那裡）尋求的中國式的代數學。這樣一來，他們也就使西方中國化了。」[44]
共濟會偽造歷史時曾加入「歐幾裡得」的內容
「1723年，安德森的《共濟會憲章》出版了。該憲章包含了一段簡短但引人入勝的共濟會歷史，可供所有會所使用。這段歷史從聖經中的人物亞當說起，列舉了直到1723年期間最重要的創始人。這段歷史中也提到了一些重要的文明，例如古埃及、希臘與羅馬帝國等。根據安德森的歷史，在羅馬帝國被哥特人和汪達爾人打敗之後，皇家藝術（即「共濟會」）歷經法國來到英國。法國國王查爾斯·馬特爾對共濟會的傳播有突出貢獻。雖然相關的文獻記錄已被推毀，但據稱在愛德華四世統治時期，阿瑟爾斯坦是將共濟會傳播到英國的重要人物，其子埃德溫在約克郡成了總會，並成為總會長。安德森在這段歷史中加入了許多其他的歷史人物，包括畢達哥拉斯、歐幾裡得、阿基米德、維特魯威與奧古斯塔斯（據說是一位總會長），以作點綴，同時也描述了許多重要的建築和建築風格。不出所料，他用了大量的篇幅來討論所羅門聖殿。」[45]
歐幾裡得《原本》中的重要公理或定理有與《墨經》雷同者
「商高定理的發現與畢達哥拉斯定理的發現同時或更早，古老的《墨經》也表明《原本》的若干重要公理或定理，在中國也曾被獨立發現，而關於圓周率的密率計算，中國也長期領先於中世紀的歐洲。」[46]
歐洲人承認「歐幾裡得幾何原理」大大晚於中國的「勾股定理」
「確實，中國人比希臘的歐幾裡得在亞歷山大城撰寫幾何原理前還幾個世紀已經具有了這方面的基本知識。康熙皇帝曾告訴御前的最博學、最明達的傳教士之一帕爾南神甫，在3960多年前，禹帝曾利用直角三角形的原理來測定一個省的地理位置；帕爾南神甫本人還引證過一本公元前1100年寫的書，表明西方認為是畢達哥拉斯發現的那個著名的理論是中國人很久以來便已熟知的一個定理。」[47]
帕爾南神甫是著名的歐洲來華傳教士，當時的來華傳教士站在歐洲學術思想的前端，帕爾南神甫所承認的事實代表當時歐洲認識的最高水平。
歐幾裡得《原本》「畢達哥拉斯定理」實際上就是中國的「勾股定理」
「勾股定理」又名「商高定理」，出於中國文獻《周髀算經》，為幾何學的核心定理。
《周髀算經》：「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科大夫善數也，請問古者包犧立周曆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方圓。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所謂「畢達哥拉斯定理」其實是中國「勾股定理」的翻版。
「勾股定理」在古代天文學中的應用：「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勾也。正南千裡，勾一尺五寸，正北千裡，勾一尺七寸。日益表南，晷日益長。候勾六尺，即取竹，空經一寸，長八尺，捕影而觀之，室正掩日，而日應空之孔。由此觀之，率八十寸而得徑寸，故此勾為首，以髀為股，從髀至日下六萬裡而髀無影，從此以上至日，則八萬裡。」（《周髀算經》）
「勾股定理」是人們認識宇宙中形的規律的自然起點，中國古代數學著作《九章算術》的第九章即為「勾股術」，並且整體上呈現出明確的算法和應用性特點，而作為勾股定理翻版的歐幾裡得《原本》第一章的「畢達哥拉斯定理」，則僅僅是純粹推理的形式，顯示了剽竊時的窘況。
「勾股定理」，在西方稱為「畢達哥拉斯定理」，說是由古希臘畢達哥拉斯發明的，可是畢達哥拉斯的著作什麼也沒有流傳下來，關於他的種種事跡都是後人的傳說，真偽難辨。
「勾股定理」出於中國文獻《周髀算經》，稱為「畢達哥拉斯定理」實在不合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西方人說現代數學和科學來源於西方，而西方的數學及科學又來源於古希臘，古希臘流傳下來最古老的數學著作是埃及人歐幾裡得《幾何原本》，而其中許多定理再往前追溯，就落在畢達哥拉斯的名下。這樣，畢達哥拉斯就被推崇為「數論的始祖」，而在他之前泰勒斯則被稱為「幾何的始祖」，這樣一來，西方的科學史就上溯到「古希臘」了。
愛因斯坦所指西方科學基礎之二：「系統的實驗」正是中國科學的長項
中國科學來源於科學實踐。從科學著作來說，《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夢溪筆談》、《農書》、《天工開物》及各類方術、風水作品等歷代作品，都來自科學實踐；中國古代的化學試驗、造紙技術、印刷術、指南針、造船技術、營造法式等對世界影響巨大的成果，都屬於原創性科學實踐；農業技術、水利機械、絲綢紡織技術等，都源於民生科學實踐；弓箭、機弩、火藥、大炮等，都源於軍事技術實踐。
與西方誇大科學的作用，將科學當成頂禮膜拜的對象進行崇拜不同，中國文化將科學作為工具，在傳統圖書四部分類法中將其歸於「子部」，非常正確。
現代科學的起源必須考慮「實踐和知識」兩個方面
「要充分了解現代科學怎樣開始，就必須考慮在文藝復興時代中開始的實踐和知識兩方面的轉變。科學史作家通常只重視後者，因此，把整個轉變或者看成是據不證自明的第一前提，從拙劣的論辯轉變到健全的論辯，或者看成是對顯然的事實，作較仔細的觀察和較正確的估價。這兩種解釋都不充分，因為都不能說明為什麼經濟技術和科學進步的時間和地點都相吻合，再則也因為科學上所關懷的問題和社會上各控制集團所關心的技術問題也恰相吻合。另一方面，如只考慮這些技術興趣，也是不夠的。思想上的態度，以及對物質的關懷都必須顧到。……」[48]
這裡著名科學史學者貝爾納所述「實踐和知識兩方面」中「實踐」的方面，正是中國文化的特徵，古詩所云「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就是這種科學態度的寫照。
貝爾納提出：「科學革命」三個階段
「為了便於了解新科學的創立的實際過程，可以把科學革命的全時期分成三個階段，並為便利起見可稱為：
文藝復興階段，1440－1540年；
宗教戰爭階段，1540－1650年；
和王政復闢階段，1650－90年。
……
第一階段（7.1－7.3）在政治範圍內包括了文藝復興、航海大事、宗教改革以及一些戰事，這些戰事結束了義大利的政治自由，並導致出現一個作為第一世界強國的西班牙。
在第二階段（7.4－7.6），美洲和東方國家對歐洲貿易和掠奪的開放所引起的結果，在震撼歐洲全部經濟的物價危機中開始感覺到了。……。
第三階段（7.7－7.9）是政治上的妥協時期，雖然諸政府是君主制的，但在所有在經濟方面正發展的國家裡，政權命脈都為大資產階級分子所掌握。不顧凡爾賽（Versailles）大君的威風，荷蘭人竟開了這個時期的風氣。在不列顛，這個階段標誌著君主立憲以及商業和工業迅速發展的開端。」[49]
在這裡，第一個階段所謂「文藝復興」，實際上由來自中國的火種點燃；所謂「航海大事」，其目的是為了到東方尋找地上的天國——中國，發現新大陸者手裡拿著來自中國的海圖；而「宗教改革」實際上是由於中國印刷術的推廣，才成為可能的。
第二個階段，西方開拓美洲和東方世界，使用了來自中國的航海術、指南針，使用由中國發明的火藥，以實現其武力徵服世界的野心。
第三個階段，所謂「君主制階段」，實際上是模仿中國的政治體制。歐洲本來並不曾有過帝王的概念，拉丁語中所謂「皇帝」（imperator）一詞，其原意並不是什麼皇帝、大帝，只不過是「將軍」的意思。
歐洲的君主制來源於中國的影響，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國太陽王，參照故宮中軸線及對稱的建築原則概念，建造了歐洲第一座宮殿——凡爾賽宮。
「凡爾賽宮是法國的象徵，路易十四是法國的化身，令人十分羨慕並意欲模仿的法國也是歷史上神權君主的最好範例。也許路易從未真正說過：「L』état c』est moi」（「朕即國家」），但是，這句話清晰地概括出路易對自己角色的自信。」[50]
原來「科學革命」起源的三個階段，都與中國的影響密不可分。
科學「歸納法」是中國人的發明
「恆慕義[Hummel(1)]指出，歸納法作為研究方法的重要性，首先是由中國人在語音學領域中闡明的。」[51]
歐洲「科學革命」所使用的科學方法就是「歸納法」，在歐洲當時天主教統制思想的背景之下，沒有外來新鮮空氣的影響和刺激，「歸納法」不可有發揮的餘地。
在中國大學問的背景之下，科學成為「格致」之學，雖雲「小道」，利用「歸納法」進行科學技術實踐活動，正是中國科學幾千年間的社會現實。
伽利略——西方「近代科學之父」
「文藝復興以後，在人心中沸騰著的某些偉大思想，終於在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年）的劃時代的工作中，得到實際的結果。李奧納多在他所考慮過的無數題目中，已經預兆了現代科學精神。哥白尼在思想世界發起了一場革命。吉爾伯特說明了實驗方法怎樣可以增加知識。但在伽利略身上，新精神比前人更進了一步。」[52]
伽利略·伽利萊也是佛洛倫薩人
「義大利一直是古典學術復興的舞臺。也是在義大利，伽利略和他的追隨者為近代科學奠定了基礎。當中世紀的黑暗開始消散的時候，義大利分裂成許多共和國和公國，它們為了爭權奪利，時而挑起戰爭，時而訴諸比較溫和形式的競爭。這些小國的主要生計是商業和工業。在應用了航海羅盤和地理圖表以後，義大利的水手開闢了相當規模的通往地中海東部各國和島嶼的航線。……當然，義大利在更早一些的時期就已取得了遠為重大的成就——但丁和彼特拉克的不朽詩篇、列奧那多·達·文西的全才、拉斐爾和米開朗琪羅的至善至美的藝術。」[53]
伽利略與前此歐洲匠人有何不同？
「伽利略真可算是第一位近代人物；我們讀他的著作，本能地感覺暢快；我們知道他已經達到了至今還在應用的物理科學方法。過去，人們總是先採納一個完備的和自圓其說的知識體系，中世紀新柏拉圖主義和經院哲學都有這樣的特色，現在，伽利略放棄了這種方法。事實不再是從權威的和理性的綜合中推演出來的了，也不必再符合於這種權威的和理性的綜合了，像在經院哲學中那樣；事實甚至不再是靠這種綜合來取得意義了，像在刻卜勒的頭腦中那樣。由觀察或實驗得來的每個事實及其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推論都按照本來面目被人接受，不管人們怎樣想把自然界一下子收服在理性的管轄之下。許多孤立的事實的協和是慢慢顯露出來的，圍繞著每個事實的窄小的知識範圍，零散地發生接觸，也許就融合成一個較大的範圍。可是，要把所有的科學的和哲學的知識融合成一個更高的、統攝一切的統一體，即使還不是絕不可能的，也須推遲到遙遠的將來。中世紀經院哲學是理性的；現代科學在本質上是經驗的。前者崇拜人的理性，在權威規定的界限內活動；後者接受無情的事實，不管它是否合於理性。」[54]
第一、文藝復興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達文西為佛羅倫斯人，被稱為西方「近代科學之父」的伽利略也出現於佛羅倫斯這座小鎮，絕非偶然。原來中國點燃歐洲文藝復興之火的核心地區就是佛羅倫斯!
第二、伽利略是一名「哥白尼主義」者，而哥白尼的日心說就來源於中國。
第三、伽利略的實驗方法與中國科學的方法最為接近。在伽利略之前，歐洲人的觀念受基督教影響，從先驗的體系出發，演繹出一個知識體系；而從伽利略開始，則一切從經驗出發，隨後逐漸歸納出一個知識體系。其特點是實驗科學，而實驗科學正是中國科學的長處。
詳見：董並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第九章第三節，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
[1][英]貝爾納《歷史上的科學》第2版中譯本第219頁，科學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2][英]W.C.丹皮爾《科學史》中譯本第162-163頁，商務印書館1975年9月第1版
[3][英]W.C.丹皮爾《科學史》中譯本第163-164頁，商務印書館1975年9月第1版
[4][英]貝爾納《歷史上的科學》第2版中譯本第223頁，科學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5][英]貝爾納《歷史上的科學》第2版中譯本第223頁，科學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6][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7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7][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7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8][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7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9][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290-293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10]（LaurenzianaLibrary）(Codex Mediceo Laurenziano 361 formerly Ashb.361 [293])
[11]（《論民用和軍事建築》，普羅米編篡[二卷，杜林，一八四一]）
[12]（Reti,「Francescodi Giorgio Martini’s Treatise,」p.288）；轉引自[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293-296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13]（Reti,「Francesco di Giorgio Martini’s Treatise,」p.290）
[14][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296-297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15][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303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16][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300-301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17][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第299-300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18][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第8-9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19][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第301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20][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第301-303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21]達文西臺灣譯名為：達文西。
[22][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第284-285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23][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第308-310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24][法蘭西斯柯圖示的所有這些磨坊都出現在《農書》裡。]（Galluzzi,Artof Invention,p.42-43）
[25]（Galluzzi,Art ofInvention,p.44）
[26][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第310-313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27][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第314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28]王禎《農書》校者說明，見1966年中華書局《農書》點校本
[29]參看王禎《農書》校者說明，見1966年中華書局《農書》點校本
[30][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272-273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31][英]亞·沃爾夫《十六、七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中譯本上冊第1頁，商務印書館1984年12月第1版
[32][英]W.C.丹皮爾《科學史》中譯本第168頁，商務印書館1975年9月第1版
[33][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233、275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34][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392-395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35][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248-252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36][英]孟席斯《1434：中國點燃義大利文藝復興之火》中譯本254-255頁，臺灣遠流2011年5月版
[37]該信題為《西方科學的基礎和中國古代的發明》，載許良英、範岱年編譯《愛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第1卷第574頁，商務印書館1976年1月第1版
[38]陳方正《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上冊第246頁，三聯書店2011年10月第1版
[39][美]喬治·薩頓《希臘化時代的科學與文化》中譯本第45-47頁，大象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
[40]同上
[41]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第300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1版2刷
[42]同上第293頁
[43]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第293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1版2刷
[44][法]安田樸《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中譯本上冊第20頁，商務印書館2013年11月第1版
[45][英]羅伯特·庫珀《共濟會密碼》中譯本第124頁，法律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
[46] 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第294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1版2刷
[47]見帕爾南神甫致多爾圖·德·梅朗書信集《奇鴻益雁錄》第21卷，第109頁，定理指畢達哥拉斯定理提出的勾股定理---譯者。轉引自[法]伏爾泰《風俗論》中譯本上卷第248頁，商務印書館1994年11月第1版2008年5月6刷
[48][英]貝爾納《歷史上的科學》第2版中譯本第211頁，科學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49][英]貝爾納《歷史上的科學》第2版中譯本第212-213頁，科學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
[50][美]羅賓•W溫克、L.P.汪德爾《牛津歐洲史》中譯本第2冊第11頁，吉林出版集團2009年4月
[51][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1卷導論第149頁，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52][英]W.C.丹皮爾《科學史》中譯本第194-195頁，商務印書館1975年9月第1版
[53][英]亞·沃爾夫《十六、七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中譯本上冊第27頁，商務印書館1984年12月第1版
[54][英]W.C.丹皮爾《科學史》中譯本第195-196頁，商務印書館1975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