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萬提斯在小說《堂吉訶德》裡構建了一個理想遊戲，堂吉訶德在他的幻想中構建了一個冒險遊戲。然後，他們都把自己活成了史上最偉大的骨灰級Cosplay玩家。
文/滕威
1604年7月，窮困潦倒的西班牙大叔塞萬提斯把自己的一本小說的版權賣給了出版商弗朗西斯科·德·羅伯斯（Francisco de Robles），當年12月小說開印，1605年1月面世。
這就是《來自拉曼卻的奇思妙想的騎士堂吉訶德》（El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首印的四百冊一銷而空，而且大多數都銷往了「新大陸」，雖然大部分書因為在哈瓦那附近遭遇海難，沉入海底，但是還是有70冊左右到達了利馬。很快這本有趣的書的口碑傳回西班牙本土，而且坊間已經出現了盜版。於是出版商抓緊在馬德裡、裡斯本和瓦倫西亞分別加印，到1605年8月，市面上一共有五版《堂吉訶德》。到1611年，全世界（包括各種譯本）《堂吉訶德》銷量超過一千萬本，成為可以載入史冊的出版神話。
由於它所獲得的巨大成功，以至於很快就有人冒名寫作了續集。這個冒名者阿方索（Alonso Fernández de Tordesillas）至今文學史家也沒弄清楚其真實身份，但也無關緊要，重要的是沒有他，塞萬提斯可能永遠也不會寫第二部。
在偽續書的刺激下，《堂吉訶德》第二部於1615年出版。十年前後，上下兩部有著很大的差別。在第一部中，塞萬提斯對於堂吉訶德的描寫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試圖入木三分地揭示出騎士小說對於讀者的毒害，實際上，他也的確達到了預期的效果，自《堂吉訶德》出版後，西班牙再沒有出版過一本騎士小說。
而在十年之後寫下部，塞萬提斯變得越來越溫和，他仍然對堂吉訶德抱有一絲嘲笑，但含有苦澀的自嘲；他開始賦予這個人物以勇敢、執著、忠誠、義無反顧等種種美德，開始同情他所經歷的種種際遇——堂吉訶德越來越塞萬提斯化了。
塞萬提斯的社會理想、文學抱負、人生追求在遭遇現實的種種黑暗、壁壘、宿命之後盛滿心中的無奈、抑鬱、絕望，以及堅守與掙扎，都被傾注在堂吉訶德的生命和心靈的旅程中。沒有下部的《堂吉訶德》只是一部諷刺騎士文學的小說，絕不會光照人類心靈與世界文學四百年。
美國漫畫家大衛·約翰斯頓繪製的《政治漫畫：關於堂吉訶德與桑丘·潘薩的冒險與成就》（Political Cartoon of the Adventur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Renowned Don Quixote and His Doughty Squire Sancho Panza）作品。
四百年來，我們閱讀的每一部小說都可能在某種意義上包藏著一個「堂吉訶德」的靈魂。
四百年來，《堂吉訶德》始終高居「百部最暢銷小說」、「百部最偉大小說」之類的排行榜前三。數不勝數的小說家用各種語言各種方式表達著對這部作品的膜拜，研究它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棟。
1969年，博爾赫斯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奧斯汀分校作《論〈堂吉訶德〉》的報告時，第一句話就說，「再次討論《堂吉訶德》這個題目有可能費力不討好，因為關於這部著作人們實在寫得太多了，整批整批的圖書，遠遠超過《堂吉訶德》書中教士和理髮師燒毀的書籍」。
為什麼所有人都在談論這部小說，為什麼整個西方現代小說都繞不過去它？原因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它是現代小說的起點。
有人說過，莎士比亞之後，所有的戲劇情節都是俗套；似乎也可以說，塞萬提斯之後所有的小說技巧都是陳規。無論是滑稽模仿、多重敘事視角、故事裡套故事、人物的雙重人格，還是暴露敘事者身份、對話、超現實的場景、閱讀距離的控制、將讀者引入敘事的文學手法……
所有這些直到今天小說家們仍然津津樂道的方法都在《堂吉訶德》中得到了巧妙的運用。而作家們最願意用小說來思考的主題，比如欲望、流浪、成長、現實、夢想、愛情、個人、瘋癲等等，亦都在《堂吉訶德》中獲得相當充分的表達。
勒內·基拉爾說，「西方小說沒有一個概念不曾在塞萬提斯的作品裡初露端倪」；富恩特斯說，「所有的小說都是《堂吉訶德》主題的變奏」；米蘭·昆德拉呼喚歐洲小說家應該把《堂吉訶德》當作寶貴的「遺產」來加以繼承；哈利·列文（Harry Levin）也曾經提到，「它在所有歐洲經典作品中佔有如此突出的地位」，「它註定是要在幾乎所有的小說家的成長過程中起重要的作用的」。
換句話說，四百年來，我們閱讀的每一部小說都可能在某種意義上包藏著一個「堂吉訶德」的靈魂。
1868年，法國畫家奧諾雷·杜米埃的作品《堂吉訶德》，現藏於德國新繪畫陳列館。晚年的奧諾雷·杜米埃十分著迷堂吉訶德的作品，在他 心中堂吉訶德是個崇高的形象，他以極富想像又極為誇張的造型來表現心中的這位英雄。
在不同的語境之中，堂吉訶德被詮釋成了不同的形象，被賦予不同的精神。
中國人一直對「堂吉訶德」一類的人物頗有隔膜。這可能與我們從第一次接觸這部小說就陰差陽錯有關。
1922年，它第一次被翻譯成中文，即林紓和陳家麟合作翻譯的《魔俠傳》。（西萬提斯《魔俠傳》，林紓、陳家麟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2月初版，說部叢書第4集第18編，上下兩冊。）
在林紓看來，《堂吉訶德》只是一本寫得有些羅嗦的滑稽小說，諷刺的是著了騎士小說魔的糊塗蟲。而且，林紓還把自己對革命黨的不滿發洩到堂吉訶德身上，在翻譯的時候經常跳出來自己罵上兩句。比如他認為對付革命黨就跟對付堂吉訶德一類的「魔俠」一樣，應該「在法宜駢首而誅，不留一人，以害社會」。
周作人當年就對林紓的翻譯很憤慨，「這種譯文，這種批註，我真覺得可驚，此外再也沒有什麼可說了」。但是頗為怪異的是，後來創造社的革命小將們將堂吉訶德看作「是自以為是惡的則不顧性命地雄赳赳地發揮了舊騎士道精神的一個沉於空想的人物。
所以Don Quixote在這部小說裡演了不少的滑稽。因此，一般把Don Quixote稱為是一種不顧現實、不量力、只管亂衝而帶點滑稽的人」。
他們因此將魯迅稱作「堂魯迅」，以諷刺魯迅的「老朽」。
同樣一部書、一個人物，在文化保守主義者看來，堂吉訶德是革命黨；在文化激進主義者看來，堂吉訶德是保守派。
在這種種爭吵與紛擾之中，堂吉訶德在中文語境中始終沒能「定型」。每有西班牙皇親國戚訪華或基金會出錢，就有新譯本出版，迄今為止，我們有二十種之多的《堂吉訶德》中文譯本，但卻從未形成一門「堂吉訶德學」。
不過對於成千上萬普通讀者而言，更關注的是人物形象、故事情節。說白了，就是喜歡看堂吉訶德和桑丘·潘沙——他們應該是歐洲文學中最早、最深入人心的一對「逗比」形象了。
流傳很廣的一則故事說，一天，西班牙國王腓力普三世站在王宮陽臺上，看見一個學生一面看書一面狂笑，就說這學生一定在看《堂吉訶德》，不然就是個瘋子。派人一問，果然那學生正在讀《堂吉訶德》。
可不是嗎，高高瘦瘦的堂吉訶德，矮矮胖胖的桑丘，一個懷揣騎士夢，一個做著總督夢，又老又窮，沒有什麼看家本領，最終除了大戰風車、大戰羊群之類的可笑行徑也沒有什麼可歌可泣的豐功偉績。還有比他們更可笑的人嗎？
直到19世紀，伴隨浪漫主義的興起，人們對堂吉訶德的認識才有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在海涅那裡，堂吉訶德是一名戰士，他「為了維護卡斯蒂利亞人的民族而自豪，寧可捐棄自身的個人自由」。在屠格涅夫那裡，堂吉訶德本身表現了信仰，對某種永恆的不可動搖的事物的信仰，對真理的信仰；其次表現了對信仰的忠誠，為了理想他準備承受種種艱難困苦，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
也正是從浪漫主義者那裡，堂吉訶德首次與理想主義者劃上了等號，成為革命者的代名詞。
唐吉可德在幻想中構建了一個冒險遊戲，並用一生去玩這個遊戲，把自己活成了史上最偉大的Cosplay玩家。
四百年來，堂吉訶德何時被視作英雄，何時被視作瘋子，始終與接受語境自身的變遷有關。
但是理想主義者還沒過完一個世紀，就被汙名化了。當切·格瓦拉寫下「我的腳跟再一次挨到羅西南特的肋骨，我挽著盾牌，重上徵途」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明白他在自比堂吉訶德。在他遇害的那天，全世界，無論是他的敵人還是追隨者，都在為一個巨大的icon的隕落而扼腕。
不過才半個世紀，他就被我們國家假裝有文化的歌星在「脫口秀」節目中稱作「妄人」。這也不是高曉松的獨特發明，這不過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性的「告別革命」文化潮之後的一次「炒冷飯」。
按照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指出的，瘋癲更多的是一種話語，權力便是能不斷地劃分「瘋子」與「常人」，並將前者送上「愚人船」，或關進「瘋人院」。四百年來，堂吉訶德何時被視作英雄，何時被視作瘋子，始終與接受語境自身的變遷有關。
當革命高潮風起雲湧，在理想主義熱情高漲、人們執著追求超越個別人與物之外的真理的時代，堂吉訶德就是這種追求的化身；當世界日益世俗化，日益平庸化，一地雞毛、飲食男女，個人的物質幸福成為在世的唯一目標，堂吉訶德就是不可理喻、不合時宜的病症。
四百年前，塞萬提斯完成《堂吉訶德》第二部的時候，已經是一個年近七旬的老者，正處於西班牙的「黃金世紀」。這個最早在美洲、非洲拓殖的大帝國，為它的子民帶來「遍地財富」的機遇。但就在這樣一個「大國崛起」的時代，塞萬提斯卻在窮困潦倒中度過了大半人生，最後不得不借筆抒發心中憤懣。
年過半百的堂吉訶德，單槍匹馬要去匡復正義；最終他只能回到家中，承認自己的失敗，平靜地接受死亡。同時代的莎士比亞，則借哈姆雷特之口說出這樣一句話——「這是一個顛倒錯亂的時代」，而哈姆雷特也同樣沒能「重整乾坤」。
在資本主義文明興起的曙光處——文藝復興——最耀眼的兩束光輝，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其實攜帶的是那個時代最深重的陰影。他們沒有為「西班牙夢」、「英國夢」而歡呼，他們看到的更多是被「夢想」當作代價付出去的東西。
四百年過去，我們為個人主義成功夢付出的越來越多，連最後一個「堂吉訶德」式的英雄切·格瓦拉也被消費得體無完膚。除了在好萊塢電影中，我們已經不知道還有什麼是超越性的信仰，還有什麼是值得用生命去追尋，還有什麼能喚起我們作為人類的整體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