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義勇隊及武警退役老兵賴武華的情結
□段勇彬
在新羅區東城街道龍巖天后宮附近，有一間並不算起眼的店鋪，說起它的主人，在巖臺胞臺屬及來巖臺胞臺屬中，一多半的人都會說，「他呀！認識啊！不少事情還得找他諮詢幫忙呢。」他就是新羅區政協委員賴武華。店鋪既是他收集社情民意信息的場所，也是他為來巖臺胞臺屬提供服務的平臺，通過店鋪這個平臺，他幫助群眾解決了上百件的事。他常年關心臺胞臺屬的工作狀況和需求，主動牽線搭橋積極為臺胞臺屬分憂解難。
說起為臺胞臺屬提供服務，一開始，賴武華有點愛屋及烏，「因為我的妻子是臺灣人，所以我就想為龍巖的臺胞臺屬做點事情，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龍巖的生活。」但在一次調研中接觸到一個群體的歷史後，服務龍巖臺胞臺屬漸漸變為賴武華的歷史情結、兩岸情結，開始積極奔走海峽兩岸聯絡這個群體的老隊員及親屬，促進這個群體抗戰歷史的發掘和保護工作，「我曾是一名軍人，後來成了新中國第一批武警中的一員，是一名老兵。他們曾經也是軍人。雖然年代不同，但是軍人的血脈是可以跨越時空相連的。遺憾的是，他們的事跡在我大陸和臺灣的社交圈裡，知道的人極少。這個本應被廣為銘記的群體，這段見證兩岸一家共御外辱的歷史，在當下本可作為增進兩岸交流，凝聚兩岸情感的重要紐帶，卻因不被廣為人知而無法發揮作用，甚至可能就此湮沒於歷史。於是我就想，幫助臺胞臺屬融入龍巖生活，並讓他們了解這個群體，了解這段歷史。再通過他們帶回臺灣，進而讓兩岸青年共修抗戰史，同走抗戰路，加強兩岸情感連接，豈不是更有意義。」
這個群體便是臺灣義勇隊
市臺港澳辦主任鍾群妹調研臺灣義勇隊龍巖上岸舊址——龍巖天后宮，賴武華在講解
滬上烽火澆鑄手足情
穿過天達小區旁的巷道，便是龍巖天后宮（東橋坂姑婆宮），龍津河在媽祖慈愛的目光下，流過歲月不知凡幾，「這裡曾經是很熱鬧的碼頭，幾條船間隔停成一排，輔上木板便成一座浮橋。李友邦將軍來龍巖，便是在這裡停船上岸。」賴武華指著靜靜流淌的龍津河說道。
「李友邦祖籍福建同安，1906年4月生於臺北蘆洲。1924年因參與反日活動遭日本殖民當局通緝而被迫離臺，抵達廣州後進入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習。1925年9月，李友邦從黃埔軍校學成後，被委派主持國民黨兩廣省委領導的『臺灣地區工作委員會』工作，領導臺灣同胞的抗日工作。1926年，他冒死回臺，宣傳大陸革命形勢，激勵臺灣同胞抗日鬥志，動員一批熱血青年回祖國大陸參加抗日。1929年至1932年間，李友邦全力推動臺灣抗日民主運動，頻繁往返於臺灣、杭州、上海等地，與龍巖人林海雲（1928年參加後田暴動）多有來往，為避免暴露身份，二人常在私立上海持志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前身）學生蘇祺（龍巖人）住處下榻。在滬期間，三位摯友時常交流時局，他們一起經歷了『一·二八』事變，為躲避日軍轟炸而奔波遷徙於閘北、虹口、陸家宅、蔡家宅、候家宅、金家宅、曹家渡、法租界、採福裡之間，在戰火中建立了深厚友誼。」
臺北蘆洲李友邦將軍故居李氏宗祠外李友邦夫婦浮雕像，上書復疆二字
三人的人生軌跡在1932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林海雲參加了紅軍，後於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了長徵，最終成長為新中國首位海關總署署長，外貿部代部長；蘇祺繼續其在持志大學的學業；李友邦則在這一年，因在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任日語教師時宣傳愛國救國，同情熱血青年，被國民黨當局關進位於杭州的浙江陸軍監獄，在這裡，他結識了因叛徒出賣被關押在此的中共杭州市團委二區區委書記駱耕漠。
「林海雲、蘇祺、李友邦三人雖然信仰不同，但革命的心意相通，愛國的熱血相連。他們在上海期間建立起來的友誼，對李友邦和義勇隊後來能來龍巖，起著重要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對臺灣義勇隊成立的幫助
全面抗戰爆發後，坐了5年牢的李友邦終因「沒有犯罪證據」，被釋放出獄。1938年5月的一天，寄居在麗水一位做土特產和古董生意的同鄉家的李友邦，在麗水街頭偶遇駱耕漠。此時的駱耕漠已經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任職中共浙江省委統戰工作委員會委員。分別經年，相逢匆匆，約好再見時，李友邦向駱耕漠表示：當此民族危亡之際，應為抗戰救國而貢獻力量。他說，閩北崇安縣有不少從臺灣被迫流亡回祖籍的臺胞，其中有不少志士仁人，或可動員組織。駱耕漠及時將此計劃向中共浙江省委作了匯報。中共浙江省委認真研究後認為：在這種形勢下，中共浙江省委有責任也有可能協助李友邦發起組織一個「臺灣義勇隊」，決定協助李友邦先到崇安縣了解一下具體情況，試圖開闢一個抗日救亡的新陣地。
1938年夏，李友邦到閩北崇安，訪問了流落當地的臺灣同胞。他認為號召臺胞參加抗日戰爭是可能的，是必要的，從而積極籌劃組織一支臺灣同胞的抗日隊伍。同年秋，中共浙江省委統戰委員會書記張錫昌派中共黨員張一之（即張畢來）到金華幫助李友邦籌建臺灣義勇隊。1938年11月後，李友邦與張一之數次往返浙閩兩省進行籌備和具體布置。1939年1月在金華成立了「義勇隊籌備委員會」，不久，首批來自崇安的臺胞來到金華。
「可以說，義勇隊的成立，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莫大指導和幫助，甚至在義勇隊內部一度秘密成立過黨支部，支部書記就是張畢來。但在當時的環境下，中國共產黨所做的工作並不適宜公開。」
要理解賴武華說的當時的環境，就必須了解當時一個重要的社會政治背景：當時，在國統區公開建立進步的抗日組織，要取得官方機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1938年初成立，陳誠任部長，周恩來任副部長）批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後，國民黨仍然對或由共產黨直接建立、或由共產黨支持建立的有關抗戰組織，處處設防予以限制，若由共產黨公開出面支持組建臺灣義勇隊，可能會遇到更大的阻力，使該組織在報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批准時，遇到某些人為製造的麻煩。
1939年初，周恩來到金華參加第三戰區會議，期間聽取張畢來關於李友邦擬成立臺灣義勇隊的工作匯報，指示：「關於臺灣義勇隊的事，要充分運用國民黨的關係開展工作。」據此要「通知李友邦，讓李友邦去找黃紹竑（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請黃紹竑幫助他解決政治部批准成立的問題。」周恩來還明確指示說：「要儘量避免暴露這個工作與我黨的關係，否則容易影響工作的開展。」周恩來原來打算就成立臺灣義勇隊的工作，與李友邦直接面談，後來考慮到為不暴露義勇隊與我黨的關係，減少義勇隊批准時的人為阻力，遂取消會見李友邦的計劃。周恩來就組建臺灣義勇隊工作，作出兩點極為重要的策略性指示：一是充分運用國民黨內部關係使該組織獲得批准；二是不暴露我黨支持建立該組織的關係。張畢來向李友邦傳達了周恩來的兩點重要指示後，李友邦即按照周恩來的指示開展義勇隊請批的相關工作，最終較順利地獲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批准。2月22日，臺灣義勇隊在金華縣城酒坊巷18號正式成立，李友邦任義勇隊隊長兼少年團團長，張畢來擔任義勇隊秘書兼少年團指導員。3月，第二批參加義勇隊的臺胞來到金華。
義勇隊抗戰事跡
臺灣義勇隊在抗日前線，一邊從事戰場和野戰區醫院的救護工作，一邊進行抗日流動宣傳，還努力學習各種知識，包括學習令他們十分厭惡的日文，以便開展翻譯、喊話、反戰等宣傳工作。他們上前線進行戰地救護和慰問活動，鼓舞士氣，提高抗日隊伍的戰鬥力；他們開展「義賣」募捐活動，將自己生產的藥品支援各處抗日戰地醫院。在此期間，武夷山的臺胞還陸續不斷地前往金華和皖南參加抗日工作。
臺灣義勇隊工作生活過的場所龍巖天后宮內殿
1940年4月15日，臺灣義勇隊創辦《臺灣先鋒》月刊，印刷《臺灣壁報》，每周一張，通過月刊和壁報，宣傳前線和後方抗日救國的戰況。郭沫若、李濟深、邵力子等都為《臺灣先鋒》月刊題詞鼓勵。郭沫若題詞「發揚民族精神，爭取自由平等。」李濟深題詞「臺灣先鋒，民族戰士，喚起國魂，驅除蛇豕，迪延平之光，雪馬關之恥，恢復河山從茲始。」而義勇隊少年團則通過各種形式，廣泛進行抗日宣傳。他們編排《放下你的鞭子》《為大家》《打殺漢奸》《最後勝利》等節目到皖南抗日前線進行宣傳。6月，少年團30餘名團員回武夷山時帶去了撼人的抗日捷報和動人的前方將士浴血抗戰的故事。6月26日，由當時的崇安縣政府主持召開少年團慰問後方民眾大會，會後，少年團接連兩天在縣城街頭演出話劇《為大家》《打殺漢奸》，以及《騎兵舞》《軍民祝捷》《流亡三部曲》等節目，把抗日宣傳推向高潮。7月，少年團隊員們在遊覽武夷山時，還不忘宣傳抗日救國，在武夷山蒼屏峰大巖洞，少年團指導員黃中一寫的標語——「打倒日寇，保我中華。」現仍保留。
1942年5月，浙贛戰役爆發，臺灣義勇隊堅持到最後奉命撤離金華，經江山，翻仙霞嶺，進入福建浦城，再經建陽、南平輾轉到當時福建省臨時省會永安（1938年6月，經民國政府中央行政院批准後，福建省政府及相關部門遷入永安,1945年12月遷回福州）。戰役爆發前，李友邦曾到福建，為義勇隊尋找新的根據地，最終選定龍巖。當年2月，少年團及先遣隊先期進入龍巖開展工作並伺機對日作戰。10月，李友邦率隊本部轉移到龍巖，並設立了指揮部，組織臺胞進行閩西南的抗日武裝鬥爭。抗戰期間，最令人振奮的是義勇隊在廈門多次襲擊日軍。1942年6月7日，一天內襲擊日軍3次；6月17日在廈門興亞院（日本內閣設立的專業負責處理侵華事宜的機構，在廈門設有分支機構）投擲多枚炸彈，同時在廈門散發了無數抗日傳單；6月30日成功炸毀廈門虎頭山日本海軍油庫，打死打傷日偽軍數十人；7月1日乘日軍慶祝廈門日偽政府成立3周年之際，在會場投下多枚炸彈，炸死日偽軍數十名。此間，義勇隊還配合漳州抗日組織武裝襲擊日軍，一次斃傷日偽軍100多人。臺灣義勇隊的抗日活動，極大地鼓舞了當地人民的抗日鬥志。
臺灣義勇隊來巖始末
撤離金華赴永安後，李友邦和臺灣義勇隊為何選擇了龍巖？這就不得不提到，當年上海灘上三位年輕人結下的深厚情誼。
「林海雲、李友邦、蘇祺，這三位在上海灘結下深厚情誼的年青人，雖因信仰不同走上了各自的道路，但他們之間的情誼仍在，他們愛國進步的心依然熾熱。當李友邦為義勇隊選擇新的根據地奔波時，在永安與蘇祺不期而遇。蘇祺當時已加入國民黨，為國民黨左派人士，擔任龍巖平鐵鄉黨部書記、龍巖縣參議會秘書長、縣黨部監察委員兼執行委員、龍巖七縣巡察員、閩西南二十二縣合作事業指導員。得知義勇隊需要新的根據地，蘇祺告訴李友邦，自己正在籌辦省立龍巖高級農校，便於掩護義勇隊與共產黨的合作關係，同時可以推薦大量知識青年加入義勇隊，且有部分黨產（農田）和農校試驗田、機場邊角地可以劃歸義勇隊耕種。經蘇祺再三熱情相邀，李友邦多次親臨龍巖實地考察，決定將義勇隊移駐龍巖。」
在賴武華的介紹下，記者見到了蘇祺的孫子蘇國，「當李友邦和義勇隊一路沿九龍江逆流乘船至東橋坂時，祖父早已在橋頭涼亭恭迎。參拜媽祖後李友邦率義勇隊進駐龍巖城。祖父安排李友邦及家屬下榻於其私宅——仰崑書齋之孝親齋，其餘將士則居住於仰崑書齋之守德堂兩側正房、東西廂房、學耕廬及蓮梅齋、桓笑齋等處。同時，還在學耕廬內設西山書房供將士閱覽書籍，其中部分書籍為祖父在持志大學就讀時校長何世楨贈與的共產主義刊物。仰崑書齋成為義勇隊來巖後開闢的第一個根據地。同時，祖父騰出私田及部分黨產農田、農校實驗田、機場邊角地供義勇隊耕種，動員其平鐵鄉族親、姻親、鄉親騰出私宅、祠堂供義勇隊居住，幫助義勇隊招募知識青年入伍，我的伯父蘇振文就是在這個時候被祖父親自送進義勇隊的。並且，祖父還以其平鐵鄉書記、縣黨部監察委員、龍巖七縣巡查員的特殊身份掩護李友邦與共產黨的合作關係。在祖父的幫助下，義勇隊自力更生、擴招隊員、在原縣參議會辦公處創辦《臺灣青年》，開始了轟轟烈烈的保家衛國、抗日救亡運動。」
蘇祺（前右三）回巖探親與家人合照，後排左二為蘇國
賴武華接過蘇國的話道：「義勇隊來巖後，迅速壯大。初來時只有165人，次年，根據《臺灣義勇隊隊員名冊》顯示已有301人。1944年義勇隊擴編為臺灣義勇總隊，李友邦升任中將總隊長，同時將隊伍編為4個區隊9個分隊，附設臺灣少年團。1945年隊員達381人。在巖期間，義勇隊除了對日作戰外，還以創辦發行刊物、演講等方式進行抗日宣傳，鼓舞鬥志，創辦醫院做好醫療服務及戰地救護，發展經濟等。對了，在龍硿洞還留有副總隊長張士德及區隊長陳唯等10餘名隊員留下的題詞，可惜的是，現在能辨認出來的字不多，只有12處個人籤名及個別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投降。9月3日，李友邦派張士德從龍巖出發赴臺，在臺北升起由龍巖帶去的臺灣光復後的第一面中國國旗。9月，隊員集中廈門，次月先遣部隊抵臺。12月8日，李友邦率全體隊員及其家屬，搭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批給的客輪「勝利」「勝興」號返回臺灣，部分隊員選擇留在閩、浙等地。
「還是在東橋坂，還是來時的涼亭，蘇祺為李友邦送行。拜別天后宮媽祖，李友邦乘船下漳州轉道廈門，最後赴臺。李友邦將軍返臺前，特地在南普陀後山五老峰上題刻『復疆』二字。『復疆』是義勇隊臂章用字，也是李友邦將軍『欲救臺灣，必先救祖國』二十年戰鬥生涯之基本追求與精神動力！」
後記
1946年2月，根據臺灣國民政府命令，臺灣義勇總隊和少年團解散。「隨著解散，義勇隊的歷史使命宣告結束。但它的歷史意義，它的精神不能也不會隨著解散而變為虛無，它會被傳承。我相信，我沒做這件事，也一定會有其他人來做。但我既然碰到了，就一定要做，要將它做好。
「臺胞沒有缺席維護祖國統一的抗戰！李友邦和義勇隊留給龍巖的不僅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他們在龍巖的故居舊址應成為兩岸文化遺產保護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可都是對海峽兩岸民眾尤其是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令人信服的實物教材，如能進一步開發打造這些故居舊址，發揮其紐帶作用，將對兩岸歷史和文化認同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有利於激發兩岸同胞的共同使命及民族凝聚力與向心力。」為此，賴武華以新羅區政協委員的身份，多次提出建議，「我們要打響義勇隊在巖舊址修復拓展戰役，將義勇隊在巖活動過的正式命名的舊址，儘可能爭取為省保單位，實施全面保護與修復，建設獨立的義勇隊紀念館，同時再進一步摸清義勇隊在巖活動過的地方和舊址故居，加大保護與修復；打造義勇隊在巖抗戰活動足跡品牌，加大宣傳，進行影視等的再創作；聯合東南沿海各省份打造義勇隊研學基地；推出義勇隊在巖活動的精品旅遊線路；以閩臺交流為核心來全面提升臺胞抗日文化軟實力。
「2015年至今，已有上萬兩岸同胞前來參觀龍巖臺灣義勇隊舊址及相關建事跡陳列館。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5周年，也是臺灣光復75周年。令我振奮的的是，原龍巖四中、天達小區兩處公交車站點的站牌上，分別加上了『臺灣義勇隊舊址』『龍巖天后宮』兩個站名，這有利於進一步宣傳義勇隊。我還將臺灣義勇隊的事跡以郵件形式發送給國家退役軍人事務部，從回覆中我看到了他們的高度重視，我申報龍巖臺灣義勇隊舊址群的建議，國家退役軍人部已於7月29日發件給龍巖軍人事務局。這些都讓我覺得我現在做的這些事情，對得起老兵這個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