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和他的"血手"
趙林
文章來源：《開放時代》(廣州)2001年12期
轉自：愛思想網
哲學園鳴謝
從盧梭這個蟄伏著的軀殼中伸出來的兩隻血淋淋的螯夾就是羅伯斯庇爾和康德。他們兩人一個在政治領域中把令人敬畏的國王押上了斷頭臺，另一個在思想領域中把令人敬畏的上帝送上了絞刑架。
讓-雅克·盧梭是人類思想史上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在坎坷人生中所表現出來的不可抗拒的心靈力量和激越澎湃的思想熱情，不僅成為十九世紀西歐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要源泉，而且也成為現代社會中所有敏感心靈的永恆的精神家園。他的影響深深地滲透到他以後一切時代的精神生活中，尤其是在充滿了憤世嫉俗和躁動不安的焦慮情結的現代人眼裡，盧梭已經成為一種以真摯的情感和內在的良知來超越平庸的世俗生活及種種醜惡的社會現象的楷模和象徵。
盧梭的思想是他的人生經歷的縮影和升華形態，他人格中的那種激動人心的巨大魅力，正是通過他的著作而發揮作用的。這些著作如同一隻只神奇的手臂，攪動著他身後的現實生活，引發了法國大革命和近代社會中各種激進的政治、文化主張，並且造就了一大批驚天地、泣鬼神的時代英雄。海涅曾經形象地比喻："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不過是盧梭的手而已，一隻從時代的母胎中取出一個軀體的血手，但這個軀體的靈魂卻是盧梭創造的。"（註：亨利希·海涅：《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00頁。）不僅是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拿破崙等政治英雄，而且還包括康德、歌德、席勒、夏多布裡安、拜倫、託爾斯泰等文化英雄，也都是從盧梭那裡汲取最初的精神動力和創造靈感的，都是盧梭這同一個"靈魂"藉以殺死專制制度的國王和形式主義的上帝的一隻只"血手"。這個在萊芒湖畔和巴黎郊外漫步遐思的憂鬱的精靈，這個羞怯、沉靜、與世隔絕的孤獨隱遁者，他身上卻蘊涵著如此可怕的思想衝擊波。他那平靜的遐思一旦經過革命的加速器的震蕩和放大，立即就成為令整個世界都為之顫慄的恐怖主義的憤怒吶喊。盧梭的不散陰魂正是通過《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愛彌兒》、《新愛洛綺絲》等作品而成為撫慰舊時代傷痛的不朽的安魂曲，並且通過羅伯斯庇爾等一隻只"血手"而轉化為振奮新時代激情的渾雄壯麗的交響樂。
羅伯斯庇爾一面毫不手軟地把大批王黨分子和嫌疑犯送上斷頭臺，另一方面則堅持在恐怖主義的氣氛中舉行優美溫馨的宗教儀式，他甚至誘使國民公會頒布了一個崇拜"太上主宰"和信仰靈魂不滅的法令。與十八世紀法國上流社會和知識階層中時髦的無神論思想相反，羅伯斯庇爾是一個盧梭式的有神論者，他曾明確地強調："無神論是貴族的。一個最高之主的思想本質上是人民的思想，這個主是守護著被壓迫的無罪的人並懲罰那耀武揚威的罪惡的。"（註：轉引自赫·喬·韋爾斯：《世界史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0頁。）當押解王黨份子的囚車轔轔地穿過巴黎繁華的大街時，羅伯斯庇爾卻率領著一支遊行隊伍，高舉鮮花和麥穗，來到馬斯廣場舉行讚美最高之主的盛大節日。這個一手高擎恐怖主義的血腥之劍、一手高舉美德和信仰的妍麗之花的"民主獨裁者"（這個詞本身就表示了一種內在的矛盾，這個矛盾恰恰就產生於盧梭的政治思想），最終也死在他自己大力推崇的斷頭臺上。這種悲劇性的結局正好說明：盧梭思想所具有的那種激情主義的形式，如果被發展到極端，不僅會摧毀一切對手，而且也會摧毀激情主義自身。
如果說羅伯斯庇爾只是接觸到了盧梭思想的皮毛，那麼康德則是真正地領悟到了盧梭思想的真諦。與淺薄浮華的法國人不同，深刻而晦澀的德國人往往能夠一下子就抓住事物的本質。與羅伯斯庇爾這個曇花一現的政治弄潮兒恰成鮮明的對照，康德一輩子在德國的一個小鎮哥尼斯堡過著像時鐘一樣有規律的平靜生活，然而在這個表面上沉靜的哲學家的理論中所闡發出來的恐怖主義，卻要比在羅伯斯庇爾的斷頭臺上所表現出來的恐怖主義更加恐怖。海涅寫道："說實話，和我們德國人比起來你們法國人是溫順的和有節制的。你們至多只能殺死一個國王，而且這人在你們砍掉他的頭以前早已失去頭腦了。而這時你們還必須如此敲鑼打鼓，高聲吶喊，手舞足蹈，以至於使這件事震撼了整個世界。如果人們把羅伯斯庇爾和康德相比較，那麼，人們對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的確給予了過多的榮譽……康德這人的表面生活和他那種破壞性的、震撼世界的思想是多麼驚人的對比！如果哥尼斯堡的市民預感到這種思想的全部意義，那麼，他們面對這人時所感到的驚恐當真會遠遠超過面臨一個劊子手，面臨一個只能殺人的劊子手--然而這些善良的人們卻不過把他看作一個哲學教授，當他按既定時刻漫步走過來的時候，他們友好地向他招呼、並用他來對他們的懷表。"（註：亨利希·海涅：《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01-102頁。）
如果說盧梭通過羅伯斯庇爾這隻"政治血手"把法國人引向了社會革命，那麼他則通過康德這隻"思想血手"把德國人引向了哲學批判。康德在思想領域中所達到的革命性結論，遠遠超過了羅伯斯庇爾在政治領域中所取得的成果。羅伯斯庇爾僅僅破壞了一個王國，殺死了一個國王；康德則不僅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中完成了對傳統基督教信仰的上帝的全面清算，而且還在他的《實踐理性批判》中樹立起一個嶄新的道德上帝的無上權威。殺死一個人是容易的，而殺死一種精神（上帝）卻需要更大的勇氣。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殺死了腐朽的舊精神之後，還能夠積極地去創建一種生氣勃勃的新精神，這一點只有康德做到了。當康德這樣做時，他的思想源泉就是盧梭，正如當羅伯斯庇爾毫不容情地對波旁王朝進行摧毀時，他的激情源泉就是盧梭一樣。
據康德的傳記作者所述，在康德的那間簡樸而素雅的書房裡，唯一的一件裝飾品就是掛在牆壁上的盧梭肖像。康德對盧梭的仰慕之情，從一個眾所周知的故事中就可見一斑：平日裡嚴守時刻、在每天下午三點半鐘準時出外散步的康德（哥尼斯堡的居民以康德出門散步的時間來校對他們的鐘表），有一次竟然破天荒地打破了這個慣例，原因是他被正在閱讀的《愛彌兒》深深地吸引住了，以至於忘記了散步的時間。
康德自己承認，對於他的生活和思想來說，有兩個人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這就是牛頓和盧梭。康德說："在前人只看到一片混亂和毫無關聯之差異的地方，牛頓破天荒地覺察出秩序和守常是高度簡捷地結合在一起。有了牛頓以後，慧星才沿著幾何軌道運行。而在人類天性呈現的種種形式背後，則是盧梭第一次發現了被深深隱匿了的人類本質，和那深藏起來的、可以通過對它的觀察來證明天意的法則。"（註：卡西爾：《盧梭·康德·歌德》，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21-22頁。）牛頓對康德的影響在時間上主要集中在前半生，在內容上主要表現在康德的知識論和《純粹理性批判》中（在這裡還有休謨的影響）；盧梭的影響則主要集中在康德的後半生，並典型地表現在康德的道德論和《實踐理性批判》中。康德表示，正是盧梭的思想使他從純粹知識的形上學迷夢中驚醒過來，使他看到了人的價值："我自以為愛好探求真理，我感到一種對知識的貪婪渴求，一種對推動知識進展的不倦熱情，以及對每個進步的心滿意足。我一度認為，這一切足以給人類帶來榮光，由此我鄙夷那班一無所知的芸芸眾生。是盧梭糾正了我。盲目的偏見消失了；我學會了尊重人性，而且假如我不是相信這種見解能夠有助於所有其他人去確立人權的話，我便應把自己看得比普通勞工還不如。"（註：卡西爾：《盧梭·康德·歌德》，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2頁。）這種對人性的尊重，使得康德把實踐理性置於比理論理性更高的地位上，把道德看作比知識更重要的領域。
一輩子過著平靜而機械的生活的康德，從表面上看來與瘋狂孤癖的盧梭有著天壤之別，然而二者在內在氣質上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把人的價值當作自己關心的核心問題，都推崇一種動機論的道德觀，並且終生都以自己的方式來實踐這種道德觀。區別僅僅在於，盧梭以一種外在性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思想，當他發現自己的思想與當時社會所奉行的原則格格不入時，他就索性徹底地退出社會，去過一種離群索居的隱遁生活，以自己乖戾的生活方式與整個社會相抗衡。康德則以一種內在性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思想，他對社會的批判雖然始終停留在他的哲學中，但是卻比盧梭的批判更深刻、更徹底。與盧梭的憤世嫉俗的偏激行為方式不同，康德僅僅在思想中保持著一種卓立不群的姿態，他的隱遁是思想的隱遁。盧梭只有在偏僻的鄉間、在寧靜的大自然中才能得到心靈的慰藉，康德則可以在散發著刺鼻的庸俗氣息的德國市民社會中保持思想的平靜。當盧梭感到社會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時，他就禁不住要大喊大叫，以一種狂躁激忿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正義感。因此，儘管盧梭平時宛如一個綽約的處子一樣充滿了溫柔之情，但是當他被激怒時，常常像一個粗野的漁婦一樣肆無忌憚地咒罵。而當康德面對著不盡人意的現實社會時，他始終在行動方面保持著一種教養有素的紳士風度，但是他對這個社會所依憑的精神原則的批判卻要更加入木三分。當康德以一個謙謙君子的面貌出現在哥尼斯堡的居民面前時，當他彬彬有禮地向林蔭小道兩旁的行人脫帽致敬時，人們無論如何也難以想像，這個謙和友好的哲學家頭腦中湧動著的思想內容是多麼地令人恐怖，他對他們世代奉行的精神原則的批判是多麼地殘酷無情！康德行為上的怯懦與思想上的激進之間的巨大反差，恰恰表現了德國人的典型特徵，正如盧梭在行為上和思想上的一致性典型地表現了法國人的特點一樣（儘管盧梭是日內瓦人，但他卻長期生活在法國，而且他的母親也是法國人的後裔）。
當法國人產生了一種時髦的思想時，他們一定要把這種思想在行動上表現出來，法國人素來喜歡為思想尋求一種外在的和引人注目的表現形式；而當德國人產生了一種新思想時，他們往往更願意讓這種思想保持一種純粹的精神形式，因此思想通常並不把德國人引向行動，而是把他們引向哲學（特別是在十八、十九世紀，這特點表現得更為突出）。思想嬗變的結果，在法國表現為政治革命和文學革命，在德國表現為哲學批判和宗教改革。就此而言，德國人雖然在實踐方面遠遠不如法國人那樣勇敢和激進，但是他們在思想上卻比法國人深刻得多。
盧梭的平民主義思想在十八世紀末葉以來的西方政治生活中掀起了軒然大波，然而他的道德思想、宗教思想以及美學思想對後世的影響卻要更加深刻和廣泛得多。盧梭這名字是直接與西歐近代浪漫主義思潮聯繫在一起的，這場氣勢磅礴的文化運動，正是從盧梭那裡找到了衝擊古典主義大堤的最初精神動力。正如從盧梭這個"靈魂"裡伸出來的兩隻"血手"中，康德在恐怖主義方面要比羅伯斯庇爾更徹底、更深刻一樣，在盧梭的歷史影響中，他的浪漫主義也要比他的平民主義更加意義深遠。如果說盧梭的政治思想影響了現代社會中的一種政治模式（即平民專政和極權主義），那麼他的道德、宗教、美學思想則開創了整整一個時代（即浪漫主義時代）。十九世紀的一切偉大的文化巨人都是站在盧梭的肩膀上的，他們都曾經或多或少地為盧梭的浪漫主義激情所驅動。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盧梭的歷史影響遠遠超過了伏爾泰、狄德羅等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家，成為人類思想史上的一位裡程碑式的巨人。當這位巨人傲然兀立時，他比他同時代的任何人都更加高大；然而，當這位巨人一旦瘋狂起來時，他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也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