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宣傳上有個誤區。」此時，大屏幕上出現了多篇與科學家有關的新聞報導標題截圖。和科學家在一起出現的詞，往往是「艱苦樸素」「犧牲奉獻」。「清貧，木訥，窮，犧牲……作為家長，你們捫心自問，願意讓你的孩子和這些詞扯上關係嗎？」
12月18日，中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研究員徐穎在中國科普作家協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暨2020年會上提出了自己的困惑：「為什麼要把所有科學家都拉到『聖人』的標準上去要求？」比如，科研人員戴了條奢侈品皮帶，就能引起熱議；若是得了巨額獎金，外界的期待就是——「他得捐出去」……
在以前參加活動時，徐穎曾遇到過一個還在念大學的優秀B站科普視頻UP主。徐穎半開玩笑地問他，想不想讀研啊？對方回答，那還是做個UP主吧。
「確實，讀研前途不明，但做UP主的收益是實在的，也是可觀的。」她感慨，要讓人看到，科學有價值，可以通過科學走上致富之路，頂尖科學家應該掙得比娛樂明星只多不少，才能吸引更多生力軍的加入。「輿論不能總一味要求人犧牲奉獻，而是要鼓勵願意奉獻的人獲得值得的酬勞。」
此時，臺下響起了掌聲。
徐穎覺得，生在這個時代，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在很多時候是可以共贏的。她生於80年代，2006年起就從事北鬥系統的研究。「我趕上了北鬥迅速發展的時代。」徐穎被媒體稱作智慧與美貌並存的「北鬥女神」，也是中科院最年輕的博導之一。「科研人員會發現，你在做了對國家、對人民有用的工作的同時，也能實現自我價值。這不僅能給你帶來收入，也能帶來金錢買不到的成就感和滿足感。」
在特殊歷史時期，如果說，對老一輩科學家更多強調的是犧牲、奉獻，安貧樂道，那麼對新一代科學家，和他們關聯的關鍵詞可以是「共贏」「興趣」「成果轉化」。徐穎說，科研人員完全可以通過科研成果轉化等多種方式，正常獲益。不過，嚴謹、創新、耐得住寂寞，這是每個時代的科學家都必須堅持和發揚的科學家精神。
之所以在一個講科普的場合，談到對科學家形象塑造的誤區，是因為對很多科研人員而言，做科普的目的之一，是向更多人展示本學科之美，讓更多人願意投身這一領域，給青少年提供未來的另一種可能。
「我剛開始做科普時，覺得挺好的，聲音被更多人聽到了。過了段時間，有很多前輩和朋友發自內心地勸我——你還年輕，應該把更多精力放在科研上，我從滿足期進入迷茫期。再後來，我進入了清醒期，不再在乎是不是有更多人知道我，我找到了其他支撐點來做這件事。」徐穎講起她做科普的心路歷程。
她在臺上回憶起前段時間去山西靈丘做科普之後的一次觸動：「有個當時在場的孩子後來給我發私信，說老師，我能不能報考你的研究生。」徐穎停了停，輕聲說，「我覺得這個是有價值的。」
徐穎已經評上了研究員，但她還是願意為那些更年輕的、潛在的科普人呼籲。「青年科研人員做科普的困難，在於這一切不納入評價體系。」徐穎坦言，要是有誰在評職稱時把科普工作寫得太多，評委反而會對他打個問號。「你做的科普這麼淺顯，我怎麼能相信你做的研究是有深度的呢？」
理想的狀態是，每個領域的科研人員，都能抽出一部分時間，講講自己熟悉的工作。但這就需要擴大做科普的人員基數。徐穎知道，現在也有專門的科普職稱序列，但對科研人員來說，專門去走這個序列也並不合適。「把科普序列單列，仿佛做了科普就不能做科研了。」
「這個問題確實存在，解決起來也很難。」去年年初，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大數據研究院院長、研究員王元卓因為給孩子的《流浪地球》手繪講解圖而上了熱搜。王元卓告訴科技日報記者，科研人員做科普，要把握兩個度。
一個是深度。發揮科研人員在專業領域對科學問題有深入理解和長期思考的優勢，進行深入淺出的科普。「我想講出點別人講不出或者理解不到的東西。」另一個，則是頻度。科學家的主要精力要放在科研上，科學家的科普最好是科研工作的延伸和升華。
科研和科普，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徐穎說，對那些三十左右的、懂得如何與大眾溝通的青年科學家來說，很多時候，他們做科普沒有收益，甚至還有被認為「不務正業」的風險。她藉助這樣一個公開場合呼籲：科學傳播成果，能不能成為和文章、專利和獎項等並列的指標，成為評價體系中的一部分？（張蓋倫）
來源：科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