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潮中幽靈般顯現的面龐／潮溼黑色樹枝上的點點花瓣」，美國詩人艾茲拉·龐德的這首《地鐵車站》，或許可以借來概括偵探小說經久不衰的魔力
「人潮中幽靈般顯現的面龐／潮溼黑色樹枝上的點點花瓣」，美國詩人艾茲拉·龐德的這首《地鐵車站》，或許可以借來概括偵探小說經久不衰的魔力：人潮中的幽靈面龐，帶來令人恐懼的未知，於是便有了潛藏在文學作品裡的窺探目光，並且以一個確定的結局作為終結，才終於能夠心安。當然，對謎團的恐懼和對確定性的追尋不是現代人的專利，中國古代的公案小說，以及世界各地的傳說和民間故事等，都已經有解謎、探案的元素。然而，現代意義上的「偵探小說」，是在十九世紀末期才真正出現的。這一文學類型的誕生，大概要歸功於在這不久之前，警察制度和偵探局的成立。
根據英國歷史學家朱迪思·弗蘭德斯的說法，十八世紀末，倫敦食物價格高昂，就業率低下，由此引發許多暴力犯罪和社會動蕩。此前受僱於教區或治安法庭的治安人員已經不足以維繫社會秩序，英國國會才在十九世紀初建立起隸屬於政府的警察部門以及偵探局。大家所熟悉的常常在《福爾摩斯探案集》中出現的「蘇格蘭場」，就是警察總局所在之地，之後成為偵探局的簡稱。
威爾基·科林斯於1868年發表的《月亮寶石》普遍被認為是第一部現代偵探小說，但其實在他之前已經出現過一些有偵探角色的小說，比如狄更斯的《荒涼山莊》（1852-3），以及美國作家愛倫坡的《莫爾格街兇殺案》（1841）。然而，真正在大眾讀者中掀起「偵探小說熱」的，還是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系列。這也部分得益於當時「廉價小說」在英國的風行：隨著教育的普及，漸漸出現了一群識字但卻貧窮的年輕讀者，刺激了面向大眾的廉價讀物的出版。發表過福爾摩斯系列小說的《斯特蘭雜誌》，當時僅售6便士。
當時一流的出版社並不願意出版這些廉價大眾讀物，柯南·道爾自己也不認為偵探小說是文學創作，他更看重的是自己同時在寫作的嚴肅的歷史小說。但無論如何，福爾摩斯系列最終還是成為了他最受歡迎的作品，並且開創了許多被後來的偵探小說沿用的範式。福爾摩斯的演繹推理法，以及對法醫學的應用，都延續了啟蒙時期以來對科學、理性的信心。華生式的「糊塗助手」 ，也成為偵探小說史上的經典形象。
▲柯南·道爾《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古典派：「偵探小說的黃金時代」
所謂「偵探小說的黃金時代」，是指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也就是一戰和二戰之間的一段時間 。阿加莎·克裡斯蒂大概是這個時期最著名的代表作家，被稱為「偵探小說女王」，也被國內讀者親切地叫做「阿婆」。她的許多作品都有令人驚嘆的情節設計，除了最近被改編成電影的《東方快車謀殺案》之外，經典之作還有《羅傑疑案》、《無人生還》等。
同樣是探案，柯南·道爾所追求的主要是冷靜的邏輯分析，阿婆卻總是在作品中融入情感、人性、心理分析的元素，可能這也是為什麼她的小說屢屢受影視導演青睞的原因之一。《尼羅河上的慘案》、《陽光下的罪惡》等小說，雖然推理方面邏輯不太嚴謹，但都曾被翻拍成電影而為人所熟知。對人際關係的關注，也帶來了道德層面的思考。受害者不一定無辜，作案者不一定邪惡，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斷不再適用，正義的邊界往往模糊不清。甚至，法律作為制裁罪犯的手段是否完全可靠，也受到質疑。
▲阿加莎·克裡斯蒂《無人生還》
阿婆所在的「黃金時代」，寫作法則基本可以歸納為：罪犯要作為角色出場，案件線索要完整呈現給讀者。這樣，讀者就能在閱讀過程中也能夠像偵探一樣參與其中，進行推理，嘗試得出誰是罪犯的結論。這種寫作手法也被稱為「古典派」，美國的埃勒裡·奎因就將其發揮到了極致。埃勒裡·奎因是一對表兄弟作家弗瑞德裡克·丹奈和曼弗雷德·李的合作筆名，也是書中偵探的名字 。他們在作品末尾揭曉謎底的時候，總是會設置一個「挑戰讀者」章節，將偵探冒險故事變為智力推理遊戲。 埃勒裡·奎因最有名的作品是「迷系列」和「悲劇系列」，《希臘棺材之謎》和《X的悲劇》是了解他們風格的必讀之作。
▲埃勒裡·奎因《X的悲劇》
硬漢派：大蕭條時期的英雄形象
再奇巧的詭計也有窮盡的時候，這時，在美國興起的「硬漢派小說」，就逐漸取代了古典派偵探小說的位置。此時正值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傳統白人男性的身份自信受到威脅，文學、影視作品中的「硬漢」形象，正好填補了大眾的想像。達希爾·漢密特是「硬漢派」偵探小說的開創者。之前的偵探小說作家，大多只能通過想像來描寫偵探的工作：柯南·道爾的正職是醫生，阿加莎·克裡斯蒂則是家庭主婦。在他們的作品裡，偵探往往家境良好、有些書卷氣息，很少與罪犯發生正面對抗。漢密特本人卻曾經是貨真價實的私人偵探，並且把他真實的經歷和感悟融入到了創作之中。在他的作品中，偵探們要做的卻不再僅僅是拿著放大鏡到現場勘查，或者和受害者家屬談話以尋找疑犯，他們面臨著實實在在的來自犯罪團夥的威脅，常常要進行打鬥甚至槍戰。這些出生入死的經歷，也使他們成為了美國文學中、銀幕上新的英雄形象。
雷蒙德·錢德勒是另一位「硬漢派」的代表作家，但他小說裡的主人公，與其說是「英雄」式的，倒不如說是處在「英雄」和「反英雄」的夾縫之間。他筆下的偵探菲利普·馬洛依然總能識破罪犯的伎倆，但他從中獲得的卻不是伸張正義的成就感，而是屢屢見證人性罪惡卻無能為力的挫敗感。在錢德勒之前，再好的偵探小說，也只能停留在通俗文學的範疇，但他顯然有將偵探小說提升到嚴肅文學高度的野心。破案本身在他的作品中已經不那麼重要了，案件裡包裹著的愛、嫉妒、貪婪、仇恨等人類情感，以及人性本源的悲劇，才是故事的重點。錢德勒自己曾經在文章《簡單的謀殺藝術》（The Simple Art of Murder）中這樣描述他的偵探小說：「這些角色生活在一個糟糕的世界裡，這個世界——遠在原子彈之前——就已經創造了會致使其自身毀滅的機器……法律是追逐利益和權力的工具。街道陰沉，那是比夜晚更黑暗的什麼東西。」
▲雷蒙德·錢德勒《漫長的告別》
「本格」和「變格」：東渡日本的偵探小說
偵探小說迷可能都知道「歐美系」和「日系」的派別，這種按地域劃分的方式或許過於籠統，卻也可以反映出日本的確是英美以外，偵探小說創作十分興盛的地方。現代偵探小說最初被譯介到日本，是在十九世紀末的明治維新時代。對於那時的日本來說，「西方」是文明、進步的象徵，最早將偵探小說翻譯到日本的記者、作家黑巖淚香（1862-1920），看重的就是這些小說對科學和演繹推理的推崇。他認為，它們可以促進日本邁向更理性的時代。
這些翻譯過來的偵探小說廣受喜愛，不少日本作家也樂於以此模式創作。江戶川亂步可以說是日本現代偵探小說的第一人，他的原名是平井太郎，以愛德華·愛倫坡名字的諧音取筆名為「江戶川亂步」（日語發音Edogawa Rampo），表達對這位開創偵探小說先河的作家的致敬。他創作的作品中，有些和歐美偵探小說一脈相承，有些則融入了日本的神怪元素。其餘的日本作家的創作，也大致可以粗略地分作與歐美傳統偵探小說相近的類型，以及企圖加入變態、血腥、超自然元素來自立門戶的類型，前者被稱為「本格」，後者則被稱作「變格」。
社會派：現實問題的影射
二戰期間，日本政府認為偵探小說的道德指向可疑，其源頭又是英美等敵對國家，因此不適合在戰時發表。偵探小說的創作一度停滯，戰後才恢復過來。
這也是 「社會派」小說興起的時期。這一派的作家注重對犯罪現象和心理的探討，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松本清張。松本清張出生於貧困家庭，高中沒有畢業就開始打工，對社會底層的生活有著深刻的感知。他一開始寫的是更為嚴肅的「純文學」作品，後來才轉向偵探小說的寫作。他所創作的小說重心不在解謎遊戲，而在於對人物悲劇性命運及其社會因素的探討，不少作品都有現實社會問題的指涉，比如貪汙腐敗、性醜聞等，這些不公正的現象，往往成為導致罪惡和悲劇的核心。
▲松本清張《砂器》
新本格派：詭計的回歸
1979年，島田庄司發表《佔星術殺人魔法》，其中驚為天人的「不可能犯罪」設計，讓本格派推理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此後，綾辻行人在他的「館系列」中延續本格推理的寫法，出版商為了推銷這些作品，就給它們打上了「新本格」的標籤。
新本格派將重心放回到詭計的設計，以精巧、華麗、富有想像力的殺人手法設計見長，人物刻畫和社會心理的描摹則相對較弱。而且，之前的主流偵探小說，無論何種派別，都是建基於現實條件之上的，也就是說，案件必須能在現實生活裡發生，但對新本格派的偵探小說來說，只要在虛構的世界裡完成能夠自圓其說的案件推理就可以。綾辻行人的「館系列」，兇手為了犯案甚至能建造出一整棟專門用於謀殺的建築。有人吐槽，既然有這個財力，何必如此大費周章，直接僱一個職業殺手不就好了？但綾辻行人卻認為，在推理小說的核心，還是要找到智力遊戲的樂趣。案件在現實中是否能夠發生，他並不關心。
▲綾辻行人《鐘錶館事件》
雖然說了這麼多派別，但它們也只是我們理解偵探小說發展史的一個憑依。也有很多作家，不拘於特定流派的寫法，比如最近的暢銷推理小說作家東野圭吾，就很難簡單地被分進「社會派」或「本格派」。當然，所有的流派都在一定程度上共享一些不變的宗旨：酣暢淋漓的解謎遊戲、日常經驗以上的另外可能、對人類悲劇喋喋不休的探問、生活謎團裡一點確定性的慰藉……無論怎樣，你總能找到一個喜歡偵探小說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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