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不易
來源：物質生活參考（ID：wzshck）
01.
上個星期，日本因疫情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涉及東京、神奈川、大阪等7個都府縣。儘管不是嚴格封城，還是引起了輿論騷動。在推特上，「逃離東京」（東京脫出）成為熱門話題，一度被頂上熱搜。東京籍汽車牌照也開始出現在日本各個地方。
這令我想起一部日本電影——《生存家族》。講的是全球同步大停電的情境下，東京的一切處於停擺狀態：公共運輸停滯，小家電無法使用，電梯、電腦、電視、電燈不能用，工作、學校、家庭所有場景都宕機。家庭主婦們蜂擁至超市囤貨，卻被告知刷卡機不能用，只能現金交易，去取錢，ATM機前早已擠滿了人……停電擾亂了城市的一切秩序。
生活受到阻礙的人們開始紛紛逃離東京。因為飛機場也停運，主人公一家人只好騎自行車從東京到鹿兒島。一路上他們基本回歸最原始的狀態，吃自然喝自然，錢買不到任何東西，只能「以物易物」。當面臨生存危機，勞力士還不如一瓶水或一鬥米來得實在。
騎行108天後，他們最終到達了鹿兒島，過上了當地田園牧歌的生活。自己種菜、打漁，回歸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雖然遠離現代文明，但好歹吃喝不足。他們就這樣生活了兩年。
仔細品品，城市真是脆弱的。它的一切供應都靠外界，它的自我運行能力需要太多其他因素的泵血。當資源無法供給到城市時，它變成一個大鐵籠、大圍城。所以災難來臨時、戰爭來臨時，人們會反向逃離，回歸土地與水源，回歸最基本的生存要素和資源。
全球大停電當然是一個虛擬極端情境，但戰爭我們不陌生。
看關於二戰的非虛構作品《最後一役》時，第一章給了我一種震撼：盟軍不斷地轟炸柏林，美軍白天炸，英軍晚上炸，城市早已破敗不堪。資源被管制，「這些日子裡，人們做什麼事情都得排隊——等肉販，等麵包師，甚至在自來水管被炸斷時還要等水」。市民必須要手持食物配給卡，才能獲得食物。
那其中生存的人們，以瘋狂與理智交織的狀態盡力維持著平日的生活秩序：警察、郵遞員都在崗，動物園仍在開放部分區域，百貨公司在打折，列車還在運行，洗衣店、乾洗店、美容院生意還不錯，送奶工的搖鈴聲準時出現在路口……每天天一亮，柏林人會從防空洞、地窖中走出來，趕在美軍轟炸之前去上班，即便路基已經被破壞，上班之路需要花費幾個小時。
城市秩序在此種情況下仍能勉強維持，德國人性格的嚴謹與板正令人欽佩，城市慣性之大也令人震驚，但這層薄薄的秩序之下，埋藏著的是恐懼以及隨時可能發生的混亂。
與之相對比，住在偏僻地區的人們生活則截然不同。科爾布夫婦住在安靜、如同田園詩般美好的施塔肯分區，未曾受過炸彈洗禮，當城市主體遭難時，他們在考慮著該在花園裡哪個地方掛上吊床，到底是4月初種早季馬鈴薯還是再等等，他們還想種些菠菜、香菜和萵苣。
看來《白鹿原》裡白嘉軒對土地之所以如此執著，是有道理的。地是不會變的，而地裡能源源不斷地長出莊稼來。
大型傳染病疫情我們原本是陌生的，它存在於中世紀黑死病、存在於一戰期間、存在於非洲，而不存在於當時當下。2003年的非典以及後來的禽流感、豬流感是我們所經歷的傳染病，但其程度並未令全球亮起紅燈。而由去年底延續至今的新冠疫情，卻是《瘟疫遊戲》成了真。
疫情襲來後，城市人的第一反應是囤貨：囤糧食、衛生紙、口罩、保險套。佔有一切可用資源，是城市面臨危機時普通人的第一反應。因為城市並不能直接「種」出點什麼。
在日本人「逃離東京」時，英國人在此時選擇回到「起點」，他們別出心裁地開始養雞了。原因是超市買不到雞蛋，而傳統英國人的早餐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兩顆太陽蛋。所以英國人決定養母雞，自給自足。連蜘蛛俠的扮演者荷蘭弟都養了3隻母雞，成了「養雞大戶」。
養雞場的母雞供不應求，經理的電話幾乎被打爆，以往要賣3個月的雞，1天內就賣完了，沒辦法，他們只能限購，每人只能買3隻。隨之銷量暴增的是雞籠，一家時尚雞籠生產公司表示，3月16日-3月22日，歐美銷量提高了66%。
3月30日，《每日郵報》發了一則消息，囑咐英國民眾看管好自己的雞，因為偷雞現象近來十分嚴重，達到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
這個場景似曾相識，似乎是2個月前我們搶口罩時的樣子。母雞成了硬通貨，公雞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性別歧視。
其實，養雞是英國人應對不確定性的常規操作，二戰時期、信代危機時期，當他們認為最基本的生活供應會受威脅時，他們回歸祖輩過日子的精華，開始養雞，自給自足，保證餐桌上兩顆蛋的供應。他們隨時準備部分地歸于田園。
現在，不止英國、日本，法國人也循著同樣的「逃離」路徑。《經濟學人》的報導稱，巴黎在3月17日封城前，有120多萬人倉惶出城，近五分之一的居民都溜走了，他們湧向了海邊和村莊。[2]傳染病疫情正在激發人們回歸田園生活。
《衛報》寫了一段很美的話：「在這動蕩的日子，自然界就像我們的避難所。葉子在綻放新綠，鳥兒在忙著做巢，慄子的嫩芽飽脹著。肺草的藍色和粉色像洛杉磯的晚霞一樣漂亮。在這個不確定的世界，自然界讓人欣喜若狂。春天是合法的、免費的致幻劑。」[2]
在危機面前，城市人對自然和田園的渴望升至高點。鄉土像是一條退路，好像退回去人人就重獲了生存權。
02.
非危機狀態時，城市的教育、醫療、工作等資源像黑洞一樣吸引著人們。恩格斯在《大城市》中寫到曼徹斯特工人們的居住環境：街道曲折狹窄，房屋骯髒破舊堆擠在一起，河流臭氣燻天，工人住的房子僅僅是一個房間，幾乎沒有家具。城市是帶有齧齒的，啃傷著未受資源傾斜的人。可人們依舊願意留在這裡，為了謀生，為了它的種種福利。
但田園牧歌似乎歸根結底是人們的理想。城市越發達，這種理想的吸引力越強。反城市主義觀念最常見的話語表達便是對田園牧歌的懷舊式追憶。[3]
我看日本電影與日劇，總是能感到田園的召喚。《小森林》《哪啊哪啊神去村》《幸福的麵包》《凪的新生活》《海街日記》……都令人想要擁抱土地和綠色。
記憶最深的是山田洋次致敬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而拍的《東京家族》。住在瀨戶內海小島上的老夫妻倆從鄉下到東京去探望兒女，兒女們住在逼仄的屋子裡，事業也很忙，沒有時間陪他們遊玩，直到母親因病在東京去世。兩種節奏的碰撞至此而告一段落。
結尾時，父親抱著母親的骨灰回到鄉下，又回到了那個熟人人情社會，有山水，有花草，有鄰友，時間慢了下來。父親平靜地坐在只剩他一人的家裡，剪著指甲，偶爾抬頭看一下屋外的柴犬。
仔細想想，日本影劇中田園文化如此盛行的原因，大半也是因為城市壓力實在太大吧。
近些年，韓國開始產出一種慢綜藝，譬如《三時三餐》，也是以田園生活為背景的，中國將之抄過來後，變成了《嚮往的生活》。《嚮往的生活》雖備受爭議，但其關注度之高多少說明了正處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城市中的各種角色對田園的渴望。
這大約也是李子柒與華農兄弟走紅的原因。二者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田園文化，將人們的「田園嚮往」變現。李子柒在外網獲得關注，恰也說明了不分國界，田園或許存在於人類的本性之中。
美國也有他們自己的田園崇拜對象——塔莎·杜朵奶奶。因為不喜歡都市的社交生活，塔莎·杜朵15歲就休學，搬到農場，開始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結婚後也如此。農場沒有自來水和電，一切全靠自己，她卻甘之如飴，縫縫補補，侍弄花草，養了13隻柯基犬。1972年，她佛蒙特州的山上建造了一座鄉間別墅，一個人住在那裡，直到去世。
塔莎·杜朵成為許多城市人的嚮往。
不過，田園夢很容易被矯飾，李子柒的爭議來源於此。她所代表的田園生活，過於美好。這令我想到幾年前的終南山隱士潮。
2009年，美國漢學家比爾·波特寫了一本《空谷幽蘭》，尋訪中國現代隱士。或許是受此影響，在那之後，終南山迎來隱士高潮。各種新聞層出不窮：「90後女孩隱居終南山7年，把生活過成了仙俠大片」「金領放棄百萬年薪 一身布衣隱居終南山」……
終南山上挑水、種地、曬太陽、喝茶和閱讀的慢生活吸引了無數城市人。這種潮流引起了國外媒體的注意，法新社的一篇報導中說：據不完全統計，有5000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修行者隱居山谷。
但隱居生活並不全如想像，山上有毒蛇、冬季零下20℃、物資貧乏……更現實的是，「隱居熱」帶來的租金上漲。撇去浪漫色彩後的隱居生活，枯燥得如同一把土。有人堅持，有人紛紛下山。
或許就像某位博主寫的：「我嚮往田園生活，但不想回農村，除非是日本電影《小森林》中那樣的農村。」
看來，秩序被打亂前，城市人的田園夢，多少仍帶著中產階級的幻想色彩。
參考資料：
[1].《被逼急了！英國民眾為何開始偷雞？》作者：王小哼 ，財經早餐。
[2].《為什麼封城前巴黎富人都往鄉下跑？》，作者：貝小戎，貝書單。
[3].《「反城市主義」與中國城市⼈口調控的譜系》, 作者：趙益民，《城市治理研究》 第三卷。
*圖片系視頻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