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世界上的許多國家一樣，日本經濟正陷入與新冠疫情的苦戰中。消極的內需與不振的輸出讓許多機構都放低了對今年經濟增長的預判。但在這「百業蕭條」之秋，雜誌《周刊文春》卻成為了少數實現反向成長的企業。根據出版社文藝春秋本月初剛公布的數據，在日本疫情最嚴重的4、5、6三個月，《文春》的銷量分別是去年同期的100.4%、111.2%和112.9%。而從三月底開始，雜誌更是實現了在短時間內達成三次「完售」的絕好記錄。
但即使是士氣如虹的《文春》近兩年的發展也算不上一帆風順。由人口老齡化和網際網路發展帶來的衝擊使得以它為代表的綜合周刊即使在日本這樣一個放眼世界都少見的紙媒還保留極大影響力的國家裡也開始日漸式微。「文春」們的成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了解日本言論界的窗口，而它們面臨的困境也向我們提示了在新環境下全球出版業所面對的巨大挑戰。
日本「第一周刊」的誕生
要在日本便利店的雜誌架上發現《文春》其實十分簡單：在一大群封面被大小標題或藝人照片塞得密密麻麻的雜誌裡，《文春》多年不變的由知名插畫家和田誠所繪製的簡潔又充滿童趣的封面十分出挑。但和幾乎沒有任何內頁信息的樸素封面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雜誌內部期期「血雨腥風」的內容。
不管是銷量還是影響力都已經成為日本第一的《周刊文春》於1959年4月創刊。在當時主要被大報社壟斷的所謂「報社系」周刊業界，隸屬文藝春秋出版社的《文春》和早它三年創刊且現在仍是它主要對手的新潮社旗下的《周刊新潮》一起打開了「出版社系」周刊志的局面。在創刊初期，《文春》發揮自己母社的優勢靠著刊登暢銷作家的小說連載逐漸站穩了腳跟。直到今天仍佔據內容總量約四分之一的各色作家連載仍然是雜誌重要的組成部分。而為了進一步拓展讀者，《文春》還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進行了一系列創新的嘗試。比如，為了吸引通常被綜合周刊志忽視的女性讀者群，《文春》沒有像其他老牌周刊一樣設置每期固定的裸體寫真頁。而前述沒有標題的清新封面也讓更多讀者可以在諸如通勤電車等公共場合中更放心地閱讀。
當然，《文春》能取得成功更大的關鍵還在於它對新聞或者說醜聞強大的挖掘能力。對於許多國內讀者來說，《文春》的名字可能更多的和日本演藝圈的醜聞聯繫在一起。比如今年的6月18日號就揭露了女星佐佐木希老公渡部建多次出軌的內幕。這一爆料不僅讓該期賣出了近42萬冊成為了上半年銷量之冠，相關新聞也多次登上中國社交網站的頭條。但其實，作為一本綜合周刊的《文春》，它在日本的「業務範圍」要廣泛得多。上到大臣受賄、議員偷情，下到電視臺收視造假、運動員賭博，只要能成為爆點的新聞基本上都逃不出它的手心。而對政界和財經界的爆料可能才是它的看家本領。上述「出軌」特刊的頭條故事其實是指控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多次撒謊。而今年另兩期「完售」號的首發內容則發別是獨家公開此前疑因捲入國有土地不正轉讓而自殺的官員遺書和揭露東京高等檢察廳檢察長黑川弘務在疫情自肅期間還參加了麻將賭局。後者在報導發出的當日就主動辭職。
不必說，幾乎所有新聞類周刊都以挖掘獨家為生存之道，但《文春》出眾的業務能力無疑在目前的業內獨領風騷。特別的，從2016年左右開始因為雜誌連續數月向名人出擊而衍生出的「文春炮」一詞逐漸成為了所有日本公眾人物最害怕的噩夢。該年幾乎每一個月最主要的新聞都是從《文春》的爆料開始的，僅舉幾起影響特別大的例子來說：1月雜誌爆出好感度極高的藝人Becky和已婚搖滾樂手的不倫之戀。在當事人開記者會否認之後，《文春》隨即刊登她和男方的聊天記錄全文把她「錘到」暫停演藝活動；2月作為最早一批主動申請產假的男性議員而營造出好爸爸形象的自民黨宮崎謙介被拍到在妻子出產住院期間和其他女性過夜，最後不得不退黨和辭職；同年5月，以清新和改革形象當選東京都知事的舛添要一被雜誌曝光多次利用公車前往私人別墅。隨之發酵的一系列政治資金問題讓舛添在一個月後遞交了辭呈。
可以說，向公眾人物最核心的地方「開炮」是導致《文春》成功最關鍵的原因。而因為這些獨家新聞巨大的影響力，使得包括電視和網絡在內的其他媒體也不得不以「根據《文春》報導」為開頭跟進相關的消息。雜誌由此樹立起的「品牌效應」又讓其他潛在的吹哨者在第一時間會選擇自己作為發聲的途徑。正是這一爆料的「正向循環」保證了它有著其他同業們所望塵莫及的影響力。
《文春》成功的雙重因素
《文春》連發的獨家消息自然離不開背後記者們巨大的投入。在2016年——「文春炮元年」——接受財經雜誌《Diamond》的採訪時，時任雜誌編輯長也是現任編輯局總長的新谷學透露了《文春》編輯部運作的細節。根據他的「爆料」，雜誌的編輯部一共由60人左右的固定編輯組成。他們分屬「特輯班」、「攝影班」和「專欄班」三組。其中作為「獨家新聞」擔當的「特輯班」人數達到了40人，佔到了總體的三分之二。在每周四的取材討論會上，每一名記者都需要提出5個屬於自己的原創選題。在編輯長從總計200個的題目中選出十幾條作為下一期雜誌的內容候補後，40名記者又會被打亂成人數不一的團隊來完成具體內容的寫作。和其他雜誌社會區分取材記者和編寫記者不同，出於對每名記者的激勵，《文春》總是確保提出選題的人作為主筆，而其他職員則不管資歷深淺都會在這個選題中作為輔助者的身份加入。在經過兩到三天的採訪和事實確認之後，「獨家」負責人會在周二之前完成稿件的寫作。作為印刷日的周三是記者們唯一可以休息的日子，而到了周四的出版日他們則又會提供5個新的題目並開始又一輪的奮鬥。
當然，每一個選題都是早已經過一段時間的前期調查才得以成形的。在各雜誌社面對的「名譽權」起訴賠償金越來越大而分配的調查費越來越少的當下，也只有《文春》和少數行業領軍者還能夠保持較大規模的採訪任務。比如，為了揭露日本電視臺旗下收視王牌節目自導自演的「海外奇特節日」環節，雜誌派出了記者在寮國「潛伏」了長達三周的時間。最後刊登的報導使得電視臺社長不得不親自出面進行道歉。
上述要素歸根結底是來自雜誌自身內部的努力。而在日本周刊志成功背後同樣不能忽略的是「日式言論自由」所包含的獨特結構性因素。
在日本，不管是中央政府部門還是地方大型企業，幾乎擁有一定公共影響力的組織都附有「記者俱樂部」這一獨特的機構。以大型報紙記者為典型的俱樂部會員日常駐紮在由這些組織無償提供的辦公室裡，而組織自身的宣傳或公關部門通常就在俱樂部的隔壁。一旦有固定的通氣會或臨時的發布會需要舉行時，組織的宣傳人員可以第一時間召集這些記者進行會議。雖然在不少國家都有類似記者俱樂部的機構，但基本上以社交為目的的它們和日本的俱樂部有著天壤之別。在很多情況下，沒有加入俱樂部的機構或個人無法參與到上述發布會中。而新會員的決定權又通常在保守的現有成員手中。從而，包括外國媒體、獨立記者或者越來越多的網絡媒體根本不具有向某些政府部門或企業進行提問的機會。
不可否認，日式記者俱樂部的存在有其積極意義。比如，總體上來說還是嚴格遵守報導原則的傳統報業能夠以理性的方式把信息傳達給國民，發揮過濾網的效用。而在諸如綁匪提出「報警的話就撕票」或恐怖襲擊等突發情況下，和公共機構籤訂「報導協定」的媒體可以把事件的負面外部性降到最低（由推理作家橫山秀夫創作且被多次改編成影視作品的暢銷小說《昭和64年》是了解日本記者俱樂部制度不錯的入門書。作家站在較為同情的態度描寫了地方警局的宣傳負責人和記者俱樂部的互動）。
雖然俱樂部成員本身也有著不同的立場從而可以確保報導的多樣性，但帶有強大封閉性的記者俱樂部仍然可能威脅到新聞的自由度。更進一步說，長期和被報導機構保持密切聯繫的俱樂部成員其自身的客觀性也十分容易受到影響。在過去幾十年，類似知而不報或者提前和機構串通好發布會問題的事件不時發生。在來自國內外眾多壓力之下，近兩年來不管是政府機構還是記者俱樂部本身都放寬了加入採訪的限制，可這仍然沒有徹底改變日本媒體界的整體結構。
而以《文春》為代表的日本周刊志則大多沒有獲得俱樂部的會員權。這一方面意味著它們無法在第一時間得到官方確定的消息，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它們不需要有關於報導的任何顧慮。少了被報導者或官方或私人的介入，才使得日本的周刊們得以更自由地發表不同於報紙等媒體的更為多樣的消息。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周刊們本身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這一制度的受益者。許多報紙記者無法報導的材料或不方便追擊的線索就可能被提供給相熟的周刊編輯。順著它們而摸到大料的周刊志自然也沒有太多的動機來攻擊記者俱樂部或花額外的力氣成為其中的會員。
周刊志的老齡化
穩坐多年銷量冠軍的《文春》也不是沒有任何隱憂。近年來，有「啞炮」嫌疑的報導時有發生，甚至連雜誌自己也不時成為被競爭對手們「炮擊」的對象。
但除了這些零散的不和諧音之外，包括《文春》在內的日本周刊志不得不面臨的更大問題還在於產業整體無法停止的萎縮。銷量在上世紀90年代曾經高達70萬的《文春》在本世紀初縮小只有50萬左右。去年，這一數字更是直接跌破了30萬，而這曾經是判斷一本周刊志能否存活的生死線。銷售的王者尚且如此，更小的雜誌所面對的艱難現狀也就不難想像了。隨著年輕人的注意力被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所吸引，紙媒本身存在的意義似乎也開始受到質疑。
面對這一現狀，日本周刊志們的應對方法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雜誌直接把自己定義為「老年志」，通過加大相關報導的比例來吸引還會夠買雜誌的目標群體。比如《周刊朝日》從2009年始創造了「終活」的概念，並以此為主題進行了連載（「X活」是現代日語常見的搭配，用來指和某個主題相關的行事。比如和結婚相關的「婚活」、和健康飲食相關的「菌活」以及此處和葬禮相關的「終活」）。而從銷量來說位於第二梯隊的《周刊現代》和《周刊POST》在一段時間內都曾推出以「老年性生活」為專題的系列報導互相競爭核心讀者。
另一方面，以《文春》和《新潮》為代表的雜誌則仍沒有放棄自己作為「全年齡段」以及「綜合」刊物的身份。而它們所推出的吸引年輕人的手段則是加大對娛樂圈人物的爆料。對包括傑尼斯或者AKB在內的人氣偶像的系列「炮擊」可能是許多日本年輕人對《文春》的第一印象。2013年雜誌拍到的AKB組合成員峰岸南在男藝人家中過夜的獨家消息導致違反了「禁止戀愛」規定的後者剃了平頭在網絡發布道歉視頻。這一甚至登上了多國主流媒體的新聞可能是《文春》在千禧年後超越了它扳倒多位內閣成員而給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報導之一。
雖然這兩種應對策略不盡相同，但它們卻也共同體現了在網絡和高齡時代以雜誌為代表的紙媒社會角色的矛盾。概括地說，周刊志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否體現「public interest」：不管是年輕人想要得到的明星八卦還是老年人試圖了解的養生諮詢都是對雜誌盈利來說十分重要的「大眾興趣」，但如果媒體把精力都投入到這些歸根結底停留在私領域的話題上去而忽視了對國家權力的監督這一同樣重要的責任時，「公眾利益」要如何得到保障則被打上了大大的問號。而這可能比網絡的發展更能從根本上動搖傳統紙媒存在的核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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