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人無論走到哪裡，有八個字常在心頭迴響：自強，弘毅，求是，拓新。
這八字校訓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陶德麟擔任校長任內擬定的。陶德麟掌校時期，秉承這一校訓精神的武大師生團結一心，砥礪奮進，學校各方面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為武大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這只是陶德麟激蕩人生的一個截面。他的人生的每個節點都充溢著膽識與銳氣，體現出堅如磐石的信仰與執著。從青年時期求學開始，他的一生都紮根於珞珈山，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和研究，把一生心血奉獻給了黨的理論事業和教育事業，將個人的學術生命與國家民族的命運融為一體。
5月24日，陶德麟因病醫治無效在漢逝世，享年89歲。這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教育家，生前曾說過：今生能做的就是和恩師李達一樣，致力於「讓馬克思主義說中國話」，如果有來生，我還願意做一名哲學教師。
執著於真理，堅守學者的本質
——師從李達，勇於發聲，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真正的學者，心中都有兩盞燈，一盞是希望的燈，一盞是勇氣的燈，有了這兩盞燈，無論在多麼艱難曲折的道路上，他都會舉燈一路向前。
陶德麟與哲學結緣，離不開一個人：李達。1952年2月，李達同志就任武漢大學校長，親自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當時陶德麟是大四的學生，奉派為李達整理講課記錄，成為李達的得力助手和學生，畢業後留校任教，從此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終身職業。
「馬克思主義不是飯碗，而是武器。搞馬克思主義的人不能像擺攤子的小販，天氣好就擺出來，天氣不好就收攤子。」李達的肺腑之言和言傳身教使陶德麟深深感動和折服，也激勵著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事業奮鬥終身。
1961年，李達受毛澤東同志委託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指定由陶德麟執筆。1965年冬，38萬字的上卷《唯物辯證法》送審稿完成。正當他繼續編撰下卷《唯物史觀》時，「文化大革命」爆發，陶德麟被打成「李達三家村黑幫分子」，陷入了長達八年的批鬥、侮辱和勞動改造。
「文革」結束後，陶德麟懷著滿腔熱誠，迅速投身黨的理論事業。1978年，他全身心參與了反對「兩個凡是」的理論鬥爭，在大會上作專題發言《關於真理標準的幾個問題》，以極大的理論勇氣旗幟鮮明地批駁「兩個凡是」，論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在同年第10期《哲學研究》上發表，他也因此被理論界稱為「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領路人」之一。
在出席真理標準討論會期間，陶德麟向中國社會科學院提供了毛澤東主席當年給李達同志的三封論及理論問題的信，經黨中央批准後在《哲學研究》首次發表，對當時促進理論是非的澄清起了重大作用。
武大哲學系畢業生、原校黨委副書記駱鬱廷教授說，「陶先生追隨真理之心不曾動搖。他的信仰從不因客觀環境的變化、別人的閒言碎語甚至打擊而改變。這種因真理而生的浩然之氣，使他敢於為國家、為人民、為時代發聲。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有此情懷。」
執著於創新，堅守學術的本質
——愛智求真，關照現實，讓馬克思主義說「中國話」
幾十年來，陶德麟傾心於聯繫當代實際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黑格爾說過，『我也在力求教給哲學說德語』，我們也必須教給哲學說中國話。」陶德麟認為，正因為八十多年來我們致力於「教給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以新的內容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它才成為中國人自己的哲學，才在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發揮了如此巨大的作用。
在陶德麟的學生、武大哲學學院教授汪信硯看來，「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陶德麟先生學術研究的根本旨趣，他的學術探討無不體現著這一致思旨趣。」
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陶德麟始終堅持黨的理論創新到哪裡，自己的學術研究就到哪裡。進入新世紀，陶德麟理論探索的重心轉向對習近平同志重要講話精神的學術闡釋。他以人們喜聞樂見的語言，宣講傳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起時代的強烈共鳴。
為了心中堅如磐石的信仰，陶德麟奮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我們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僅是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在新時代我們面臨的是中國社會的實際，所以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特別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研究就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服務的。」
因為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方面貢獻卓著，陶德麟被學界同行譽為「我國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最前沿的、最有影響的前輩學人之一」、「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傑出代表」。
執著於責任和愛，堅守教育者的良知
——篤志育人，春風化雨，發掘學生個性和長處因材施教
陶德麟一生追隨黨的教育事業。從1953年留校執教到2018年從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的崗位上退休，他在武漢大學工作達65年之久。在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學科發展和管理工作中，他表現出非凡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師德。
學科的發展往往是幾代人積累而成。陶德麟是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國家重點學科的創建者，主持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科建設長達40餘年，帶動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學術人才迅速成長，使他們不僅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忠實踐行者，更是孜孜不倦傳遞真理的播火者。
武大哲學學院教授何萍是陶德麟的第一屆博士研究生，1988年畢業留校任教，一直在陶德麟身邊工作學習，已有30多年。
何萍回憶起，去年在恩師家裡，陶德麟憂心地說，學術界對20世紀50年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一些誤解，如果再不清理出來，就再也無法還原真相。「他一邊吸氧，一邊講述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緣起、主導思想及編寫過程，並提供了搜集資料的線索。」這一幕，激勵著何萍矢志不移地完成導師的遺願。
陶德麟喜歡和學生們在一起，幾十年來一直堅守在教學前線。作為教育者的陶德麟，留給後學的印象：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汪信硯講過一個故事。1982年，他讀大三，與幾個同學飯後散步，其中一位提議，「陶先生是我們系最有名的老師，我們聽過他的課，但沒和他交談過，不如現在去他家請教吧。」於是四個年輕人敲響了陶德麟的門。
陶德麟熱情地將他們迎進門。師生幾人在陶德麟家狹小的客廳裡促膝長談，不知不覺兩小時過去了。這段「貿然拜訪」的經歷讓汪信硯對陶德麟頗為神交，促成了後來幾十年的師徒深情。
陶德麟強調「不拘一格育人才」。他說：「人才不是工業產品，不能按統一的工藝流程和統一的規格模式批量生產，千人一面，必須因材施教，使他們各有個性、各有所長，千姿百態，群星燦爛。」他十分重視德育工作，要求恪守為人的大「格」，把德育放在首位，高度重視古今中外優秀文化的傳承和創新，並且這種傳承創新落實到培養對象身上。
「陶先生很保護學生，從不給我們貼標籤，從未讓我們尷尬，卻恰如其分地促人勤學自省。當我成為教師之後，才知道這樣做有多難。」陶德麟的首屆博士生、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馮平如是感嘆。（中國教育報-中國教育新聞網記者 程墨 通訊員 肖珊）
作者：程墨 肖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