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都市報記者今日剛剛從武漢大學獲悉，我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武漢大學原校長陶德麟教授，今日下午因病醫治無效，在武漢逝世，享年89歲。
陶德麟1931年生於上海，祖籍武漢，是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荊楚社科名家、武漢大學原校長、武漢大學資深教授。
1978年，陶德麟教授奮力投入反對「兩個凡是」的理論鬥爭，參加真理標準大討論，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
陶德麟教授的得意門生，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何萍告訴記者，陶德麟教授一生奉獻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近兩年身體狀況不佳，仍筆耕不輟，還出版了兩部著作。
何萍教授回憶了去年8月，她和陶德麟教授的最後一次當面交流。「他有慢阻肺的老毛病，在家中要經常吸氧，那次會面他戴著氧氣管，和我談了兩個多小時。」何萍教授說，陶老師講到中國上世紀50年代就在努力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但那段歷史被誤解了，他希望何萍和其他學生能接著研究想去，讓事實說話。
何萍教授說，疫情期間，陶老也十分關注舉國抗疫的進展，曾打電話跟她說起，自己的外孫女成為了抗疫志願者，全家都為她感到自豪。前陣子，陶老看到武漢疫情好轉，還在視頻通話中說：「這是武漢的勝利，更是全黨、全國的勝利。」
陶德麟一生都在探尋真理陶德麟1949年考取清華大學和武漢大學等校，入武漢大學經濟系學習。1953年畢業留校任李達教授科研助手，1956年重建武漢大學哲學系後到系任教，先後為本系本科生和全校研究生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
1961年李達同志受毛澤東同志委託撰寫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指定陶德麟為主要執筆人。「文化大革命」中受「李達三家村」冤案株連，被打成「黑幫分子」，在農村勞動8年。1974年回到教學崗位。1978年奮力投入反對「兩個凡是」的理論鬥爭，參加真理標準大討論，先後在《哲學研究》《光明日報》等刊發表《關於真理標準的幾個問題》《邏輯證明與真理標準》《不能用專政的辦法解決精神世界的問題》等論文，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
1980年,陶德麟主持編寫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隨後參加《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的撰稿和編輯，任辯證唯物主義部分副主編。1982年任教授。1984年1月批准為博士生導師，在武漢大學建立馬克思主義哲學博士點。同年任哲學系系主任。
陶德麟於1992年至1997年任武漢大學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自1985年以來擔任了多項學術兼職。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和召集人，國家社會科學「八五」「九五」規劃哲學評議組副組長，全國博士後管理委員會第4屆哲學專家組召集人，全國高校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和哲學學會會長等。
積極投身真理實踐標準大討論「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兩個凡是」的戒律成為阻礙撥亂反正的政治柵欄，「文革」的理論基礎並沒有被觸動，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1977年，陶先生應邀赴北京參加紀念《實踐論》和《矛盾論》發表40周年的理論討論會，與理論界的一批同志達成了一個重要共識：「文革」的悲劇能持續十年之久，主要是由於在真理標準問題上以「語錄標準」和「權力標準」取代實踐標準。不徹底摧毀這一哲學基礎，恢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根本原理，實現撥亂反正將寸步難移。這批理論家決心衝破羅網。
《光明日報》評論員文章率先鳴炮之後，1978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理論與實踐問題研討會」，開始了真理標準大討論。陶先生應邀作了大會專題發言——《關於真理標準的幾個問題》，以極大的理論勇氣旗幟鮮明地批駁了「兩個凡是」，論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在《哲學研究》1978年第10期發表了同名文章。會議期間，他還向《哲學研究》編輯部提供了50年代毛澤東主席致李達先生三封信的複印件，經中國社會科學院報請黨中央批准，在同年《哲學研究》第12期發表，全國各大報刊轉載，對於破除「兩個凡是」、明辨理論是非起了促進作用。
參加真理標準討論會歸來，陶先生感到如同從囚籠走向了曠野，情不自禁地揮毫寫了一首《西江月》：山外驕陽暗下，林間好月初懸。微風過處聽鳴蟬，一派清光如鑑。回首人間顛倒，消磨多少華年。憑他滄海起狂瀾，我自冰心一片！
當時有些學者雖然也反對「兩個凡是」，但在理論上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命題尚存有疑慮。陶先生深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不是只需要「恢復」的「常識」，而是需要從學理上進一步周密論證的命題。為此，他又在《哲學研究》等刊物上，連續發表多篇文章，並在全國作相關學術報告20餘場，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了令人信服的科學論證。他的《邏輯證明與真理標準》一文在發表14年後獲國家教委首屆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勇於求索實踐中的重大理論問題真理標準問題本身就是新時期中國實踐中湧現出來的重大理論問題，但陶先生對現實實踐中重大理論問題的自覺關注和探索遠不止於這一問題。幾十年的經歷讓陶先生始終堅信：哲學其實是被某些哲學家從「地上」搬到「天上」的，我們應當讓哲學從「天上」回到「地上」來。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陶先生在勇敢探索真理標準的同時，還以極大的理論勇氣對「雙百」方針後來執行的實踐進行了深刻反思。他認為：「雙百」方針提出的初衷完全正確，但後來由於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的社會主要矛盾的估計發生了偏差，以致這一方針的理論基礎也發生了偏差，變成了片面強調「階級鬥爭」的理論，這在實踐中產生了負面結果，不利於實現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目的，「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應該引為鑑戒。為此，他先後在《光明日報》和《求是》雜誌等報刊上發表了系列論文，既有力地批駁了在真理面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沒有平等可言的錯誤教條，又維護了「雙百」方針應有的科學涵義。
在真理標準大討論十年之後，鄧小平提出了「生產力標準」的論斷，1992年又提出了「三個有利於」標準的論斷。對於這幾個「標準」之間的關係，理論界有各種不同的解讀。為此，陶先生發表了系列論文，對生產力標準、「三個有利於」標準及其與實踐標準關係作了系統闡釋。
20世紀80年代中期，針對當時人們在道德原則上的困惑，陶先生對於改革開放中應該堅持什麼樣的道德原則問題作了深入研究，闡明了道德觀念要適應經濟體制改革要求的道理。陶先生還主持完成了我國首部專門研究社會穩定的專著《社會穩定論》，對於為什麼要保持社會穩定、應該保持什麼樣的社會穩定以及如何保持社會穩定作了有益探索。
由於陶先生對中國實踐中提出的諸多重大理論問題的研究產生的廣泛社會影響，陶先生也被稱讚為「我國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最前沿的、最有影響的前輩學人之一」。
不能唯別人的馬首是瞻陶先生認為，中國道路是中國人在解決中國問題的過程中自己「走」出來的。因此，他傾力探索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李達先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傑出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論探索對於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具有積極貢獻。陶先生兼任李達先生學術助手達13年之久，曾執筆撰寫李達先生主編的《唯物辯證法大綱》，著力闡述了毛澤東對唯物辯證法的獨特貢獻。「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人，不能像擺攤的小販，天晴了就把攤子擺出來。天氣不好就收攤子。」李達先生的這些話，陶先生一輩子都銘記在心，也經常用來教育學生。
陶先生善於用人們喜聞樂見的語言闡釋深奧道理，他多次尖銳地批評「用漢字寫洋文」、艱深晦澀、故弄玄虛的文風是一種病態。他借用黑格爾當年說過的話，「一個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語言來習知那最優秀的東西，那麼這東西就不會真正成為它的財富，它還將是野蠻的。」「我也在力求教給哲學說德語。」陶先生認為，我們也必須「教給哲學說中國話」「讓馬克思主義說中國話」，也就是不停頓地把馬克思主義與發展著的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從當代中國的實踐出發自己提出問題，自己解決問題，以中國人喜聞樂見的形式表述問題；我們當然必須有世界眼光，有海納百川的胸懷，世界文明大道上一切有價值的成果我們都必須善於借鑑，但又必須有自己的「坐標」，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外國理論奉為圭臬，唯別人的馬首是瞻。
陶先生強調說，正因為九十多年來我們致力於教給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以新的內容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它才成為中國人自己的哲學，才在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發揮了如此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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